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有着根本性的依赖。但是其并不简单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而变迁，其中需要一些必要的中介因素。政治文化的变迁可分为向上的变迁和向下的变迁两种类型。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对于当代的政治文化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面临着自我更新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关 键 词】政治文化 向上变迁与向下变迁 社会主义文化自我更新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其原意是指在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中所反映出来的某种政治倾向性，其中包括情感、价值、态度等。这种政治倾向性是可以通过实证调查进行量化研究的。由于当时我们大部分学者在政治理论研究中主要进行定性研究，所以，这个概念引进之后，便主要在定性研究的领域中使用，这样政治文化概念便被赋予新的涵义，即指各种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了。也就是说，它既包括动态的政治倾向，也包括静态的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它既包括精英的政治文化，也包括大众的政治文化。而由于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这种理论的研究，多数人仍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所以，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更多地仍然是指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这是由我们的具体国情决定的，也算是我们对政治文化涵义的一种创新。仔细想一想，这一创新也还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作为静态的政治思想和学说，与动态的政治倾向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相互影响的。静态的政治文化对动态的政治文化起一种塑造的作用，而动态的政治文化则为静态的政治文化提供社会基础和社会土壤。所以，研究在每个时代中这两者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另外，我们还会发现，作为静态的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也是在历史上不断变迁的。因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变迁？怎样变迁？在变迁中两种政治文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多种政治文化并存的情况下动态政治文化和静态政治文化的关系，以及多种政治文化如何向单一政治文化过渡等问题，都是值得很好地加以研究的。
一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基础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依赖关系。当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社会的政治文化也会或迟或早地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点在我们考察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变化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是奴隶制的政治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但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与政治文化的变化之间并不是直接联系的，必须借助于某些中介。这些中介包括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策与国家行为、人民群众的选择、外来因素，等等。
社会政治结构的类型是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基础首先是通过政治结构来决定政治文化的。也就是说，一定类型的政治结构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类型为其服务，使政治文化成为维持和巩固一定政治结构的工具。然而，事实上，政治文化的产生在历史上都是先于政治结构的，一般在某种政治结构产生之前，甚至在它产生之前很久，相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就已经产生。不但如此，一些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甚至还在经济基础形成之前就已经产生。这就是人类思维的微妙之处。事实上，当某种社会生产关系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最敏感的部分便已经感觉到社会变革的前奏，于是便在头脑中构筑起来某种思想和学说。但是，这时我们是否可以说已经产生了与某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呢？我以为还不能这样说。首先，这时某种思想和学说还没有与一定的政治联系起来，它还只是属于一般的文化范畴，还不能称之为政治文化；其次，还因为此时与某种特定的思想和学说同时存在的往往还有其他类型的思想和学说，而这些思想和学说之间甚至还是对立的。当时的人们谁也意识不到哪一种思想和学说会与未来的哪种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相一致。因此，这些思想和学说都只能作为一般的文化因素存在着，还不能称之为政治文化。这样说来，只有在事实上与某种政治结构相结合的思想和学说，才应该称之为政治文化了。因此，可以说，政治文化是由国家所选定的、作为维持和巩固政治制度的工具，并在社会和政治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某种特定的思想和学说。
要想使众多思想和学说中的某一种思想和学说成为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还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行为。因为，在众多的思想和学说中，要想使其中的某一种脱颖而出，就必须使它获得某种独特的地位，也就是获得文化霸权。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国家通过政策和行为所形成的强制力，肯定、抬高某种思想和学说，而贬低、压抑甚至禁止其他的思想和学说，从而为所选定的特定的思想和学说的存在与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为它的霸权地位创造条件。
人民群众的选择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一种思想和学说虽然被国家所选定，但是如果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不能在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来，它便不能真正形成一个国家的正式的政治文化。但是，人民群众对政治文化的选择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发生的。国家的介入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这种灌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教育来实现的。这自然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又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外来因素也是影响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外来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影响政治结构，另一方面是影响人民群众的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外来因素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呢？从历史上看，这主要表现在由于战争失败而造成的军事占领状态中。占领当局往往会强制地改变被占领国的政治结构，并通过传媒和教育等手段来影响人民群众的选择。也有大国通过宣扬包括武力和经济繁荣的国威以影响其他国家政治文化的情况，例如，唐朝的时候日本派遣遣唐使，明朝通过郑和下西洋在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的地区威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当然其中也有武力的因素。
