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壮大，一些小城镇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未来5-1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城市化迅速扩张时期。按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城市化将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
城市化是涉及几亿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在工作部署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目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存在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的偏差，城区规模扩张过猛，拆迁规模过大。全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不少城市规划缺乏特色，甚至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大量因城市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没有着落，进城农民不能长期稳定留居的问题也很突出。这不仅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稳定，目前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是和城市化的盲目扩张有关系的。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认识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如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使之都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如何做到城市的空间布局更为合理，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发挥城市功能？如何根据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城市化目标和政策？等等。
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关键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据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绝大部分处于流动不定状态。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业。要对行之多年的城乡隔离政策进行清理，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条件，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同时要引导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秩序。这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影响需要观察和研究。可以肯定，这样做有利于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的文明发展，人力成本的提高，客观上或许会对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和畸形发展起到某种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解决进城务工农民户籍问题简单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不必要固定在城市的。例如，建筑工人客观上具有流动性，北京奥运建筑高峰过后不少建筑工人是需要转移到别地的，固定户籍的办法会限制流动性，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二是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目前全国完全失去土地或者人均耕地0.3亩以下的农民多达4000-5000万人，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其中2942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完全失去耕地的占43%，耕地被征占后收入下降的占46%。失地农民每年增加的数量以二三百万计，补偿费用过低而且会坐吃山空。廉价征用土地，“以地生财”、“以乡养城”成为原始积累的新形式。矛盾在日积月累，有的地方酿成严重社会不安，现行土地政策和制度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安定失地农民，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必须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在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能放松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即使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至少还有7亿，2020年至少还有5亿，仍然是个庞大的人群。“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粮食生产问题，现在不仅要解决全国十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要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全国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如何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有的经验还不能提供完整而清晰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