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既受久远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也受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的影响，同时也受政治思想的作用，是风俗、习惯，与思想、决策者互动的结果。风俗、习惯带来了任人唯亲，君主绝对权力的要求决定官员臣仆用事，而儒家思想则在官员的选拔中赋予了道德极大的权重，由此形成了治国才能的官员在升迁过程中的三大障碍。
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同时，制度所建立的规则、规范等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即人们必须要与制度相适应，才能适者生存。最后，制度本身所确立的惯例、规范、规则等等带有某种独立性，即使制度本身消失了，但制度所孕育的文化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譬如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消失，但政治制度运用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文化却依然在起作用。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中，最可能受到重用的是亲信、臣仆，然后是道德之士，治国的才能在诸多因素的影响被挤到了边缘的地位。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逆淘汰现象进行分析，离不开制度的视角。
政治制度中的宗法色彩导致任人唯亲
逆淘汰的现象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原始社会，由于是氏族社会，社会地位的高低是按照与权力拥有者血缘关系亲疏的标准确定。中国的氏族社会与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是集约式的农业，人们多取族而居，共同开垦土地，灌溉农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摆脱原始的血缘关系。
中国早期国家中，官吏的选择基本上任人唯亲。在商和西周时代，官员的选拔并不是按照“贤贤”的标准，而是“亲亲”的标准。大小贵族自然是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无异是宗族的扩大。具体来说，就是用“亲亲”的原则决定人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也就是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高低。
譬如，商代以“亲亲”决定官员地位高低的原则，到西周进一步制度化。西周初年，周公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分封，大封同姓诸侯，所封诸侯有七十多，其中姬姓有五十多。其中，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几乎全部是周王宗族的人。
春秋末期以后，随着“贤贤”原则代替“亲亲”的用人原则，官僚体制开始代替“世卿”制，君臣间的血缘和姻亲关系也逐渐脱离，“贤贤”成为衡量和选拔官员的标准，但是真正落实到实践中却往往大打折扣，宗法制对官员的选拔依然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官员选拔中任人唯亲的现象依然存在。自汉代以来，历代的皇亲国戚皆能够加官进爵，他们不用苦读儒家经典，照样可以登堂入室。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甚至把这种特权待遇扩展到整个民族，譬如元朝和清朝。由于一些制度的推行，甚至出现了跨越几个朝代，兴盛几百年的名门望族。东汉由于察举制而形成了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制度，结果导致门阀大族的形成。凡是出身士家族的，年纪轻轻即可官至高位。出身庶族的官员，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即使有机会升至高位，也会被士族出身的人歧视。隋唐以降，兴科举使任人唯亲的现象有所缓解，但是时有存在。南宋时代，在身为宰相的秦桧指使下，自己的孙子秦埙省试、殿试都是第一名，姪子、姻亲也都高中进士，招致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后来皇帝亲自评阅，最终将秦埙降为第三。（《宋史.秦桧传》）
其二，由对血缘的重视延伸为对乡情、友情、师生之情，甚至是上下级之情的重视。在《三纪六纪与社会整合》一书，我曾经提出了拟宗法化的概念，所谓拟宗法化是指社会中非血缘的各种社会关系宗法化。各种等级关系被渲染成父子相生关系，使森严的等级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各种平级关系被渲染成兄弟关系。如君民关系被饰成父子关系，天子是百姓的父母；朋友饰以兄弟关系。由此，社会上非血缘的各种关系被宗法化了。这对官员选拔的影响就是，掌握选拔之责的官员往往重视被选拔者与自己的乡情、友情、师生之情，乃至于自己的老部下。
自商以来，形成了以君主为首的政治制度，王位的获取采用父子相袭的世袭制，自战国以来更是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直到清朝结束，这种制度的性质并没有多大改变。王位世袭的制度要求官员的角色是臣仆用事。
