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类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动物，那么毫不奇怪，从心理机制来看，人类的社会政治活动必然既包含个体心理因素也包含群体心理因素，并且与个体心理因素相比，群体心理因素的政治特性更加鲜明。所以，有学者指出，"群体心理学首先是，也最主要是一门政治科学，并且始终都是如此"。
无论是在学术语境还是社会生活语境中，"群体"（group）都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也是一个很容易泛化而无法定指的概念。 最大的群体无疑就是人类全体，那么，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心理事实上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性"；较大的同时又相对比较恒定的群体是民族或族群，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心理即所谓"民族性"或"民族心理"；次一级的群体则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按照不同标准加以分类，并且这些分类都是有选择的（根据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侧重点而变化或提出新的划分）、相对的（各种群体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交叉发挥作用）。
就本文主要关注的政治性群体心理而言，我们集中于这样两种类型的群体：社会政治事件和运动中的临时性异质群体、小群体心理。第一种类型的群体正是传统群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的"群体"；第二种类型的群体则是所谓的"团体"，即有明确目标指向、组织和纪律的群体，对此类群体的考察又主要关注小群体决策中的心理问题以及特殊群体中的极端主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涉及另外两个比较常见的群体政治心理问题，即民族政治心理和阶级、阶层的心理。
从学科归属看，群体心理学从属于社会心理学。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如民族）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并且主要还是一种思辨的社会心理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验方法进入社会心理学，致使群体研究转而侧重于小型群体问题，群体心理学几乎成了小群体心理学。围绕小群体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群体凝聚力及其测量、群体领导问题；群体决策、群体思维、群体极化等。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又有所改变。这主要表现在：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重视现场研究、应用研究，重视以现场应用研究去检验实验室研究所得出的理论，对其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特别是在理论上，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拓宽和加深了人们对群体心理与行为的认识，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进步。与此相一致，群体政治心理问题的研究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一、西方早期的群众与群体心理研究
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体是以群体（或者至少说"群体的一员"）的形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因此，自从人类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一定也伴随着群体心理现象，各个时代、无论种族和文化都是如此。不过，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独特的政制和近代思想文化中特有的科学主义倾向，使政治生活中的群众现象较其他文化更为显著并更早受到思想家的关注。
古代希腊与罗马独特的政制指的是它们城邦国家中的公民政治，尽管在其具体政体形式上，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样的基本区分及其各种变体与组合，但实际上它们仍然体现出明显的公民政治色彩。尤其是，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形态和以罗马为代表的共和政治形态一直占据着西方古代历史舞台的主要角色，而在这两种政治形态中，群体形式的民众的地位非常突出。
不错，正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所描绘的，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还是"名人"，甚至主要就是著名的政治-军事统帅。但是，在雅典、斯巴达，没有哪个英雄人物能够摆脱民众的羁绊：统帅雅典军队取得马拉松战役胜利的米太亚得被判处罚金并瘐毙狱中，希波战争中希腊方功臣地米斯托克利受到猜忌而被迫流亡终老在死对头波斯人的王宫里，掌控雅典政权多年的伯里克利曾多次受到民众大会的质询，而拒不向民众法庭低头的苏格拉底则被鸩杀。在共和罗马时代，显贵家族及其堡垒元老院至始至终都没有摆脱与平民的斗争，而事实上终结共和制的恺撒就是以平民派首领的身份崛起于政坛并在民众的支持下篡权的。总之，古典时代的历史绝不是贵族和精英的独角戏，民众并不仅仅是历史的配角。
因此，我们在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李维等人的历史著作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政治生活中群体心理的早期记述和分析。而从一开始，群众便主要呈现为一种缺乏理性、多疑善变的负面形象。这一点我们可以以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为例。在《裘利斯·恺撒》（其情节主要取自普鲁塔克的《恺撒传》）中，莎士比亚以两个场景戏剧性描绘了群众反复无常的脾性：一是故事开始，为了目睹庞培的风采，罗马人争先恐后，齐声欢呼；然而当恺撒征伐庞培归来，群众又同样兴高采烈，放假庆祝。二是作为整个戏剧高潮的"广场之辩"，恺撒被刺之后，在一番演说之后，民众把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等人称为"解放祖国者"，然而，安东尼做了另一番演说之后，民众又即刻转向安东尼，发誓要为恺撒复仇。
中世纪是基督教的时代，基督教赋予了群体行为与群体心理以强烈的宗教色彩。给后人留下深刻影响的包括：早期基督教历史上圣教徒们的惨烈殉教和严苛苦修、十字军东征中出现的宗教狂热、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各地风行的"女巫审判"、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中的群体心理现象和事件，等等。 进入近代以后，群众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而且群众的数量、能量以及重要性都大大提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宗教运动、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三大群众运动了。如果说宗教运动古已有之，那么社会革命与民族主义则是全新的政治现象，而且三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已经并不限于西方，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或许正是西方历史上如缕不绝的群体现象，引发了西方学者较早的关注和思考，使他们开创了对人类群体政治心理的最初论述。 该理论的先驱之一便是被誉为"西方近代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李维史论》以及《佛罗伦萨史》等主要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群众及其心理的深刻剖析。
