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不仅她的部分著作被译成中文，相关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然而，这些研究更多地关注于阿伦特的政治观念本身，例如，阿伦特关于公私领域的区分，她的公民观念和共和理念，她对政治价值的理解，等等[1]。而她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思考，虽然在一些综述性文章中略有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更遑论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事实上，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独树一帜，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堪称研究极权主义的必读文本。
并且，极权主义现象是阿伦特研究政治理论的契机，阿伦特后来的诸多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结果。英国学者加诺芬（Margaret Canovan）指出：“实际上，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的论题都是由她对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的反思所设定的。”[2]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极权主义本身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们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其政治思想关键的一环。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概念辨析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有别于全能主义（totalism）[3]，更与绝对主义（absolutism）[4]、专制主义（despotism）[5]、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6]相去甚远，就是与法西斯主义[7]也是有所区别的。事实上，正如阿伦特试图表明的那样，极权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有特定的内涵。
极权主义一词在西方学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其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20年代的墨索里尼，当时它是一个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的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词语。[8]二战以后，这个术语很大程度上在冷战的意义上被使用，从而带有了鲜明的贬义色彩。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均有过专门的解析。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9]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10]。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区分了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并且明确地揭示了极权主义与广泛的群众参与的内在关联[11]。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对极权主义本质及其起源的深入挖掘和精彩分析。
1、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
阿伦特提醒人们注意，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暴政，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这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者最终也将自己纳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体系和过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后的灭亡。极权统治者的行为，不是暴虐，而是野蛮，是人性中罪恶面的肆无忌惮的发挥。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便指出艾希曼犯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在她看来，如果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完全误导甚至掩盖纳粹的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12]极权主义的野蛮本质，体现在力图对人性进行摧毁和改造，恐怖不是其统治的手段，而是其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戏谑地称极权主义政治为“缺乏笑声”[13]的政治。
2、极权主义是反制度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
极权主义者仇恨一切既有的制度，它公开表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敌意，反对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前提。阿伦特睿智地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同一过程。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比较稳固的地方，例如法国，虽然潜藏着许多极权因素，却没有形成极权主义的运动；而在德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完成的国家中，极权主义便有了适宜的土壤；反过来也可以如此说，民族国家的构建，是防止极权主义发生的一剂良药。
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3、极权主义是反功利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二战以后，当人们反思极权主义大灾难时，一种观点将其兴起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信条，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利己主义冰水”、“个人主义”淹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脉脉温情，由于每个人都在进行着私下的算计，最终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与极权势力进行斗争，乱世之中，但求自保，于是便有了极权主义者的得志。阿伦特不同意这种看法，她指出，“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14]极权主义运动能够展开，恰恰不是在于人们过多地进行了功利的考量，而在于人们缺少足够的功利考量。“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15]。再者，对功利的蔑视，不仅对民众来说如此，对极权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阿伦特反复指出，极权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心理因素，即私利，无关”[16]。阿伦特指出，在功利主义思潮占主流地位的英美没有发生极权统治，而在功利主义根基不扎实的德国、意大利、苏联，才出现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通过这一方式，它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从而有别于一切老式的专制主义，它把对屠杀的重重顾虑视为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情感，它用意识形态代替人们的功利计算，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同时取消其“功利主义内容”[17]，由此唤起人们对极权主义事业的真诚信念，质言之，极权主义无视功利，蔑视现实。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导致的后果则是使人的一切行为变得“无法预测”[18]，谁也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极权统治的恐怖正缘于此。
4、极权主义是反责任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宿命论。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一种宿命论取代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用历史目的代替个人的良心，人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无须承担人类创造法则甚至把这些法则施加于自然的责任，只需要顺应所谓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积极投身其中。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中的现在的人，在极权主义者看来是十分渺小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在此之前是无穷去尽的历史，在此之后，依然是历史的向前发展。由此她发出人文主义的呼喊：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应当抬头挺胸，勇敢地承担起道德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她指出，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是连续的，其间存在一条鸿沟，而作为当下存在的人，必须勇敢地同时与过去和未来两种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19]，这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所在；人应当面对现实，而不是在某种幻想中寻求暂时的安慰。极权主义者宣称发现并掌握了历史规律，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大规模的杀戮，也不过是此种历史规律展现的体现，他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乃是一项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种族的灭绝，不过是历史进程中必要的最终的解决。
