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6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袁庾华先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主未来》的演讲。本稿是袁先生讲演的主要观点 ，他本人对此稿作了修改并确认。有关袁先生在讲演后和同学们广泛交流的详细内容。有待录音稿的文字整理后再作介绍。袁先生讲演的主要观点有：
袁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近几年众多学者对中国（本文仅指大陆，下同）当代思潮的著述。也介绍了他本人参与的郑州思想沙龙，这是近18年来中国民间唯一有左、中、右各种思潮经常直接交流的平台。从这个沙龙到全国各地各派各家思潮观点琳琅满目，“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重要的是一些思潮已经不是停留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而是直接进入了广泛的基层社会。
近十几年来，被外媒称为“海德公园”式的政治广场已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各种思潮、观点在这些地方的传播、争论经久不衰。以纪念毛主席、批判腐败社会的广场集会为主要标志的“毛主席热”，十多年来持续升温，已发展到几百个城市和更广泛的农村，许多集会的规模都达到成千上万人。另一方面，今天在全国各地“散步”式的游行示威、“同城饭醉”式政治集会等多种新形式层出不穷。一些反腐维权活动越来越多的取得了各种思潮的一致支持。袁先生说，今天中国的这种政治热潮，尤其是它的广泛性、持久性是文化大革命后仅有的社会现象。
袁先生说，但是近几年来，在几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中，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极其混乱的状况。也叫“中国特色”吗？最突出的特点是“左”不像左，“右”不像右。同学们都熟悉，政治和社会思潮中的左派、右派概念源自法国大革命，只要有基本相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尖锐的状况，那么，改变或维护其体制、利益格局和秩序、就是左右派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今日中国，一些自称“左派”的人却在充当“保”的角色，另一些要求改变体制，并在揭批社会的黑暗、为下层维权活动中充当应属左派社会角色的人却自称“右派”。这种状况严重的扰乱了社会上大多数中间群众的思想，使本来应该清晰的政治观念模糊化了，海外从事民运、共运、工运和各种社会运动的人们，在这种“中国特色”面前都目瞪口呆。
袁先生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潮中，有三股较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势力，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诉求。其他思潮，如“新左派”、“新儒家”，目前还只活跃在学术、文化范畴内。
三股政治势力分别是：
权贵集团，其社会基础是相当多的高官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以及附庸于他们的文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商勾结的高层化、一体化。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体”，改革中产生的大资产阶级基本上都有相当深的官场背景。这股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就是稳定他们的既得利益及其利益格局的秩序，这恐怕是他们几千年难遇的社会状况；
自由派，其社会基础是多数中国式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前者仅以职业、车子、房子为标志，后者是以学历和职业为标准。中国现有1.3亿人拥有高等教育的文凭，其中至少有80%以上是受自由思想派影响的，而他们所从事的知识职业还能影响更多的人。自由派的政治诉求就是要走美英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道路，即“西化”；
毛派，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大多数下层、底层劳动人民，以及一些受马列主义、毛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小官、爱国进步的中小企业家，相当多没有改变信仰而又无能为力的普通党员。毛派的政治诉求是、重新走上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被称为“毛化”。
上述三股势力中的每一股势力，都是其它两股势力的敌人，三者的相互斗争，构成了一个三角鼎立的态势。尤其是后两股基本上没权也没有多少利的势力，却都把在野的另一方价值观树立为自己最主要敌人，从而两面受敌。对于今天社会的腐败、黑暗现状，一个硬要栽到已故几十年的毛主席身上，一个全赖到国外尤其是美国那里。双方实际上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一起转移了全社会对权贵集团贪腐罪行的视线，用文革中的话说，就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什么，一年几十万起“群体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激化，“裸官”的普遍性以及以他们为“靠山”的资本家演艺界名星都在“移民”，所表现出来的权贵集团的恐惧，然而至今却有他们意想不到的“稳定”，其症结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正是这两派相互的纠缠（甚至为消灭对方、乃至自己阵营的不同意见的人而不惜勾结权贵。或者有理由怀疑，这本身就是权贵集团有意设制的乱局），才真正支持了权贵集团的稳定，或者说，今日权贵有恃无恐的横行，就是因有“左”右之间的互相树敌。试问，什么小“汉奸”，他有权力卖国吗？即使是个别大汉奸，他个人能够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吗？什么“毛愤”，他欺压你们还是欺压老百姓了？！所以，可以不客气的说，双方不顾大局的相互争斗，已经成为阻碍今日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公害 。
三：两派的误区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袁先生认为，自由派和毛派之所以如此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纠缠不休，是各自存在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概括起来说，不少自由派纠缠历史，恐惧毛泽东和文革。一些所谓的毛派反对政改，恐惧民主和美国。