当然，群体政治心理学的真正产生要到19世纪，其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人们普遍观察到群众力量的崛起，并对群体的种种特性留下深刻影响，英国的吉本、卡莱尔，法国的米什莱、泰纳在其著作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尤其是到了19世纪后期，欧洲人口的激增、普选制的实行、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得西方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惊呼"群众时代"的到来。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群体理论只能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勒庞等人那里，并且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完全凸显其意义。
群体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冯特在1900年开始出版10卷集的《民族心理学》。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1890年）、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1891年）、勒庞的《群体心理学》（1895年）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群体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斯塔夫o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现代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他的思想一度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知识主流之一，其著作亦深受世界各国政治人物追捧，代表作《群体心理学》（也译《乌合之众》）被誉为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在促成他思想形成中具有的重要地位。
根据勒庞的分析，群体心理指的是"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 由此构成的群体即"心理群体"，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尽管具体的、不同类型的群体在不同的情境下各有其自身的特点。
群体心理最显著的特征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很不相同。"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
勒庞经常援引的例子便是法国大革命中各种议会，尤其是国民公会的例子。看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特征的形成呢？勒庞提供了三种解释。 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一个人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的现象，它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造成的结果。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都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群体表现出这样一些具体的特征：1、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众受到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因此比较容易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因为他们总是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们又情感易变，没有长远的打算和思考。又因为他们凭借数量的优势感到自己势不可挡，一旦受阻就会急躁、愤激。
2、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传染性作用，从而使感情趋于一致，并变得极端轻信而丧失一切批判能力。用勒庞的话说，"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 由此，群体会把由歪曲引起的幻觉与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甚至组成群体之个人的智力和品质都不足以影响这些集体幻觉。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他们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因此，"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4、群体偏执、专横和保守。因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另一方面，又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与其表面的革命性相反，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很表面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具有强烈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
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有学者曾经断言，"群体心理学所研究的只是两个基本问题，即个体是如何融入群体的？领袖又是如何控制群体的"。 除了群体心理的描述与剖析之外，勒庞也初步论述了群众与领袖的关系。勒庞认为，无论文化背景、信仰或社会地位如何，群体必须服从于一位领袖人物，这位领袖既不用理性支配他们，也不用强力主宰他们，而是以其坚强的意志、神奇的名望，以及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三种有效的说服手段征服他们。
三、"去个体化"与"服从权威"的实验研究
如果说勒庞在他的著作中展现的只是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那么"二战"后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则以实证研究深化和发展了勒庞略显粗糙的关于去个体化、服从权威等现象的分析。
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是指在某些情境中，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之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这种现象虽然早在19世纪后期就为勒庞等人所观察到并一再诉诸笔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由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Festinger，1952年）、津巴多（Zimbardo，1969年）等人进一步加以研究。
