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提出了一个不全新的新词语：改革双轨论。《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第一章就指出古今中外国家政权必然具有“双轨性”。简言之，政权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掌权者，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恶”；不外于一切的组织，政权从来都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由政府的这种“双轨性”而出的“改革”，必然具有“双轨性”。否则，一群基督徒和自然神论者所建立的美国就不会爆发“废奴”的内战。
这是指着政治哲学强调的超越性而言的。另一方面，拿美国谈中国，常常不怎么靠谱。我们应当谨慎开展这种中美对比。为此，这本书的表达以叙述为主，兼用逻辑推理。其中一些文字，并非我的“价值观”，而是社会生态，或是治理对策。这有利于呈现一个难以被理解的东方国家的苦乐哀痛。
多中心秩序能被落实，不在于它多么美好，而在于一个国家客观地具备了多中心秩序的基础；关键是在法理与信仰两方面，确立了从民情到法政的宪政生成逻辑。
谈“改革”，要谈一些“可行性”建议为何“不可行”，就要论证为什么文明之道不可回避。由此，这本书中的建议不能被落地之处，实证分析有其战略意义。
由于社会学家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总结的“差序格局”，也即我的朋友方绍伟在《中国不一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4月版）里所说的儒家性的“小圈子道德”，“双轨性”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在“改革”初始阶段中有助于打破“大一统”的“双轨制”，如今已经成为“改革”的行为特征。“双轨制”几乎深入中国从“明规则”到“潜规则”的所有细节，固化为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安排。当既得利益在“双轨制”中成为主导国家前途的力量，中国社会俨然就有回到“文革”时期“封闭社会”的倾向。但中国的这种“左转”，很难说是“大规模”的“倒行逆施”，只是拒绝“深化改革”的“有限动员”。
“有限动员”的特征就是，既拒绝走“文革”“老路”，又拒绝走西方式宪政民主的“邪路”，依赖一套“分类控制的维稳体系”，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不折腾”。接下去中国怎么办？只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到哪里是哪里。
由于忽视中国人行为的逻辑，拒绝进行能打通“制度经济学”和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思考，中国体制内外的太多学者不能理性叙述这个时代的这个“总特征”。
太多中国人抱怨自己生来就是苦命人。普遍的角色分裂如何在一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中产生，并控制我们封闭而投机的内心？与其说本书是“改革”的鼓与呼，就所提的绝大多数结论中的建议性命题目前都没有得到实施的迹象（可能），如我在《改革话语下的公司命运》、《转型社会中律师的责任与局限》等文章中所表达的，不如说是一本关于“改革”为什么在一种生态中陷入困境的叙述书。今天人们之欣赏“改革”，很大程度上源于反感始自1966年的“文革”；这就是说，除了那些利用“改革”谋取“既得利益”的人，对倾向普世价值的人说，“改革”的可接受性，不在于“改革”自身，而是无意识中接受“开放”成果。这是可以从基础理论和社会学两个角度规范描述的。从1807年这一“西学东渐”的关键年算起，直到1912年，中国的进步，乃是开放的功劳。从1978年算起，直到如今，中国在文明方面的任何进展，更是完全仰赖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却居功甚伟的开放。
在公共表达中，强调“改革”，还是突出“开放”，体现了不同言说者背后的价值观，以及特定的价值体系对言说者在“意志”方面的捆绑。客观上，如果说“改革”还有正面作用，就在于客观性地适应了开放大势，消极地不侵犯民众的宗教自由与结社自由，制度性地尊重了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以如此民情的发育为基础，而非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性，人类社会主动被动地转型为多中心治理。
进一步说，就“改革双轨性”而言，由于特殊的民情，在中国，我们更容易看到另一些理想主义者灰心失望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任何政体内的所有细节安排都是不合理的。这样，即便在宏观意义上否定某个政体的制度精神，却不意味着必须拒绝在细节上发展壮大那种体现文明价值的具体设计。
我很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事来批评中国共产党。真实的中共是这样的：在28年之久的革命和更久长的维稳历程中，中共已发展为一个“危机应对型”政党，实用主义构成了最真实的传统。1978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的中共一直试图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今日中国诸多现代化成果有赖于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执政经验。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最善于学习和“与时俱进”的“共产党”，以致最终脱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吸纳了无数苦于为生计奔波、也为自己的理想而勤奋工作的中国社会“精英”的，有八千多万党员的，试图长期执政的，实际上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已经是“一枝独秀”的超大型政党。