自由派焦点就在毛泽东，突出其所谓的“残暴”、“专制”。去年一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维权人士来郑，我们见了面，对于他为下层群众所作的维权活动，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自我批评。但是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误区使我十分的惊讶！他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批示杀人，杀了多少多少万。而实际情况是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没有批示杀任何一个人，这是在场的其他年纪大的自由派人士也认同的事实。自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中，毛主席反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横竖不杀”。可能使这位朋友不敢相信的是，正是文革中的1968—1969年全国贯彻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经验”，砍掉了一大半监狱、劳改队，正服刑的上百万犯人回家接受“群众专政”。也正是那时，就已经撤销了劳教所、强劳所和少管所。当然，文革、尤其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是杀了许多不应该杀的人，那主要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为打击跟随毛主席造反的人滥杀的。就像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所说的那样：打着B52（指毛主席）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
至于文革初期对毛主席狂热的崇拜是有其时代背景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由于中央书记处扩大指标后各级党委追加的几十万“右派”造成的扩大化，形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高压现象：反对任何一个党员就是反党，反对任何一级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会被送去“劳动教养”或打成“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毛主席语录》和任何一级领导（从班组长、生产队长到省，市长、中央领导）辩论，可以批判他，可以喊打到他，可以夺他权。就是说，用崇拜毛主席一个权威，打倒了直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级权威，自己“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代替了别人强加的“党领导一切”，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解放啊！就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帝就在你心中，不需要各级主教、神父做中介。
那么又为什么恐惧文革呢？从“民主墙”、“学潮”至今，几十年的任何民权运动哪一个不带有鲜明的文革痕迹。尤其是上世记八十年代末学潮带起的下层伟大的群众运动，高举的是毛主席的画像、高喊的是打到D和“官倒”、用的是大字报和大辩论。对此，无论是当年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或者我们基层的造反者，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么！所谓对文革的恐惧，说到底是怕“暴民”、是自己幻觉中的“暴民”。从文革、“学潮”至今的中国有这样一个特点：“政治动乱”时社会治安反倒特别的好！象瓮安这些一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哪一个抢了老百姓的东西，烧了平民的房子？这是那些“文明国家”同类的骚乱事件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文革的遗产，叫“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就“毛派”来说，你为何反对政改呢？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的《宪法》、1975年《宪法》，其中那一个政改不比改革后的政改幅度大，整个毛泽东时代，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就是不断的政改。至于向右的政改，我们还真想象不出、一个比我们现在还右的政改后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以苏俄为例，所谓的“巨变”后，仍然是免费医疗、教育，有房可住，养得起老。苏共垮台了，也没有杀、抓革命者。当时苏联的人民，又为什么要去做保卫”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的“男儿”？！如果说苏俄有过去的经济基础，那么，再以比我们穷得多的印度为例，他们全社会还有低标准的免费医疗。难道我们拿着已完全官僚资本化的所谓“国有”、“公有制”符号给自己“画饼充饥”么？
毛派也不应该怕民主。所谓毛派，本身就是文革大民主的产儿，大民主是其天然优势。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难道比没有民主还要坏么？毛主席当年和蒋介石作斗争使用的民主武器，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罗斯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说，毛主席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美国也没什么什么可怕，它更讲实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留在那里的唯一外国大使馆，就是美国的。只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国务院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决策。前埃及、突尼斯政权本来就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他们一旦被证明是失去民心（遭大多数人反对后），美国照样“落井下石”将他们踢出去，哪怕以后的新政权难以捉摸。
袁先生说，总结起来，一些自由派和所谓毛派，一个怕回到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一个怕走向“普世价值”的未来，为此无休止的争斗却稳定了最需要改变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向广大老百姓，他们的大多数一是怀念毛主席，二是认为今天的腐败是因为“一党专政”，无论他们的表达是否正确、准确，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民意。也就是说，你非要去反毛反民主就站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也便自己钻进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四：两派对权贵集团和民主的共识，是民主进程的关键
袁先生认为，今日中国向任何方向的政改都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多年来上层反腐的调子一届比一届高，腐败的发展则是持续上升连曲折都不会出现。下层要求民主的呼声来越来越强烈，却至今怎么也看不到希望。
