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严复翻译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据笔者所见，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纠缠于严复所创之"信、达、雅"三难，鲜有系统探讨严复翻译思想。虽然，严复本人没有写过有关翻译思想的系统论著，但是综观他现已公开的所有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翻译实有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七方面：
一、翻译的前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介西方思想主要在两种语言世界进行：一个是英语世界，另一个是日语世界。早期以从英语世界引入西方思想为主，后来变为从日语世界输入为主。由于中西学之交流，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之隔膜。因此，学习西文是进行翻译的前提。问题是，如何学习西文？
首先，对中西文表现形态的差异，严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故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系韵语，以其易于传记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耳。"
中国文字较之西方的拼音文字，不仅书写形式古今有变化，并且还存在"言"与"文"之别。因此，用这种文字来翻译以"易于传记"的"韵语"来表达的西书，可以说有许多不能回避的困境。这样，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文言文？
严复虽未明说，必须捍卫承载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的文言文，但他以桐城派古文译西书的实际举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还曾经大力提倡中国人要"读经"，因为"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是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存在于世界之林，必须有其独有的性格。这种独有的性格，皆因有其"特别之教化"。在传统中国所谓"特别之教化"，主要体现为关于经典的学习。由此可见，重视文言文的学习，实际就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与传承。这对于保存"国性"，成就民族的特性是有特殊价值的。西文虽然易记好学，但并不是我们独有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完全趋附。只要"国性"永存，中国就不会真正灭亡。
由此看来，中国的许多经典思想均深藏于浩瀚的古籍之中，我们自然不能舍弃文言文的学习。然而，要了解西学，要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得不面对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难题。
到底如何解决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问题呢？严复指出：
"文谱者，特为此于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跡，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
严复的意思很明显，要解决语言文字之障碍，没有任何捷径，除了掌握一般的语法及其特有文字的专门语法外，主要有两大方法："博学多通"和反复熟悉。严复曾引的约翰o穆勒以下的一句话，就直接表达他的心声："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二、翻译的标准
关于翻译的标准，严复之前的传教士基本上没有人系统的论述过，所以严复是无愧于近代中国翻译标准之开创者称号的。他对此的详细而集中的议论，列于《天演论》之前，称"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矣，三也；……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所谓的"信、达、雅"，用浅显的话说就是忠于原文（"立诚"）、意思准确（"辞达"）与富有文采（"尔雅"）。三者之中前提是"达"，如果"信"而不"达"，不如不译。事实上，有时只求"信"，也很难做到，更何况"信"且"达"。严复所创的翻译范式，后人毁誉不一 。严复之从孙严群（曾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引注）曾说：
"吾国学人致力于译事来者方多，犹奉"信""达""雅"为圭臬。……达者非字比句次之谓也，要能深解原文义旨而已译文出之；译文习译之字汇、成语，必求其吻合原文而厚可。斯则非精通原文与所于译之文无能为役，此译事之始基也。进则诚通原文之学，非只解原文之内容已也。论者谓先生所译书再世犹不泯，即此之故耳。古人曰"修辞立诚"；又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先生以是三者为译事楷模。……综观先生所译书，该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名学（逻辑），其博后人罕能企及。"
换言之，严复所定的翻译之范式，已成后世效仿之对象，少有人超越它。然而，这三条就是对严复本人而言，又岂可得兼？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不过，正是他所订的"译事三难"，使得他对翻译的态度表现为非常的严谨和谦虚。他说：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以附以己见，……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
要准确翻译一个名词，须再三斟酌；如果西书的版本或者内容不一，必须附录之以供参考。这种态度，着实令许多译者汗颜。严复那个时代的坊间所传之西书良莠不齐，难掩粗制滥造之弊，他的"三难"自然有对症下药之高义。笔者觉得，严复之论于今世，亦不乏有警醒之意。
三、翻译的宗旨
严复的翻译宗旨，必须与他对解决晚清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认识联系起来。他说：
"……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也就是说，严复的翻译事业是服务于"三民"并举的思想。他一生重视教育事业，也是这种思想主导的结果。因此，如果有人说严复翻译是为了扬名立万和增加经济收入，实在是不解其衷。当然，对于处于艰难时局中的严复来说，也许苦于宦海多舛，希望借译书来浇心中之块垒，排遣腹中的愤懑。不过，关于翻译之具体宗旨，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直言不讳：