二、极权主义的实践：极权运动与极权统治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以阶级社会的解体为前提，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只能存在于“无阶级社会”。需要指出的，阿伦特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随着阶级最终消亡而出现的“无阶级社会”不同，前者指的是阶级秩序崩溃的社会。一当阶级秩序崩溃，政党制度随即也开始崩溃，人们对原有的诸政党不再抱希望，此时政党背后原先冷漠的人群便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人，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群众”。
群众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是个褒义词，但在阿伦特那里则是个贬义词。此种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49]当其他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而放弃他们时，极权政党却将目标定在组织和争取群众之上，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权主义运动使群众的力量爆发出来。这里的“群众”（mass），不同于阿伦特所说的“暴民”（mob），但二者也有一个唯一的共同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50]显然，根据阿伦特的理解，阶级制度对于秩序的维系具有相当的价值，阶级结构合理与否不论，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所以一旦阶级结构崩溃，便会出现严重的后果。阿伦特的分析提示人们：人类从阶级秩序中解放出来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似乎是所有主张人类解放的人都不愿看到的事。
极权运动中的群众对自己的福利失去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相信所效力的乃是一项千载难逢的伟大事业。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都以玩世不恭或厌倦、冷漠的态度去看，“激情地倾向于抽象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51]作为群众中的个人，其主要特点并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52]需要注意的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与“政治冷漠”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不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渴望消极自由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由此为极权主义上台提供了机会，她明确写道：“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53]而是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我们再次看到“多余人”的概念在阿伦特思想中的重要性——这样的个人暴露在政府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分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德国纳粹极权诞生于分子化社会，斯大林则通过消灭阶级差别有意识地制造分子化社会，从而完成极权化的过程。前者我们不妨称之为“原生型极权政府”，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构建型极权政府”。极权统治者成功地激起这些群众的完全的忠诚，忠诚使这些原本孤独的个人感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5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同样可以如此说，极权运动实际上为这些孤立的个人找到了一种尊严感；而极权运动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将民众组织进它的架构，以便使运动状态永远地持续下去。
极权主义运动由于存在于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它被迫开动宣传机器以对付外部的非极权世界。在极权主义的宣传中，事实遭到了极端的嘲弄，然而这却深受群众的欢迎。因为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正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55]群众渴望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人类历史的万能解释，这种反对常识和现实的态度，根源在于他们在精神上与社会上都是无家可归者，常识对他们来说此时已失去意义。
当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极权统治便开始了。然而，极权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颇具悖论含义的词。极权主义原本是一场无休止的运动，现在却要进入具有静态制度结构的国家；极权主义志在对外扩张，现在却要进入民族主义的体系。实际上，极权政府是极权主义运动与国家的奇怪结合体。执政的极权主义给群众带来“一切都是可能的”幻觉，它以意识形态维系其恐怖统治。阿伦特指出，意识形态（ideology）就词源上来说，其本意是观念的逻辑，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提出对自然与历史力量发展的规律性解释，从而将一切都纳入一个无休止的运动中去，“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58]，它向来渴望的便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在运动中保证自身的存在。极权恐怖来自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毫不犹豫地执行自然或历史的法则，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的缓慢进程。当人们完全被扔进自然或历史的过程中去时，社会上便只剩了两种人——杀人者和被杀害者。人们关注的不是个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法则；人不需要思考什么是事实，只要根据意识形态的逻辑推理行事；人本身“是什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将“变成什么”。这样，对人进行改造或肉体的消灭，成为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荣壮举，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家常便饭，而群众也在这样的进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确立了自己早已丧失的尊严。
不过，此种获得了尊严的人，却也是极为孤独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孤独是一切恐怖的共同基础。她指出“孤独”（loneliness）不同于“孤立”（isolation），因为“孤立”之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极权政府在“孤独”的群众的支持下登上权力宝座，进而又通过摧毁政治生活及私人生活，进一步强化个人的“孤独”，从而维持统治[59]。这里，也引出了阿伦特对现代人的生活境况的思考，在她看来，“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地逃避。
极权主义宣传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在极权主义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组织和宣传相辅相成。极权主义运动创建了前锋组织，清楚地区分了党员和同情者。前锋组织象一堵保护墙一样，将运动成员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它也是极权世界面对非极权世界的门面。极权主义组织的特点在于“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入新的层级。”[56]在这个组织中，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组织的各个层次都奉行同样的信念：“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
本文有删节，注释略。
来源: 《黄河》2000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