津巴多的去个体化实验以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把她们分为4人一组，告诉她们将进行一项关于压力下的创意表现的实验，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两名女生实施令人痛苦的电击，她们可以从单面镜里看到两名女生被电击的情形（事实上，"受害者"并未真的被电击，她们都是实验"同谋"，她们痛苦的模样是表演的）。一些小组的受试者被安排在昏暗的房间里，身着松垮垮的实验袍，不佩带姓名牌，具有较低的可识别性。结果证实，和没有去个体化的受试者（实名组，她们挂着写有自己姓名的牌子，很容易辨认谁是谁）相比，那些去个体化的受试者（匿名组）电击受害者的时间延长了一倍。
津巴多的"去个体化实验"与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详见下文）以及阿希的"从众实验"（Solomon Asch，1951年）有显著的区别：首先，实验中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加影响，要求她们不断电击；其次，实验也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因为她们待在不同的隔间。因此，这里受试者的表现只能从去个体化本身加以解释。
研究者们者认为，去个体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匿名性（anonymity）是引起去个体化现象的关键，群体成员身份越隐匿，他们就越会觉得不需要对自我认同与行为负责。在津巴多的实验中，那些女大学生身着实验袍，不带名签，在昏暗中电击受害者，她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匿名者。（2）责任分散（diffused responsibility）。一个人单独活动时，往往会考虑这种活动是否合乎道义，是否会遭到谴责，而个人和群体其他成员共同活动时，责任会分散在每个人的头上，个体不必承担这一活动所招致的谴责，因此会更加为所欲为。 （3）自我意识功能的下降也是去个体化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有研究者认为，引发去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Milgram Experiment,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1950-1963年）则在一定意义上用实验方法印证了勒庞关于群众与领袖关系的某些论断。当然，勒庞的论断早已被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这样的历史事件所证实，而米尔格拉姆实验所针对的是人们对一般权威的盲目服从：如果一个人被命令做违背自己良心的行为，他会怎么办？如果权威的命令是违反伦理道德的，人们还会不会服从呢？鉴于这个实验过于复杂，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但它的结论非常惊人：与一般人的设想甚至专家的预测相反，如果实验者要求一个正常的成年受试者去电击无助的受害者（这里的"受害者"当然也是实验同谋，所谓电击也是假的，但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大部分受试者都会按照实验者的要求去做。而且，在美国其他地方以及欧亚非地区的复制实验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参与者都显示了相对较高的服从度。 实验还分析了影响服从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命令者的权威性；他人支持与服从反应；服从者的道德水平和人格特征；权威的靠近程度；行为后果的反馈，等等。
米尔格拉姆此项研究的政治意义非常深远。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研究动机十分明确，即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纳粹党徒如何能轻易服从命令杀害犹太人："大屠杀加诸在我心灵的影响，激发了我对顺从的研究兴趣，并且形塑了用来检验服从的特殊形式"。 事实上，他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被用来分析纳粹大屠杀中阿道夫·艾希曼的罪行，并支持了阿伦特著名的"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命题。
四、群体决策的政治心理
与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这些邻近心理学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也走向注重实验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呼应的；其研究重点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更关注一些实验操作条件比较容易控制的小群体的政治心理问题，其中又以群体决策问题最受关注。
中国有句俗语，"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强调的是众人的智慧，群体的力量。这种经验之谈曾为孔多塞提出的"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 Jury Theorem）所支持，然而，陪审团定理也意味着，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在群体政治心理学中，这便是我们要关注的群体决策中的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以及群体思维（Groupthink，也译小集团思维、群体迷思等）问题。
所谓"群体极化"现象是指，"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群体极化是讨论小组的典型模式，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时期、国家或文化，它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它的政治意义在于，"由具有反叛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组成的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的孤立的小群体，会因为它们的自我隔离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 事实上，群体极化现象很早就受到了政治心理学家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决策心理学家就开始注意到群体讨论对成员最终决策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为什么群体在决策中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大多数心理学家支持社会比较和说服性论证（persuasive argument）的观点。按照社会比较理论的思路，在群体讨论过程中，成员比较关心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群体其他成员相比到底如何。因为人们希望他人能对自己做积极的评价，所以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以与他人或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最终造成了群体的决策趋于极端。与社会比较观点不同，说服性论证的思路则认为人们在群体中的极化现象并非希望自己或他人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而是认为人们期望获得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为人们从他人那儿获得论点和信息，如果多数人支持这些论点，个体也会倾向于支持它；并且更多支持而不是反对的论点会出现，从而使得这种观点变得极端。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群体极化都是群体决策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
