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指出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转型：从1840年到2040年，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强调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过大关。不久前，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南风窗》等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与吴敬琏力主市场经济转型不同的是，任·仲夷在这次访谈中着力推政改，称中国的这一关始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九十年代以降，中国建设越来越快。然而，我看到一个荒诞的现实，我们的改革与建设不是像人一样堂堂正正地过大关，而是像狗一样慌慌张张地钻火圈。
我所说的“圈”，主要是指利益集团掠夺与分利的行为。在这里，我仅列举两个“圈”例，包括持续十几年的圈钱和以致于天怒人怨的圈地。后者在狂飙突进的建设中派生出一场新的运动——圈山河，其背景亦可以理解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席卷天下。今日中国的政治，乐观而言，正在转型，假以时日，一切自然是要朝着好的方向去；若说悲观，中国改革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一场扣人心弦的马戏表演。一头野兽，钻一个又一个的火圈。如果政府和民众没有足够高的警惕，这不计其数的火圈完全有可能让我们的这场改革玉石俱焚。
首先说“圈钱”。说圈钱就不能不谈股市。中国股市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已经不是秘密。“庄家”操纵股盘圈钱、上市公司做假帐以及政府补财政窟窿等等消息让这个超级提款机原形毕露——它不过是为了利益集团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政府圈老百姓钱的工具。有资料显示，投资者在中国股市中的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从1992年到2004年的十几年里，沪深股市为1300多家上市公司筹集资金及为国家和券商支付的税金和佣金达1.2万亿元，而十多年来股市给A股投资者的分红派不过七百亿元。这个国家级的老虎机，一个集投机市、圈钱市、造假市、政策市、资金市五毒俱全的怪胎，惟一的效率就是跑马圈钱。买了股票分不到红，大家只盼着尽快脱手，击鼓传花，全民投机。2001年初，吴敬琏曾站出来批评中国股市。一时间“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的厉以宁、萧灼基等五位经济学家宣布中国股市“到了危急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这些有头有脸的资本红人，与庄共舞，像驯兽员一样玉树临风地站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望着中小股民往火圈里钻。在经济改革的宏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与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钱利益共同体”勿庸诲言。多数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给各级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官员们等股票价格涨起来后一抛售就凭空大发横财。及至萧条终于像梅毒一样缠绕着股市的花街柳巷，网络之上，立即哀鸿遍野。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像是唐朝末年的遗民，形容枯槁，怨声载道，只等着仁慈的官府开仓放救济粮。
记得上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路过巴黎时曾对旅法的学子们讲了段话，谁要想家，就到意大利去看看，那儿又脏又乱，去了就像回国似的。张校长若是今日路过巴黎，定会建议大家去摩纳哥。数日前我去了趟蒙特卡罗赌场，虽然只进去挥霍了几个欧元，感觉也像是回了趟国。老虎机从不拒绝穷人的钱财，中国股市同样不会嫌弃股民。与蒙特卡罗赌场不同的是，在中国，国家当老板，证监会做赌场经理，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作庄。吴敬琏说中国的股市很不规范像个赌场，结果引来一片打狼声，“一言毁市”云云。吴老知错就改：中国股市不是赌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但中国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还可以搞诈骗。”
再说“圈地”。 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当时英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大批农民无土地可耕，失去家园。无可否认，圈地运动正在中国重演。中央政府发现情况紧急，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去年8月，中央五部委甚至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至今未得到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风行于中国城乡的新圈地运动被海外媒体讥为“吃社会主义的散伙饭”。
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演讲中曾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烂了门槛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个经典的宪政寓言强调私有财产应受到至高无上的保护时，也宣示了宪政第一步是“关门大吉”。如斯汤达在《红与黑》里讲，监狱里最大的不幸，在于犯人不能把自己的牢门关上。监狱所以糟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囚犯出不去，二是狱警进得来。老百姓若守不住自己的房子，防不住拆迁队的大小干部，就和犯人防备不了狱警的袭击一样，至少算是半个囚徒。如果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守不住，谈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宪政，岂不是有些奢侈？保卫不了自己房屋的人，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银行家，当他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便会有人在外面凿门。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看黄碟案也表明，当房屋的插销权得不到保障时，夫妻的抽插权也得不到保障。
几年前，社会学家陆学艺老先生曾向我感慨，乡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被许多土地被父母官任意支配，“我们把不可再生的最宝贵的资源，委托给了一些最不可靠的人”。中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只让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所有权的缺失，使农民在乡下如在城里，都是无根的浮萍。凡县乡干部的车开进村子，他们就像鸡鸭一样扑腾到两边。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罗伊·普罗斯特曼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而这些资金足以建立农民社保体系。糟糕的是，如今地方政府官员公权私用无法无天，他们与地产商沆瀣一气，甚至使用暴力手段鱼肉乡里。出国之前，我曾在某县做过一次关于土地纠纷的采访，当地农民在路边搭了个帐蓬，轮流看守。帐蓬外高高悬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帐蓬里面则祭着一口空棺材。这次目击让我此后看到中国若干“圈地新闻”时常常胆颤心惊。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甚至“大学城”开始恶性膨胀，其后果是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再一次为中国的“现代化”买单。与之对应的是，2002年“富比世中国百富榜”上有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十名中七人有房地产业。中国房地产业暴利无限，地产大腕和被他们包养的记者专家天天在大众传媒上假哭真笑，恨不得房价能涨破楼上人家的天花板。有良心的朋友们只有摇头，今日房地产已经严重绑架中国经济，“一个完整的社会被分裂成两个房子”。
最后说说现在开始流行的“圈山河”。以江河为例，去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 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3000多座。勤劳致富是中国人的美德，然而眼下，GDP崇拜和拜金主义使中国的建设几近癫狂。据《经济半小时》报道，在四川石棉县全长34公里的小水河已建成的和正在施工的水电站竟达17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水电站。《中国经营报》曾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一文中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誓必无法挽回。
三峡工程让中国人从此告别了巫山云雨。如今，虎-跳-峡这个世界级的自然景观也要保不住了。据说按工程计划，2008年后这里将竖起一座近300米的混凝土大坝。汪晖等国内知识界人士已怒不可遏，纷纷起来签名。然而，知识界的力量总是令人悲观。马克思说农民是袋子里的土豆，解开绳子便滚得满地都是，没有一点组织性。知识分子何偿不是如此？索尔仁尼琴曾一语中的地说，极权政体下的人像鱼一样地活着，“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想着怎么从网眼里钻出去。”不过，近两年来各地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正在试图打破这些关于孱弱者宿命的隐喻。土豆和鱼群热气腾腾的愤怒或许可以惊醒中国人坐在火山口上取暖的那份麻木不仁。许多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造成基层情势的紧张，也使我们因此担心，在一系列拆迁自-焚-案与集体性的暴力冲突背后，中国历史上“暴-民对抗暴-政”的恶性循环可能正在抬头。
改革，我们在危机中过大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改革，像是一头驯服的巨兽，耐着性子走过无数权势者定做的吐火的钢圈。没人知道还要钻过多少个圈；没人知道权势者会圈走多少东西；没人知道我们可能会经历多少危机；没有人知道这头巨兽什么时候会因为烈焰变得狂燥，抑或它会死于烈火之中？我们当下不可放弃的追问是，在这个壮丽得令人晕眩的国家，在这个疾步如飞、追赶监狱的年代，倘使任凭肉食者这样在大江南北圈来圈去，恣意妄为，最后留给农民的还有多少土地？留给人民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江山？我是说，谁的江山？
2004年11月，米哈博桥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