"翻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一曰开溣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庞杂。"
四、翻译的关键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通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核心概念的置换。这一点，严复深有体会。上文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是在说概念置换，决非易事，必须认真对待。如果概念没有弄清，无法传达出原文意旨，实际上就等于翻译失败，文化之间就难以沟通，当然也就无法"借他山之石"。
"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误。
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
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
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
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
这五条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界说一定要尽可能表达事物的性质（明"德"）；界定概念时不能使用要界定的概念（忌同语反复）；界定概念一定要外延周延，不能有遗漏（严谨）；概念界定不能模糊其词，用一些时人不懂的字（准确）；界定概念不能使用反义词。
严复之所以如此重视概念的界说，主要在于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他明确指出，研究科学必须克服的第一大难点就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
也就是说必须准确使用含义明晰的概念，避免使用含糊不明的概念，因为"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
明确使用恰当的概念是第一步，在此之后才谈得上把道理讲明白，即"未有含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 由此看来，定义概念是最为关键的，这就如严复所说："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 ，"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 。为此，严复一再强调界说概念的严谨：
"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
"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
为了说明严复重视概念界定，我们不妨举一例来说明。"经济学"这个词，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十分熟悉的。要知道严复当初为了准确界说这个词，大费周折。他说：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economy--引注），本希腊语。叶科(eco),此言家。诺密（nomy），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一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陿，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藉，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
五、翻译的素养
要真正使翻译成为西学东渐的可靠途径，除了精通语言文字，掌握翻译的标准、宗旨及其界定概念的要领外，必须具备丰富的中西学知识，力求贯通。换言之，要提高翻译西书的质量，翻译家不仅要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而且还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家。如果只是通西文，不过是语言的奴隶，不会对某一学说有深入的理解，就很难传达出思想之神韵。
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明确指出：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
"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
他批评时人翻译斯宾塞尔的《进说》错误百出，没有表达出该书"牢笼万化"之意旨。他认为，要切实体悟是书的意味，"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 。因此，他告诫时人，翻译西书必须找那些"可译而急用者" ，没有必要自讨苦吃拿那些义理深奥的书籍比如斯氏之书来翻译。
实际上，由于翻译者都有中学之背景，严复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何认识与处理中西学之关系？理论上说中西学贯通，
都比较容易。比如梁启超说：
"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方今四彝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疴；三千年之教宗，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
严复针对以往有关中西学的"道器"、"主辅"、"本末"和"体用"之说，进行了有力驳斥：
"夫中国之开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未必皆成理。……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其曰政本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谓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也。……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为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说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者矣。故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
