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老师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二十年来，面对国内一些重大问题和思想界对一些复杂问题的争论，我们总能看到秦晖老师独到的有创见的分析。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历史到思想文化，一个问题只要受到他的关注，哪怕在他兴趣的边缘，他所贡献的成果都是不可替代的。他的视角总是与众不同，常语出惊人，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思想有很强的穿透力，一个看似十分混乱没有头绪的问题，在秦晖老师理性的解剖刀下，就立刻条分缕析、一览无余，常令人感叹：他的分析如此的入木三分，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我很高兴看到这部《共同的底线》问世。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我想就书的题目所表示的问题，也就是主义之争、左右之争和秦老师所说的“共同底线”的问题，谈一些我个人微不足道的想法。
“左”“右”概念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人们以一种表示空间方位的术语，来表达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势力、立场或态度的分化，表达在思想界的分化与斗争中，不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分布和相互关系，也就是用左和右的简单概念，来形象化地标示出政治和思想的谱系。这样一种表达非常有用，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二百多年来，大家就一直延用了下来。但这两个术语并没有固定的内容，也不特指某类人。二百年前法国大革命时候的左右派和今天的左右派，虽然有某种继承性，但它的内容和主体都在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两派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原来的左派可能变成右派，右派可能成为左派。但左右派却一直存在。中国今天的左右派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假如说，我党如果有决心有能力把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右派解决了，那左派又会分化出右派。同样，如果出现什么环境或条件的变化，左派不存在了，右派里面也会再分化出左派。左派和右派又会在新的基地上展开竞争。左与右的区分，在内涵上具有相对性，其实质是一种功能性的分化。
就我看到的而言，无论对西方还是中国，秦晖老师分析的焦点都是经济问题，其主线是对经济学界争论的回应。他采用的是一个水平的轴线，即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左派和右派之争。但是，如果用这样一个水平轴线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就有些不够了。
自7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发现，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上以一个水平的轴线来区分左派和右派、极左极右、中左中右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于西方社会。在这个水平轴线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垂直的轴线。这方面研究的先驱和代表，就是密西根大学的英格尔哈特教授。他在70年代初就声称，西方文化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就是由物质主义（Materialist）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的转变，后来他又称为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从那之后，他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个转变的存在。著名的“欧洲晴雨表项目”(the Euro-Braometers)，自1970年开始，定期调查欧洲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后来又有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从1981—82年开始，将这个调查扩展到世界上数十个国家，跟踪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调查都证明，这个转变是存在的。以住经济匮乏的时代，人们最关注经济收入和经济安全，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政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从生存价值观转向幸福价值观，即其优先价值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生活质量问题，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问题。
传统的西方左右派之分的焦点是经济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等，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了阶级的分化、阶级的竞争。党派之争背后是经济利益、阶级利益。但是，新趋势出现了，一种新的两极分化的轴线出现了，这是纵向的、垂直的轴线，它的焦点是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原来的经济问题仍然存在，但西方社会原来主要是一条水平的轴线分割了社会，现在是两条线了，增加了纵向的垂直轴线。现在分析西方社会分化，分析类似选举这样的问题，需要同时考虑这两条线，将两条线综合起来。
价值观念的变化，带来西方政治议题的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后物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价值取向变了，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新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分化与冲突，出现了新的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在经济安全、物质生活有保证的条件下长大的，在福利国家的呵护下长大的。如今，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就是说，在人均收入达到三、四万美元这个水平上之后，再增加一万美元对他的意义没有原来那样大了，而生活的其他的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福利国家、国家干预，都达到或接近达到一个扩张的极限。当政府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5%的时候，它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于是，在这方面的争论也远不如50--80年代那样激烈了。
新的价值取向或优先价值的变化，亦即后物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政治议题，像环境问题、种族(欧洲是新移民)问题、妇女权利和地位问题、性别角色与性道德（[离婚、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等）问题、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问题、公众参与（公共领域、企业、NGO）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围绕新的政治议题产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轴线，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轴线，这是与传统的水平轴线相交的纵向轴线。由价值观念的分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出现了新政治（new politics），新政党。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我们就不能再用一个水平的轴线来区分左右了。西方出现了新的左派，其载体或者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左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现在，虽然大量的蓝领工人还是左派，但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左派的行列。这是出于他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经济地位。出于后物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产生的政策上的要求，大多属左翼的，但钟情这种左翼政策的，许多是中产阶级。因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的基本条件是解决了物质匮乏，不存在衣食之忧，从而产生更高层面的精神性、文化性的需求。这主要是中产阶级。
今天西方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其实是由两个轴线综合起来度量的。按水平轴线，即经济轴线，有传统的左派右派，现在恐怕应该再加上纵向轴线，也许可以称南北派或上下派。比如在法国，分布在水平轴线上的是，自左至右：共产党—社会党---UDF—RPR；纵向轴线上的是，自上向下：生态主义党---民族阵线党。在德国，水平轴线的分化是，自左至右：左派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纵轴是，自上而下：绿党----共和党。今天的左派，应该是传统左派加上上派或北派。
