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我认为有两次：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
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可见，社会主义不但要有它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实体，也要有它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终说明，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此价值观念解释我国改革的实质和前途恐怕更为彻底。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给我们提出进一步思想解放的又一崭新课题。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