通过以上这些中介，政治文化便可以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成为某一社会形态的构成要件。上面所分析的只是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向上的方面，即从一般的思想和学说上升为由国家选定的政治文化的过程。然而，政治文化的变迁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向下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政治文化的衰败过程。
政治文化的衰败过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政治文化的衰败是随着政治的衰败发生的。政治衰败就是政治在总体上走下坡路：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威的威信急剧下降和政策的失灵；其次表现为政治生活的失序，正式的政治规则式微，而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第三表现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第四，法律虚置，人们解决矛盾和纠纷已经不再依靠法律而是依靠实力；第五，政治腐败的泛滥；第六，社会经济生活脱离正常的轨道，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第七，社会政治共识的丧失，政治话语混乱；第八，国家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已无法达成妥协或实现相对的协调，等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使政治呈现出衰败的状态。随着政治的衰败，政治文化便会相应地走向衰败。
政治文化的衰败首先是由人民群众的文化选择开始的。这里体现着一般文化选择对于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和一般社会文化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在政治文化上升时期，政治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一般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并在许多方面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内容。但是，在政治文化衰败的过程中，反过来，社会文化的状况对政治文化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使政治文化发生某种解体性的变化。其过程首先是通过影响动态的政治文化，然后再通过动态的政治文化来影响静态的政治文化，从而使整个政治文化解体。经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为新的政治文化的产生和生长创造条件。
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文化的选择发生变化，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们对现有的由国家来维护的主流文化产生疏离，从而向历史传统中去寻求新的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形成新的社会文化。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对现有的主流文化产生疏离之后，向外部去寻求新的文化因素，从而，在大量汲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酝酿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前一种情况一般容易被人理解，而后一种情况则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这往往被看作是外来文化的入侵，因而会遭到民族精英们的反对。但是，实际上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是无法抗拒的，精英们的反对看似很有力，在人民群众自发选择的海洋里却像冰落温水中一样溶化了。其实，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屏障是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的，它对异民族的文化具有天然的排拒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异民族的文化是很难大量地进入并占领重要的文化空间的，而只是作为原有民族文化的小小的补充才能被吸收进来。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于外来文化的输入而发生重大的变迁，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发生了特殊的、重大的变故。如果我们考察历史上由外来文化的输入所引起的重大的民族文化变迁，就会看到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地变迁，一种是主动地变迁。
所谓被动地变迁，往往产生于民族之间相互征服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必然要造成征服民族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状态。而这种状态对被征服民族的经济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又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些便会影响两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发生重大的变迁。使其中的一种民族文化基本上被另一种民族文化所替代，成为两个民族所共有的主流文化。但是，究竟哪一种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呢？是否征服民族的文化一定会成为主流文化呢？不一定。文化变迁的方向与军事和政治的强势或弱势的状态无关，而是遵循着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从低级的、不发达的文化向高级的、发达的文化变迁。如果征服民族是处于高级阶段的发达民族，那么民族征服的结果就是征服民族的文化同化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而如果征服民族是处于低级阶段的不发达民族，那么民族征服的结果所引起的文化变迁的方向则相反，即征服民族的文化被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同化。这两种文化变迁的方式对于这两个民族来说都是被动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人们的意志在其中几乎不起作用。
所谓主动地变迁，是指一个民族主动地、大量地向其他民族吸取异质的文化。而在表现形式上则是异民族文化的大量入侵，或文化侵略。我们已经说过，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屏障，在一般情况下它能够自动地排拒异民族文化的入侵，从而保持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稳定性的。但是当发生了异民族文化大量入侵的情况时，那么一定是该民族的文化自身出了问题，因而失去了精神屏障的作用。这种情况的产生，一定是该民族发生了社会大变动的结果。社会大变动在什么情况下会使民族文化失去民族精神屏障的作用呢？那就是由于社会大变动而使得民族的成员自身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的时候。由于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不满，便产生了向外寻求异质文化的强烈要求。这样，通过人们主动地寻求，便将异质文化大量地引进来，形成了外部文化大量入侵之假象。所以这种文化变迁表面上是被动的，实际上是主动的，尽管这种主动的大前提是形势所迫。当然，这种主动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在有的民族那里，统治者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极力阻碍文化的变迁，只有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往往是知识精英）主动地推动这一文化变迁。这时，文化变迁的过程便伴随着民族内部的新旧文化的斗争，使过程变得十分艰巨而复杂。而在另外的民族那里，则可能是统治者和知识精英比较一致地要求向外去寻求异质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变迁就会进展得比较顺利，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主动性。