著名学者张宇燕在回忆他的导师奥尔森（和刚去世的布坎南都属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相同于毛主席的“七、八年来一次”时，曾说了他自己这样的看法：文革结束时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团，走什么路，做什么事都是阻力最小的。那么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历史上的最大也最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个集团，自由派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用赵紫阳的话来说，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毛派称它是“官僚资产阶级”，就是毛主席说的“官僚主义阶级”和改革开放中生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表述、研究和对未来的设想不同。
袁先生说，两派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至少在今天也应该一致。如果说还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是毛派对民主的需求更强烈。
现在中国，还有一些类似于《南方周末》那样的、受自由派的影响的报刊，更有自由派职业影响的地方，例如学校。尽管也受到很大的压制，尤其是在和权贵集团的利益冲突中。而中国至少有上万种报刊，没有一家是受毛派影响的，两千三百所高校，毛派能登上的讲坛屈指可数。那么为什么毛派不更强烈的要求民主呢？！
无论是程序民主的选举权，还是大民主的广泛表达权和参与权，无论是对国家上层的民主选择权，还是在社会基层工作、生活中的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尊，今日中国只要是民主，我们都要。民主是斗争的工具，在现阶段的中国，它也是目的，没有民主，我们没有最低条件下的活动空间，没有民主，一切都只能在根本无法影响社会的小网络、小地方空谈。什么政改、革命，没有最低的民主条件，一切无从开始。尽管有了民主后又会有更多更新的问题，尽管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进步要求，但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一定是最坏的。——这应该是，也一定会成为两派的共识。
一个共同敌人——权贵集团，一个共同需求——民主，两派如能取得这两点共识，那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才有可能开始，中国当今社会的困局才能够突破。因为自由派和毛派是中国当代社会在野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的一致就是基本上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在社会的共识面前，包括权贵集团在内的任何其它力量都是阻挡不住的，
当今，正是由于势均力敌的这两派纠缠的分歧，因此，两派中的任何一派观点都不能代表全社会的民意，权贵集团才有空子可钻。前年，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说，“毋庸讳言，两派将来在争取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一定是对手，但不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谁都不会有未来”。未来两派的争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双方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五：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群众（公民）运动
袁先生说，两派中都有一些人一次又一次的寄希望于“党内改革力量”、“党内健康力量”，也都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失望。对毛派来说，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文革前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四清”运动，居然在当时的党风、社会风气是今天根本无法相比的条件下仍然搞不动。用毛主席的话说，没有办法，只好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一度全面砸烂了原有的党政体制，才有所改观。说明体制本身的问题仅仅在体制内是根本解决不了的。难道现在的领导人比毛主席更有威信、魄力，更英明、伟大？试图让大家相信，靠现在的这些人能够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是比“小儿科”还低级的欺骗。重要的还在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它的强大压力，进入体制的任何个人除了“作秀”有一定的自由度外，能起到（改变现状）的作用恐怕是微乎其微的，这个集团还有化一切神奇为腐朽的能力，它甚至有力量使进入体制内的任何人自己（当然包括家族）拒绝腐败都“难于上青天”！体制内如果真有改变中国现状的想法，他也只有寄希望于民间、 寄希望于社会运动对体制的推动。
一位自由派的学者说得好“除了民间，我们一无所有。”这些年，孙志刚、邓玉娇乃至乌坎这类事情的合情合理的解决，就是因为民众（包括各种思潮）表现出一致的力量。但仅仅这样得到的远没有我们同时在更广泛的不合理社会中失去的更多。必须依靠民众的联合力量，民众的运动（自由派叫公民运动，毛派习惯叫群众运动），首先取得最基本的民主条件，再根据群众的觉悟和要求，一步步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较为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
袁先生说，近几年他在很多讲座中经常引用51年前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毛主席说，从现在开始，50年内外到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是这个世界的政治制度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毛主席所说的政治制度，既包括中国现有制度也包括西方的。前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谈到西方困境时说，世界已进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就是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需要探索一条崭新的道路，什么“回归”、“回去”，什么“现成”、“照搬”，都没有出路，我们原有的经验和视野已经远远不够了。同时，中国当代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也将在又一轮新的“大动荡”“大分化”中“大改组”，一个共同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联合阵线，是能够突破中国当前困局的唯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