"群体思维"是指在一个高凝聚力的群体内部，人们在决策及思考问题时由于过分追求群体的一致，而导致群体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做出客观及实际的评价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经常导致灾难性的事件发生。最早关注此一现象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Irving Janis），他通过研究美国政府在1941年对"珍珠港事件"毫无准备、20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以及"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试图掩饰真相等决策资料发现，在处理这些事件的群体决策中，都犯了群体思维的错误。
贾尼斯认为，群体思维比较容易发生在由强有力的领导带领的团体和凝聚力极高的团体中。团体凝聚力使得团体成员对外界的意见保持沉默，领导经常会提出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极力主张推行。团体成员不会提出异议，一方面是他们害怕被团体拒绝，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不想因此打击团体的士气。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贾尼斯进一步提出了群体思维产生的先决条件或背景：决策团体是高凝聚力的团体；团体与外界的影响隔离，不接触外部的观点；团体有强有力的领导；没有一个有效的程序保证团体对所有选择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无法评估其他可能的决策；外界压力或外部危险很大，要找出一个比领导者所偏好的选择更好的解决方式的机会很小。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团体成员强烈地希望团体内部保持一致性，而不管是否有团体思维的产生。
群体思维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有害的，它对群体决策的不良影响主要有：对行为的其它可能原因调查不完全，使人们不再关注问题的真正原因；对团体目标调查不完全，一部分人的利益代替了团体的目标；对所偏好的方案的危险性缺乏检查，认为它已完美，无需深入分析；对已经否决的可能选择未加以重新评估，它里面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也被抛弃了；未详细探讨有关信息，一部分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受重视；处理信息时有选择性偏差，合我意的进来，不合我意的删除。正因为如此，群体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并常常会引发灾难。群体思维模型还被一些研究者应用到其他事件的分析中，比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
如何才能打破群体思维以增进群体决策的有效性，避免灾难呢？贾尼斯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领导者应该鼓励每一个成员踊跃发言，并且对已经提出的主张加以质疑，为此领导者必须能够接受成员对自己的批评；第二，领导者在讨论中应该保持公平，在团体所有成员表达了观点之后，领导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期望；第三，最好先把团体分成若干个小组独立讨论，然后在一起讨论以找出差异；第四，邀请专家参与团体讨论，鼓励专家对成员的意见提出批评；最后，在每次讨论的时候，指定一个人扮演批评者角色，向团体的主张挑战。这些建议的目的都是促使群体考虑不同的可能性，避免全体一致同意的幻象，并且考虑所有相关的信息。
人类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一个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在这样的条件下，造成群体思维、群体极化的因素是否因此而得到消除或改观呢？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桑斯坦在最近的一些著作中综合各种研究所指出的，情况未必如此。
在信息时代，群体决策仍然面临这样一些风险。第一个问题是，人们会把自己归入其他人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即拥有相似观点的人组成了一个协商体，他们放大和不断重复相同的观点或信息，达到排外或者激化偏激言论的结果，从而产生群体极化。第二个问题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即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只听取我们选择的东西和让我们愉悦的东西，排斥其他信息。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
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甚至可以利用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阻断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的传播。在共同体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共同体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群体思维"，从众心理使人们出于社会的压力或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敢表达与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的价值观相一致。甚至在搜集资讯的时候，都只会参考部分信息。而上述"信息茧房"现象，又会使人们所搜集的信息与其原来就存在的倾向相一致，进一步将人们推向群体极化。从而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更加难以获得沟通的条件。
群体极化现象对于深化理解许多现实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比如，它对晚近西方盛行的协商民主理论就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有些协商民主理论家乐观地认为，通过协商和讨论，可以使民主的运转更加有效、合法、理性。然而"信息与思想的交流能够而且的确滋生毫无正当理由的极端主义。群体之所以往往犯错，恰恰是因为它们十分注重协商"。
注释：