政治文化的生长过程和衰败过程，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才构成政治文化历史变迁的全过程。
二
根据上面的分析框架，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到汉代以后，由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结果，儒家文化便取得了文化霸权，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流。然而到了近代，情况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40年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之下一步步地陷入了深刻、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从而引起了仁人志士们（主要是知识精英）的反思。他们初则认为是中国的器物和技术太落后，因而有了洋务运动；继则认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太落后，因而有了辛亥革命；再后则认为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太落后，因而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于是便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深入的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旧政治文化和引进西方的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运动，从而引起了中国民族文化巨大的变迁。但是，由于旧的政治文化是受中国反动统治者支持的，是以广大农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而这些势力又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所以它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便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政治斗争，引向了运用各种方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斗争。而在这一斗争中，新的政治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起着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从而，体现着文化变迁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者说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还特别表现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在解放区中实行的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于解放区的政治发展和推进全国的解放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仍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但此时，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化等等，形成了一种混合政治文化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间，是中国实现单一政治文化的时期。这个单一政治文化的内容开始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但是不久，就升级为社会主义文化了。这个单一政治文化的实现是靠强大政权的力量，消灭了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的结果（当然，仅靠政治力量来消灭某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发展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阶级斗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伦理文化。
阶级斗争文化是适应革命和战争年代需要的一种政治文化。它所强调的是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在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对立。正是利用这种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便可以组织起强大的反抗反动政权的力量，以争取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所以，阶级斗争文化是为破坏旧社会服务的。当然，在解放初期，革命的任务尚未完全结束，因此，阶级斗争文化在一个短时期中还是需要的。但是，当整个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后，破坏旧社会的任务已经结束。这时，再强调阶级斗争文化便失去了意义。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其他的原因，在整个国家已经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仍然强调阶级斗争文化并变本加厉地将其扩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从而使阶级斗争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叫做"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结果，不但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文化的破坏，而且使人们对于阶级斗争文化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甚至深恶痛绝。
社会主义的伦理文化是指按照未来社会的原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其主要内容是要求人们在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放弃个人利益。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总之，就是要求人们经常处于"忘我"的状态。对于这样一种要求，社会上的确有一部分人是能够做到的，这就是社会上的先进人物。但先进人物在社会上总是少数。所以，对于这些原则，多数人只能敬而远之。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伦理文化，其所影响的范围是很小的。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形成了单一的统治地位，但是其基础是不牢固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会逐渐产生疏离倾向。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社会主义文化在表面上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人们对于它的疏离倾向被掩盖着。然而，只要条件一发生变化，这种倾向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个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及它所引起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最重要的中心任务，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就成为经济建设的直接目标。这时所需要的是人们齐心协力地把经济搞上去，而不需要人们之间的斗争和冲突。这就很自然地要否定阶级斗争文化，而需要一种"和合"的政治文化去造成社会和谐的氛围。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为争取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方针，必然要使意识形态淡出外交政策和国际交往。因此，阶级斗争文化在对外领域中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势头。此外，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对阶级斗争文化的厌恶，等等，这样就在现实生活中生长出要摆脱阶级斗争文化的强烈倾向。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个人利益已经成为人们合理合法地追求的目标。而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利益竞争，也已在社会上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舍己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仍然为国家所提倡，而且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时有出现，但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这种精神却已离他们很远了。也就是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文化也越来越疏离了。