由此看来，要避免过去对于中西学二者关系的二元对峙认识，必须对二者皆有精深之了解与别具慧眼的洞察力。基于翻译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创造，如果译者思想根柢肤浅，所谓的创造不过是以讹传讹，就有"生心害政"之虞。
我们拿严复、梁启超二人来说，二人的国学功夫都不错，对西学又有相当的理解，尤其是严复，于西学中学，均为当时中国一流人物。因此，前者所译西书的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尽管后人品骘不一。梁启超由于粗通日语和不谙英语，他所传播的西学，历来非议很多。像严复这样处于时势流转中的人物，翻译西书难以摆脱外在的诸多牵掣，要做到中西学贯通，也堪称难事，何况普通之学人？所以说，中西学贯通应作为译者所具素养之理想标准。
六、翻译的组织
严复对翻译的具体工作之展开，实有一个精心的设计，这主要见于他所拟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
要进行有计划和系统的翻译，首先必须有一个组织机构，也就是必须建立合适的译书局。该书局总体设计如下：
"设员总译一人，以总司译事。凡督率、分派、删润、印行及进退译员等事皆主之。分译四人，分司迻译。……笔述二人，以佐译员汉文之所不及。校勘二人，即以笔述之员兼之，一洋一华，司绘刻图式。监刷一人，主刻刷印行之事。书手四人，司钞录。司帐一人，司支应及发行书籍。"
其次，必须为译书局的人员开具适当的薪俸，以保障他们正常的生活，从而才有精力专心译书。关于薪俸，不同人员的配给如下：
"总译一员，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分译而员，月薪京平足银各百二十两；又二员，月薪京平足银各百两。笔述兼校勘二员，月薪京平足银一六十两、一四十两。润色二员，月薪京平足银各Ο两。洋图工一名，月薪京平足银Ο两；华图工一名，月薪京平足银各Ο两。书记四名，月薪京平足银各八两。司账一名，月薪京平足银三十两。"
第三，必须注意译员队伍的配备及其管理。他说：
"分译诸员多通英文，其所译者，亦皆英文原本，如以后觅有法、德、义、班诸文高手，应准随时添派，以收转益多师之效。"
又说："如有才任分译，而身膺职差，不能派令住局者，应准限期定价领译各书。领译者由总办与之订立合约办理。……译事不得随意作缀，每遇星期，将所译稿本汇呈总办处复核。"
第四，必须对所翻译的书籍进行分科和划分层次。他说：
"翻译课本，拟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曰统挈科学（科学原理与科学方法--引注）；二曰间立科学（科学门类--引注）；三曰及事科学（实践科学--引注）。……各门课本，拟分两项办法：一、最浅之本，……一、较深之本，……"
第五，必须编写一些翻译所用的工具书和注意翻译的规范。除了编写英华字典外，他还指出：
"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然二者均须一律。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
"译书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入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里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定一律，以免纷纭。法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文，不生歧异。"
另外，还要注意西语人才的培养，比如设立同文学校。
七、翻译的动机
我们说翻译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创造，其意思不外是说："对于任何一个译者，我们不能认为他所翻译的著作的思想就是译者本人的思想。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批驳某本著作而翻译的话，一般说来，从译者所选择的原著的思想内容，大体上可以看出译者的思想倾向，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译者研究一定的理论、科学体系并翻译和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自己或他所代表的阶级地位和利益为出发点。"
对于严复而言，自然少不了将一己之见掺杂于译著中。不过，考察他翻译西书的动机，对于回答这些惯常之举，实是大有帮助的。
严复译书的动机，在给好友张元济的私人书信中得以真实流露：
"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又以听鼓应官期会簿书累我。适宜居平自忖，谓南中倘得知我之人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一世人。"
"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
"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觉其无谓。"
凡此种种，不时体现于严复给挚友的信札中。总结起来，严复译书的动机不外乎三：一是开启民智，是为启蒙也；二是振衰起弱，是为强国也；三是排遣愁绪，是为自慰也。
个人的遭遇尽管是直接的动机，但是次要的。在我们看来，前二者方为主导。正因为严复有时身在书房却心系国邦，其翻译西书的动机，实为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这种并非纯粹的求知兴趣，致使他在译书之时，在在显露其忧天下之情。后人诟病严复译书多加"按语"，有意误导读者曲解原书，实乃不解时代中人之苦心也！
其实，翻译西书，引进新知，不过是学术研究之下策。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明确指出：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
基于上述，即使我们排除严复等辈翻译西书之动机，对于他的译书，也必须存一理智之态度：再博学的大师，他的翻译也不会是尽善尽美的。同时，我们要保持客观、平实与宽容之心。只有这样，当我们品读严复仙游之前留下的"遗嘱"时，于其译书之志趣，更增同情之了解。他的"遗嘱"如下：
"（一）中国必不可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所列三条，笔者用十二字概括之：永葆希望，探索真理，情系祖国。但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于此三条，不妨引为座右铭。惟有如此，侯官之心，可昭然若揭于天下矣！如果我们再来捧读严复在译书之余暇写的一首诗，对他当时的孤寂情怀，又将何其悯也！其诗曰：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愁。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注释：