1、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2、关于"群体"的各种定义，可参见布朗：《群体过程》，胡鑫、庆小飞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关于"群体"的各种分类，可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160页；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张敦福译，载《论文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164、175页；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黄建钢：《群体心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4、详见王坚：《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群众哲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
5、参见麦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李绍光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
6、关于西方政治理论史中群体心理的论述与分析，参见J. S. McClellan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London and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7、参见埃里克o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关于勒庞的生平、理论与影响，参见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值得一提的是，勒庞的一些著作（如《国民心理学》、《群体心理学》、《革命心理学》、《意见与信仰》等）在20世纪20-30年代即被译成中文，并对当时中国的政界和知识界产生过深刻影响。具体可参见林建刚：《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9、勒庞：《乌合之众》，第45页。
0、勒庞：《乌合之众》，第46页。
1、参见勒庞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研究《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2、以下分析参见勒庞：《乌合之众》，第49-53页。
3、勒庞：《乌合之众》，第59页。
4、勒庞：《乌合之众》，第68页。
5、勒庞：《乌合之众》，第72页。
6、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138页。
7、参见勒庞：《乌合之众》，第130-137页。
8、米尔格拉姆、阿伦森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都承认，勒庞的著作切中了社会心理学的命题："他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在20世纪的实验心理学中反映出来了……勒庞展示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高度概括性的探讨，而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经得起考验的假说宝库"（转引自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74页）。
9、这个实验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布朗：《群体过程》，第7-13页。
20、参见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三联书店，2010年，第346-349页。津巴多在此书中主要剖析的是他在1971年主持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以及由此引申的"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如何变成了魔鬼撒旦），他揭示了情境与系统是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而一系列的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权威、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
2 、津巴多指出："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境，也就是任何让人觉得像是没人认识或想认识他们的状况，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的潜在条件"，如同勒庞分析的那样，"如果情境本身或其中的行动者允许人们从事反社会及暴力行为以反对其他人，他们就会彼此开战。但是相反地，如果情境的匿名性只是削弱了人们的自我中心状态，而情境也鼓励从事公益行为，人们就会彼此相爱"（《路西法效应》，第349页）。
22、关于该实验的内容及其复制和延伸研究，参见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赵萍萍、王利群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亦可参见津巴多：《路西法效应》，第309-330页；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邢占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34页；泰勒等：《社会心理学》，谢晓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0-243页。
23、转引自津巴多：《路西法效应》，第310页。
24、参见津巴多：《路西法效应》，第330-338页；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32页；泰勒等：《社会心理学》，第240页；Houghton, Political Psychology, Routledge, 2009, pp. 51-52；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5、桑斯坦：《极端的人群》，尹宏毅、郭彬彬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页。当然，群体极化不可能是上述问题的唯一甚至主要的解答。而且，就像桑斯坦指出的，极端主义并非总是坏事，在某些情况下，群体极化也是一项成就而不是问题（参见《极端的人群》，第5章）。
26、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第5页。
27、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布朗：《群体过程》，第131-138页。
28、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y Today, Vol. 5, November 1971；Victims of Groupthink: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1982年的第2版书名改为：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29、详见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12-13页。
30、参见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极端的人群》前引。
31、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第179页。
刊发于《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