除了经济生活的变化造成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疏离之外，人们精神生活的变化也造成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疏离。
首先，表现为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过去，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1）对政治迷信的摒弃；（2）对自由民主的向往；（3）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4）对人类尊严的重视；（5）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其次，表现为人性的解放：这里所说的人性是指人们的感性的满足。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这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①。
与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疏离的同时，人们便产生了对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严重的缺失感。也就是说，人们感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缺乏精神的寄托；在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事物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方面，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善恶的必要标准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缺乏轻松愉快的、舒适的、丰富多彩的内容，等等。总之，人们感到各方面都缺乏文化的支撑。这种"疏离"和"缺失"的双重感受，便使人们产生一种寻求新的、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需要的文化的强烈要求。
于是，人们便从两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寻求：一方面向国外去寻求，另一方面则向中国传统文化去寻求。其结果便引起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巨大的变迁。
人们向外和向内所寻求的不同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异质文化，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现代生活方式文化，如休闲文化、旅游文化、服装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养生文化等；第二，与封建主义对立的人文主义文化；第三，适应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第四，基督教文化；第五，中国传统的仁爱、德治、中庸和睦的"和合"文化；第六，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文化；第七，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宗教文化。
由于这种寻求行为便使以上的各种文化因素在社会上迅速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各自占有不同的文化空间。当然，毫无疑问，原有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的支持，在形式上它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但事实上，由于大量异质文化因素的存在，就使得整个社会文化已呈现出一种混合文化的状态，并且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②。
在这种混合文化状态中的各种文化，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有的是属于政治文化性质的文化，有的是属于一般性的社会文化，如生活方式的文化、待人接物的社会规则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等。很显然，来自传统的和来自外部的政治文化，如上述的人文主义文化、契约文化、自由主义文化、"和合"文化等，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来说，都是异质的文化。不但是异质的文化，而且，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就是敌对的文化。显然，它们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文化起着严重的解构作用。由于这些异质文化的进入是广大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面对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固守过去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解的陈旧观念，无可奈何地看着它一天天地走向衰败，直至灭亡；另一条是改变过去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解的陈旧观念，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不断拓展，使其能够容纳新的内容，也就是能够将那些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吸收进来，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的内容，这样就可以改变社会主义文化衰败的过程，从而使社会主义文化在其自身的基础上经过更新而向前发展。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充满生机的道路。
除了上述的异质的政治文化之外，还有上述的许多异质的社会文化。这些异质的社会文化，按照过去的理解也是与社会主义文化势不两立的，自然它们也会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文化起着巨大的解构作用。但是，如果如前所述，我们能改变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陈旧观念，那么，这些异质的社会文化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补充。也就是说，它可以填补原有社会主义文化中缺乏规范社会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的规则的状况，使社会主义文化变得更加完善。
当然，社会主义文化吸收各种异质文化，是一个从混合文化向着单一文化过渡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包括人们观念的转变，包括政府政策的转变，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和各种人群之间的博弈。但是，只要领导者本身有着清醒的头脑，又采取适合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方法，社会主义文化自我更新的任务是可以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后实现的。
注释：
① 参阅拙文《社会变迁与政治腐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参阅拙著《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纲要》，黑龙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