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到2007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2008年到2009年，我又在耶鲁大学的麦克米兰中心做了一年富布赖特访问学者（Fulbright Scholar）。北大和耶鲁，这是两所很有趣的大学。几乎在所有的评价体系中，北大都在中国大学中排名第二，耶鲁在世界大学中排名第二。尽管两所大学都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但是，无论是北大，还是耶鲁，对本科教育都是十分重视的。尽管把这样的两所大学拿来比较，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在高等教育改革千呼万唤的当代中国，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招生
对本科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招生上。把好入学关，这是名校本科生教育的第一件法宝。严格控制录取环节，为学校选拔一批拔尖的生源；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为学生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北大和耶鲁两校的一个共同特点。但在入学费用等问题上，两校却有着重要的差别。
严格控制本科生入学人数，这似乎是世界著名大学的金科玉律。2009年，北大校本部招生在2650人。这比耶鲁稍多，规模相近，耶鲁的招生每年在2000人左右。教学规模的控制有助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北大占地4000多亩，耶鲁占地5000多亩，比北大要大些。
在经费的投入上，两所大学的差距体现得十分明显。耶鲁大学的法学院富丽堂皇，仅一次装修就费去一亿多美元，餐厅的一把椅子就花去400美元。最夸张的是其专有的法学图书馆有五层楼，藏书量达到120万册。如此奢华的教学环境，却只供给法学院600左右的师生使用！这是北大法学院所不能比的。就算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虽然其学生数量是耶鲁的三倍，但在总的教学条件方面，耶鲁仍然能够更胜一筹。
就入学的难度来讲，耶鲁大学2009年录取人数1,951人，申请人数26,000人，录取率在7.50%。美国保持在7%录取率的名校另外就只有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两所。根据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的排名，耶鲁大学是全美最难进的贵族大学，排在第二。就生源来看，北京大学实际上是在全国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进行选拔，尽管无法通过数字把北大和耶鲁在入学难度方面进行比较，北大的"难进程度"应该并不比耶鲁大学逊色。
耶鲁的学费是很高的，每年大约需要4万美元。如此高昂的学费，使美国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然而，耶鲁却并没有因此而将那些优秀的学生拒之门外。在录取时，耶鲁不考虑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择优录取（Need Blind Admission）；入学后，却转而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发放助学金（Need Based Financial Aid），学校会根据被录取学生的家庭收入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学金。根据2005年的规定，家庭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学生，可以免除所有费用，并提供旅行、假期和零用等额度，而超过50,000美元而底于75,000美元的家庭，则可以支付小部分费用并可选择低息贷款。
就经费来源上，北京大学属于公立大学，靠国家投资；而耶鲁大学则是私立大学，靠自筹经费。耶鲁大学如此好的教学条件，甚至如此高的奖学金，来自哪里呢？ 2010年，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张磊豪捐耶鲁888万美元，一时引起国人热议，甚至认为其忘本。然而，对于这笔捐款，国人"不必泛酸"。耶鲁大学一直把培养学生视为最大的投资，这种捐款不过是这一投资回报中的一个小角而已。耶鲁大学每年经费大约200亿美元，绝大部分来自校友捐款。
当然，任何一所大学，一种教育制度，都有其深刻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但是，如果一所高校不把学生视为发展的生命线，视为最大的资本，重视学生的培养，那么，她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呢？实际上，孔子兴办私学，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成功的典范。与古代希腊智者的"贩卖教育"比起来还要略胜一筹。在当今"科教兴国"的时代，多渠道办学的模式如果演化成"公"学不以学生为中心，"私"学见钱才眼开的局面，那一定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二、培养
就学生的培养来讲，我个人觉得，国内高校的培养大同小异，基本的制度是一样的。就培养模式和基本制度来看，北大和天津师大的差别并不大。在北大的那三年，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大就是北大，不愧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旗舰。在耶鲁一年后才发现，北大也只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旗舰。我们与北大的不同，比起北大与耶鲁的不同来确实不大，甚至算不了什么。这可能就是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不同吧。
