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判断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和遇到的问题单从经济体制改革层面来解决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配套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经济体制改革的任何问题都难于解决。因爲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滞后，使得现在的改革与初期相比，发生了导向性的变化。改革在初始阶段是爲多数人谋利益，到后来有些改革又转移到爲精英谋利益、爲少数人谋利益的倾向。这种多数人吃亏的现象，在有些基层单位出现了工农兵和领导干部相对立的现象。这里，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是危机导向性的改革。如果没有发现危机，谁也不愿意改革。工厂不行了，才搞股份制。我们的责任就是把遇到的问题充分讲出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出现这样的毛病，大家不愿意公开问题，更不愿意讲出问题，怕给自已丢脸，不知道公开问题就是自已的成绩。因此，共产党的优秀分子要把客观存在的问题讲出来，还要利用社会的力量揭露矛盾和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的政府改革问题，第一是政府债务问题，要调查，使之公开。第二是政府拖事。10年前能解决的问题，或用三、五天就能解决的问题能拖10多年，应当从点面结合上揭露这类问题。第三是政府不能回避社会的尖锐矛盾。其它的都不讲，但群衆上访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四年前，我就提出上访变下访。第四是投资严重失误。算算我们的政府有多少错误的投资，把群衆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任何一个地方错误投资的数字都是惊心动魄的。第五是政府的招待费支出太大。我曾经去过一个乡镇视察，乡镇干部给我拿出一包烟来，我不抽烟，悄悄问他们：就只买了一盒烟？他说：不是，我们沾了领导的光了，我们买了一条中华烟，你们抽一盒，我们抽九盒。第六是投资严重不足。这里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个村支部书记给中央写信要求借款。他说：现在没钱搞义务教育，我知道县里也没钱，向省里要钱也不给，那麽我想让县里省里写个证明，向中央财政借钱，因爲我们做了贡献，你们爲什麽不给义务教育款。只要揭露出这些问题，大家就会认识到政府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第二，要解决干部导向和体制问题。
大家都说我们的干部体制有问题，能不能具体化？有什麽问题？干部体制性造成的问题面上有多大?个别人的具体遭遇有哪些?一具体化，就有争议，说不明白，这就不会有改革的积极性。我认爲现在最好当的是干部，有人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但我要问：爲什麽有人要“跑官”，而不跑“工人”、不跑“农民”？不把干部体制问题具体化，很难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很难找到要害的地方。我在1983年开始提出“转业干部”这个概念，在实践中也多次提出这样的办法，执行过程中也较行之有效。即象转业军人一样，国家拿出一部分钱给干部，让他彻底离开干部队伍,去做自已能做的事。此外，关于干部福利货币化的问题。现在爲什麽干部拿走了福利而丢掉责任呢？本来责任和福利应是相配套的！人们之所以愿意当官，是看到福利这一块，而不是看到责任这一块。因此，处理事情要把最要害的问题抓住，政府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干部的导向问题，政府的问题就是由干部体制造成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全国有很多实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这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提出来了。这是中央的号召，也是人民的要求，我在长治市实践了三年，效果也很好。还有很多好办法，比如说党内测评和人民的测评相结合。
最后，要广泛动员民间力量支持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改革。因爲，任何一个改革者都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我认爲政协的体制最不到位，中国有四套班子，我做了个比喻，四套班子好象人的两条胳膊和两条腿。市委叫左手，它的体制也不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改革和完善，但是它掌握了人权，好多人在推这部车，所以速度还好；另一只手是政府，它的体制也不行，但是它掌握了最稀缺的资源——钱，钱的润滑作用使车子速度也不错。剩下的一条腿是人大，人大虽然步履艰难，但是毕竟还掌握了法律，还可以举手，行动也还可以。最差的就是政协这条“腿”，体制最差，好比得了小儿麻痹症擡不起来。进行政协的体制改革最迫切，首先要变成一套权力班子，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权力班子。
我发现民间出现三种趋势：一是民办企业，二是民评(奖)干部，三是民办党校。这个势头已经出现了。昨天我对迟院长说中改院应该设立一个改革奖，像诺贝尔奖一样，钱不要多，但非常有权威，以此奖来肯定一个政府，肯定一个领导，树起中国改革的政府和干部导向。现在想改革的人不少，但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评估，得不到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党号召的事情，有人做了没人理睬，甚至有人磨难你，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使号召变成一句空话。我认爲立党爲公、执政爲民的关键在落实。
作者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