在这里我想再多说两句。西方发生这个变化，使他们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些年来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危机从这里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追求物质产品的欲望的降低，对精神性需求的提高，使他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效率受到削弱。我们观察到，西方人变得不那么勤奋了，追求更多的休闲和娱乐，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包括福利国家的水平，却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至少要保持现有水平。当他们面对着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几亿经济动物，在金钱的刺激下，开足马力，拚命地生产着天文数字的物质产品时，他们如何来竞争呢？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好比我们中国历史上，在宋朝的时候，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发展得那么成熟，实行文人政治，人们过着比较安定的、优雅的文人、市民式的生活，野性开始消退。但是，当他们面对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竞争的时候，他就完蛋了。那么，今天西方人在走向后现代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的竞争，他们的竞争力就显得捉襟见肘。这就是他们产生危机的一个原因，也是西方文明面对的一个危机。
当秦晖老师的分析涉及到国内的左右之争时，情况就更复杂了。如果说西方不是一个水平的直线，而是一个十字线。中国甚至不光是一个十字线，能不能说是若干个十字线的交叉、重合？就是说，可以用多个维度来区分左和右。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区分显然是不够的，甚至以经济问题为主线、主轴来区分，在一些场合也是不够的。比如，我想，如果考虑法学界的左派和右派，恐怕就不能这样来区分。识别法学界的左派和右派，可能一头是主张西方式的法治、或者现代的法治；另一头是拥护传统的人治。政治学的左和右也不简单的是一个经济问题，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问题，它要复杂得多。
我以为，中国当代的左派和右派是两套价值体系，其核心的区别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的区别。左派是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右派是个人主义的。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东西，它能统领起双方在很多领域的分歧。我们知道，像韩德强前一段时间曾说过的：大象走过去踩死几只蚂蚁又算什么？这是左派价值观的一个经典的表述。一个著名的法学界的左派学者甚至在某个场合讲，将来恐怕要重新评价希特勒。按他们的观念，为了国家、为了整体、为了民族，个人的牺牲都是应该的，对个人的侵犯、迫害，即使是成千上万的个人，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可以宽容的。而右派是自由派，他们更注重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在这两种价值观之间，如何找到共同的底线呢？秦晖老师讲的“共同底线”，从其基本倾向上说，仍然是右派的，是右派向左派递出的橄榄枝，但左派中很多人不会买帐。
通常认为，左派将平等置于较优先的位置，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抵抗权贵。但是在中国，左派只是喊一些空洞的平等口号。他们控诉右派为权贵服务，这在经济领域或经济学界，或许有点道理，因为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学者较热衷于市场。但在其他领域，就显得很荒唐了。人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社会，真正站出来实实在在为弱势群体做事的反倒多是右派，包括贺卫方这样的大右派，在司法领域里，不遗余力地为弱势群体维权。那些维权律师在做什么？他们中有几个是左派？像于建嵘那样的人，为农民、工人、上访者、被拐卖儿童的权利呕心沥血、实实地地做事的人，是左派还是右派呢？许多左派倒经常为压迫和侵犯弱势群体的权力背书，以冷血的态度面对弱势个体的遭遇。
左派和右派对社会压迫、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地位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解决途径。双方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在左派的头脑中，是一个笼统的弱势群体，他们寄希望于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这使他们支持薄熙来那样的劫富济贫。右派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没有权利。没政治参与权，没有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如果这些弱势群体有了这些权利，比如他们有了选票，他们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境况。我们从西方的历史中就知道这个道理。西方资本主义一旦和民主结合起来，建成民主资本主义，就必然走向福利国家，弱势群体的地位必然上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是生存竞争、丛林法则，但是，资本主义在初期就建立了政治民主，这个民主不断扩大，直到实现普选权。当每个人都有了选票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手里的选票来改变市场的规则，使其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人道精神。所以，制约市场的是政治民主，民主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福利国家，走向今天北欧那种民主社会主义。人们看到美国与北欧的不同，秦晖老师的书里也反复提到瑞典与美国的对比，谈到前者有更多的福利，后者有更多的自由。但在我看来，美国也在朝瑞典方向走，大势所趋，只是个时间问题。
左派和右派在国际问题上、对外关系问题上也是对立的。刚才钱理群老师讲到，要重视中国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这的确是重要的问题。在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左派，大部分在国际问题上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国内的左派立场和国际问题上的激进民族主义，两者有共同的思想根基，即整体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右派一般持一种公民民族主义或宪政民族主义的立场、非战主义的立场，他们更关注国内民众的自由、权利和利益，甚至希望通过改革国内的政治和政策，来化解国际上的一些麻烦、外交上的一些麻烦。
我们还能观察到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的另一个区分，即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派、权力派。他们不一定有固定的立场，如果官府的态度、立场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会跟着变。也许有时慢半拍，但很快就会跟上；也许有龃龉，但毕竟是一路。在他们看来，政府总是对的、或者基本是对的。左派对权力的依附是很明显的。右派基本上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与权力对抗。批评、监督、对抗权力，这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功能。这个职责在西方常是左派来承担的，在中国却主要由右派来承当。当政府解决了一些问题后，右派又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批评政府，让它再去解决更新的问题。
可见，两派对权力的态度，对权力的独立性不同。为什么左派成为官派、权力派？右派成为反对派？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信息来源是不同的，由此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是不同的。两派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官方长期的、有组织的、系统的宣传教育，一个人能够保持多大的独立性？中我们可以看，右派一般是较为独立的人格，有人甚至具有叛逆性格，他们能够比较彻底地摆脱官方的宣传教育、能够自己获取多元信息、保持独立的判断；左派多属于依附型人格，是较多依赖官方的信息渠道、受官方宣传教育影响比较深的那些人。
所以，在当代中国，人们习惯上指称的左派和右派是多维度的区分，是一个很难理得清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不同角度来考察分析。秦老师的研究，从他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只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请秦老师和各位学者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