通识教育越来越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共识。在美国，这早已经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原则了。耶鲁大学秉承的原则是，人就是人，教育就是要使他（她）更加自由。这就是通识教育的基本出发点。耶鲁大学有12个住宿学院，70多个专业，超过2000门课程以供选择。除个别几个院系着眼于专业教育外，这些专业主要致力于通识教育。
在通识教育理念的主导下，耶鲁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开放性的专业体系。进入耶鲁大学后，一、二年级是不分专业的，到了三年级开始试选专业，选了以后仍然可以很轻松地调换。阅读《耶鲁的青春岁月》后，你就会发现一个看起来很奇特的现象。耶鲁的本科生常常会主修两个，甚至三个方向，而且，有些方向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张泰苏主修数学和历史，周希舟主修环境学和国际学。
就学习与培养这一阶段来讲，选什么专业？学什么课程？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导师，这应该是高等教育遵循的基本教育理念，尤其是在专业和课程两个方面。什么是课程？你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课程；什么是专业？你感兴趣的这些课程加在一起就是你的专业！我们所谓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学生对专业没兴趣，你非得逼着他学这个专业，这跟父母包办的婚姻有什么区别呢？
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张泰苏当年选择去美国上学，就是因为"美国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在中国，甚至是当你还对这个专业所知甚少的情况下，你就必须选择一个专业。而且，基本上是"嫁鸡随鸡"了。因为，大学生想转专业十分困难，甚至还要收转专业费什么的。在这一点上，北大和中国的其他高校没什么差别。倒是复旦大学，曾经学着耶鲁做了些尝试。
就培养来讲，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课程体系，北京大学的教育实际上还是计划教育。首先是，你能选择的专业是定下来的；选了专业后，学什么课程是定下来的。在一些人看来，这个专业的学生要毕业，就必须学这个，就必须学那个，他们总是会忧心忡忡地说，这个专业的学生要是没学这个课程，那怎么能毕业呢？！好像哪门课没上，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就是畸形一样。这些人恰恰没有看到，难道只有那些"被上课"成千人一面的毕业生才是正常的吗？
三、教学
在北大时，上了几门跟专业相关的课程，主要是研究生的课程。在耶鲁大学，上了十多门课程，包括本科生的课程。一方面是因为专业学习的需要，有的课程则是为了感受一下他们的教学。
耶鲁为本科生开出的课程确实是很多样的。耶鲁宣称，他们开出的课程平均人数在30人以下。但实际上，这些课程很不平均。我上过"美国政治"的课，那课是在一个大礼堂开的，有大约300多学生。一般来讲，大多数的课程都在30人以下，也有10来人的课程。
我的导师（faculty advisor）伊安·夏皮罗（Ian Shapiro）是研究民主政治的著名学者，做过政治学系的主任，现任麦克米兰中心的主任。他和法学院的另一位教授两人一起主讲"民主与分配"的课程。一门课程，由两位教授开出，很是少见。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讲到"妇女与分配"专题时，他又在哈佛大学请了一个教授，普林斯顿请了一个，在耶鲁另外又请了一个。结果是，5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一起给20个学生上课！
这样的授课阵容确实是极尽豪华，极尽奢侈。相比之下，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就算是有这样的师资，也很难开出这样的课程。因为，这样开课，"成本"太高了。这样的课程，之所以能在耶鲁出现，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为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真正培养出人才，是不能计算教学成本的；急功近利地计算教学成本，就是不把人当成人来教育，是对教育的一种侮辱。
耶鲁大学不仅在授课上下功夫，而且，在辅导上更是狠下功夫。在这方面，耶鲁大学有一种课程辅导（Office Hour）的制度，要求教师拿出1：1的时间进行课程辅导。耶鲁大学实行类似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住宿学院"制度。由"导师"（Master）和"院长"（Dean），分别负责学生的社交活动和学习生活。这在北大，是不可想象的。上完课后，除非有特别的事情，不然的话，再见到老师都是很难的。即使见到了，也没有时间向教师提问。在几乎所有中国的大学，教师上完课为学生辅导的时间是极其可怜的。
就教育体制上来看，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计划的。从计划经济时期定格的大学体制一直到现在，招生是计划的，培养是计划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就业，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如果招生、培养都是计划好的，那就业也应该是计划好的。这就是一个悖论，内含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他的改革是倒置的，即先从结果开始，再用就业的强大压力迫使招生和培养进行改革。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刚一开始就遇到问题，收费市场化、后勤市场化、计划外办班等种种改革在高等教育行政化指导下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面临重重困境。
北大的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而北大的成就却是她自己的成就。我们师大的本科教育要跳出北大，甚至跳出耶鲁，走自己的路。只要我们痛下决心，切实地进行教育改革，在本科教育上超越北大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