所谓臣仆用事，不但要求官员自身绝对忠诚，同时要求官员的实力和名望要与君主拉开距离，绝对不能对君主构成威胁，否则即使大臣自身并无反叛之心，但其功高如果震主，不但得不到升迁，甚至会召来杀身之祸。但是即使如此，君主仍然对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不放心，因此臣仆用事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君主重用自己身边的奴仆，权力的重心逐渐由宰相向君主的奴仆转移，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变迁。
商周的官僚是在王的奴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臣”一职，本来属于为王室服务的人员，后经常接受王的委派，分管某一项事务，逐步演变为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一部分。如商周的“宰”一职本来也是管理王室事务的，由于经常陪伴在王左右，他们有时传达王的命令，参与处理国事，由此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宰职的权限日渐扩大，后来发展到宰相的位置，其下属机构也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部门。君主作为孤家寡人，无法承担日益繁重的政务，必须有人来辅佐他政务，宰相即是具有这样的作用。但君主权力的专制性质决定了他在赋予宰相权力的同时，又心存疑虑。而宰相权力的膨胀也会妨碍权力的行使。而君主身边的秘书因职卑位低，易于驱使，且与君主关系密切，因此多为君主所用。与君主的秘书比，宦官地位更低，与君主的距离更近，在一些朝代，君主干脆把中央各级官员一概弃之不用，把重要的政事交由宦官处理，这就形成了宦官专权。
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通常用功名、利禄笼络官僚士人。宋代的“杯酒释兵权”就说明了这一点。宋太祖刚取得皇帝之位，在与石守信等掌握兵权的大臣饮酒时，忽然闷闷不乐，众大臣忙问原因，宋太祖说：“人生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大臣们一听，非常紧张。这时宋太祖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宋史·石守信传》）于是大臣纷纷称谢，第二天以健康原因交出了兵权。还是宋太祖时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暗地里接受他人送给他的十瓶“瓜子金”，不料被宋太祖撞见，正在惊惶失措之际，皇帝却安慰他说：“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宋史·赵普传》）
由此可以看出，臣下是否道德高尚，能否具有治国的才能皆不是君主道德要关心的事。只要臣下不威胁自己的统治，他可以容忍大臣的无能，纵容他们的贪婪。相反，如果臣下对利欲不感兴趣，只知以治国、平天下为念。君主就会视之为潜在的威胁，所谓功高震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精忠报国”的岳飞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在此种情况下，昏官、庸官好做，清官难当，只有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治理的能力，同流合污才得以自保。
选拔官员时重道德、轻治理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案发生之后，克林顿似乎大难临头，但事实却是，丑闻曝光之后，他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左右，经过十多天的深入报道之后，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达到了70%。对此，美国学者佐莱尔的解释是，公众对总统支持的起落主要取决于总统治理国家的效果，克林顿不但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深受选民欢迎的政策。
与美国对领导的考察首先注重治理的才能相反，中国对官员的考察首先是道德，这点是儒家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处于官学的地位，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是把伦理与政治的结合。儒家不但强调仁、义、礼、智、信，更强调孝和忠，孝和忠又是密切相联的，儒家教导人们要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君主忠诚，孔子认为凡能对父孝者必定能对君忠。
儒家的思想影响了汉代以后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道德品质在官员的仕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道德的重视主要是基于维护君主统治的角度考虑的，基本的逻辑是对父母孝顺的人，自然会对君主忠诚。但在此过程中，忽略了对治理才能的考量。换言之，道德品行好的人不一定治国有方，治国有方的人道德品行可能有瑕疵。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中应该把国家的治理才能放在首位。
中国传统社会官员的逆淘汰与制度相关。制度建构一个系统环境，影响着身处官场的人们的行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既受久远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也受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的影响，同时也受政治思想的作用，是风俗、习惯，与思想、决策者互动的结果。风俗、习惯带来了任人唯亲，君主绝对权力的要求决定官员臣仆用事，而儒家思想则在官员的选拔中赋予了道德极大的权重，由此形成了治国才能的官员在升迁过程中的三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