1.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汪荣祖：《严复的翻译》，始发表于《中国文化》1994年第1期，后收入《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年版，第144－161页；黄忠廉：《重识严复的翻译思想》，《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黄忠廉：《严复翻译思想研究百年回眸》，《福建外语》（季刊），1998年第3期；黄克武：《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黄忠廉：《严复翻译思想的另一面》，《中国科技翻译》第11卷4期（1998年11月）；林璋：《解读严复的"信达雅"》，《中国科技翻译》2000年第4期；穆诗雄：《翻译标准与翻译目的、对象和语篇类型--重温严复的译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5期；林本椿：《严复翻译思想述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等等。专门研究严复翻译思想的著作有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涉及严复翻译思想的专著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俞政：《严复译著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2.《西学门径功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92。
3.《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页330。梁启超与严复颇有同感，他在一篇名为《学校读经问题》的文章里说："吾国言文分离，现在国语未能统一，所恃沟通全国人之情，使控抟为一体者，全恃文字。文字古今，虽谓差别，然相去实不远。故我国故书，不能与欧西之希腊、罗马古文相提并论，自幼即当读也。……我国因言文分离之故，故文字无变化，欲用过问以表今日各种科学思想，已觉甚难。然古书训词深厚，含意丰宏，能理解古书者，则借此基础以阐发新思潮，或尚有着手处。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旧学失坠，而新学亦无自昌明。"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丧失"国性"，
这是由于"经训为国性所寄，全国思想之源泉，自兹出焉。废而不独，则吾侪与吾侪祖宗之精神，将失其连属，或酿国性分裂消失之病。"（《梁启超文选》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页447－448）梁启超在另一文中，还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新民说》，《梁启超文选》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页108）
4.《英文汉沽》叙，《严复集》，页151－152。梁启超主要经由日语（"东学"）了解西学，对于如何解决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问题，他结合自己的经验说："治东学者不可不通东语，此亦正格也。盖通其语则能入其学校，受其讲义，接其通人，上下其议论，且读书常能正确，无或毫厘千里以失其本意，诚不可少之具矣。虽然，学东语虽较易于西语，然亦非居其地，接其人，以岁余之功习之不能。"（《东籍月旦》，《梁启超文选》下，页383）
5.《严复集》，页1319。
6.《严复集》，页1321。
7.《严复集》，页1322。
8.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读者最值得参阅的文章是黄克武的《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笔者于此不再赘述。不过，当时梁启超的意见，我们不妨一观："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佛典之翻译》，《梁启超文选》上，页492）
9.严译名著丛刊"序"。
10.《严复集》，页1322。
11.《严复集》，页14。
12.《严复集》，页130。
13.《严复集》，页95－96。
14.《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43。梁启超似乎深有同感："翻译之事，遣辞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折衷两者，最费苦心。"（《佛典之翻译》，《梁启超文选》上，页494）
15.《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80。
16.《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85。
17.《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47。
18.《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43。
19.《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85。
20.《政治讲义》，《严复集》，页1290页。
21.《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页97。
22.《严复集》，页1322。
23.《论译才之难》，《严复集》，页92。
24.《论译才之难》，《严复集》，页92。
25.《变法通议》，《梁启超文选》上，页33。
26.《西学书目表》，《梁启超文选》下，页374。
27.《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页558－559。
28.《严复集》，页127。
29.《严复集》，页129。
30.《严复集》，页131。
31.《严复集》，页131。
32.《严复集》，页130。
33.《严复集》，页128。
34.《严复集》，页131。
35.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100。
36.《严复集》，页525。
37.《严复集》，页527。
38.《严复集》，页537。
39.《严复集》，页561。
a)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页1552。
40.《赠英华》，《严复集》，页414。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