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出，到了上世纪90年代，现行体制本身的资源，不论是制度规则的资源还是正统意识形态资源，都已经无法为改革开放提供继续推进的历史依据了，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日益突出，既然由专制体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已经不可逆转，那么寻求其他资源为这个过程注入新的动力也就顺理成章。于是，意识形态的被迫松动使得越来越多的现代性载体被引进了中国大陆，而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世界范围的主流思潮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空前的积极回应，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中国自身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起作用，尽管这个传统在大陆一直非常弱小。不过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人的天性中都有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只要这种基因没有被彻底阉割，自由主义不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里复兴，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的必然。
不言而喻，这里说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指的是有关自由（liberty）的主义。英语中还有另一个指称自由之义的词：freedom。可惜，和“国家”等等许多事关重大的外来词语一样，中文的“自由”也是很难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所指，尽管这对许多学者们来说不是个问题，但如果不加说明，就不容易使更多的人作出明确的区分。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主要是指liberty意义上的，是个政治-法律概念，用伯林的话说，是一种免于外力干预的自由，简单说，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而freedom的含义主要是哲学与审美上的，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没有公认的社会实践标准。
作为执政当局对1989年事件过度反应之后迫切需要恢复统治正当性的结果，自由主义的复兴首先是在“市场经济”的论说领域找到了现实切入点的，产权学派、制度经济学乃至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很快蔚成气象，这为经济体制改革注入了理论活力，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背景。但另一方面，在非宪政的制度环境中，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日益显赫也造成了意外的后果，即这种数据和逻辑“科学”的价值缺失，为一些另有机心的人或无知者对自由主义进行政治曲解甚至政治栽赃提供了口实，以致它还没现代呢就要忙着把它“后现代”，甚至有些很大牌的精英人物也会简单地把自由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把韦伯所说的“政治资本主义”伴生的大规模人性堕落与人权灾难归因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与旧有的权力体制无关。这也从反面证明，画龙不点睛的自由主义只能是一条瞎龙，甚至最终能不能叫做自由主义都大可存疑。
当然，自由主义的思想魅力和潜在的感召力并没有到此止步，它的核心价值观在关于“有限政府论”的争论中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终于使自由主义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潮，尽管到20世纪结束时还没有大规模进入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但却已然成了改革的重要选择路径之一，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世纪之交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入宪。80年代的启蒙运动肯定了人的价值，90年代的自由主义则把人的价值落实到了人的权利，被偶像和“人民”任意践踏的每个个人得到了还原，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表面上看，政治冷漠心态90年代以来日益普遍，但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人文激情走向了建构理性的表现，对此我自己就有切身感受。198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时，我的情绪特别低沉，因为堵在胸口的一个问题令人窒息：莫非80年代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12月27日早上就听到了罗马尼亚事变的报道，我枕着双臂趴在书桌上，内心十分沉静，但耳际却好像听到了历史的巨轮在轰鸣着向前推进、势不可挡。那时我在新华社敷衍度日，虽然略感不知所终，但隐约感到总得做点什么事情啊。幸有至交学兄冯克利先生的指点帮助，很快沉迷于萨托利《民主新论》的合作翻译中，为此还招来上司的不满，说我不务正业，但那时没有丝毫的功利心，完全被里面的学问学养学理所折服，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们这里的激情太多、理性太少，而且手段太多、能够管好手段的目标太少。后来知道，稿子到了陆世澄先生手里，虽然有人主张枪毙，但陆先生及其同人据理力争，最后妥协了一下，做了一点“技术处理”，略掉第十五章发稿出版，不过仅仅隔了五年，第二版就补上了这一章。就在同一时期，国内学界对伯克、贡斯当、托克维尔、哈耶克、伯林、韦伯这些大师的译介、研究和梳理，使自由主义的观念体系渐趋完整清晰，尽管还没有出现独立的自由主义公共话语平台，但是耐心、细心、诚心的思想积累、理论建设与制度设计却在日益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宪政目标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共识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
也许是先睹为快留下的强烈印象，我至今对萨托利的一段话记忆犹新，这里不妨原文照录：“据说，自由始于早餐，饥肠辘辘的人很可能把面包称为‘自由’。然而，这只是并且只在短期内是一种觅食方式。所以短期，是因为不自由的制度并没有因为给了你更多的面包而使自由问题获得解决，而是干脆剥夺了你要求自由的权利。毫无疑问，我们填饱了肚子并不等于我们就自由了。政治自由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面包也不能解决自由的问题。……应当断然重申：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有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的说法：实行自由有利于少数人，比较而言，平等则作为多数人的力量而行动（常见的是以数量取胜）。但是这种比较不会始终有效。以自由为工具，少数或多数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彼此压制，而以平等的名义或以平等为手段，多数和少数都将发现自己给套上了锁链。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关键差别，那就是：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被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408—409）萨托利可谓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经典作家，他的《民主新论》系统地证明了，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它所包含的兼顾目标与手段的成熟的实践智慧是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我想说的是，自由主义不光是一套观念，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法律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现实的确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既令人绝望又充满了希望，因为昨天的非理性体制力量依然强大如故，但明天的制度理性化前景也遥遥在望，就这个问题而言，中国人还没有理由、更没有本钱去担忧韦伯所说的“铁笼”，因为我们只造出了权力的铁笼（实际上是铁桶），还没造出那种现代文明形态的铁笼，更何况韦伯没有来得及看到他所钟情的自由主义在如何改进那个笼子。（《出版商务周报》访谈录，200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