且不说遍及全国的基层党组织，其组织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大大削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高校中，大量鼓吹“宪政民主”的法学、历史学教授，更是中共党员。对比中共执政前三十年，中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持续转型的困难大体有三：意识形态，既得利益，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在这里提出“意识形态”的阻碍，并没有否定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主义政党这个判断，而是想继续阐释本文开头所说的“有限动员”。意识形态更多是假象。只有三者交织在一起，导致一些“精英”养尊处优、积劳成疾，多少有些恐惧、似乎还有“机遇史观”和“英雄史观”性的奇怪心理时，当“意识形态”被作为反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动员的“旗帜”时，“意识形态”才有分析价值。
而在一般事务中，公务员可以是我探讨政治及其相关学术的伙伴。我有时想，这种知识性的认同，甚至远远多于那些致力于在中国实现快速民主化的江湖朋友。
因此，中共党员和我的差别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谁为我舍己复活，是谁给了我替代性救赎，以至于我“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这不是恭维中国共产党，而是力图实证叙述。认真阅读明朝时期朱元璋的努力、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末代皇帝崇祯的“励精图治”和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江湖传奇，我不得不承认，汉族人治理国家，一定有汉族人“匪夷所思”的一面。优秀的政治学研究有利于解开汉族人治理中国的一些特征及其逻辑。
这就是“儒法并用”型的“改革双轨论”。以个体经验和直觉思维为基础的实用主义、难以走出中国老路是这个体系的根本特点。用本书《改革双轨论：1992年以来中国之冲突及调试》的副标题来说，这种社会经常面临各种冲突，执政者也会一再试图对这些冲突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调试”。在“政治学江湖”中，有个由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俨然证明了的，被作为“巫术性咒诅”的、传说已久的“七十年执政周期律”。我越来越倾向感觉到，通过对冲突的主动被动调试，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命题发出了卓有成效的挑战。
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强烈期望治理好日益开放的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体现世俗化时代色彩的“祛魅化”治理话语。明显区别于前十年的“不折腾”和更前面的十几年的“闷声发大财”，在“反腐”背景下，2014年7月29日，原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同时，中共中央宣布在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无论体制的激烈批评者多么不满，这些做法已经使国家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支持者充满期待。可是，中共的诉求显然不止于“依法治国”，还有经济方面的全盘诉求，并期待以经济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例如，7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宣布启动中国新型户籍制度的整体构建，实现城乡户籍的一体化。
提及周永康案被宣布前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两大决定，旨在引出未来趋势的分析。这本书一再探讨了与城乡民生待遇相关的“土地财政”、“实体经济”、“金融自由化”、“拆迁冲突”、“农地确权”、“新型城镇化”、“司法公正”、“地方自治”以及“基督教发展”等话题。如今，执政党倾向建立一个通过“依法治国”实现对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此回应民众打着“反腐”旗帜的“维权”诉求（以民生诉求为主，近年来日益向政治诉求转型）、却仍然期待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梦”提供物质基础的“治理结构”。对比过去“不折腾年代”的全面维稳，不能不说这是巨大的进步。
然而，本书《财税制度应该以社会为中心》、《财政收入超速增长及其官民冲突》等文章一再强调，不要以为经济会永续增长，公共财政汲取空间总是有限的。“不折腾年代”的体制内有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民众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非政治性诉求的确可以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得到满足。可是，倘若一味期待以经济发展缓解官民矛盾、体制内外各种矛盾，实际上是将国家的命运与“经济可以永续发展，公共财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及方法论捆绑在一起。
这样，国家的合法性与认同感就过分地以物质主义性的福利分配和个别性满足为基础。以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支配能力为工具的“维权”及其看似“积极回应”的错误应对，一旦国家拒绝普遍正义，实际是鼓励社会个体通过各种手段到公共财政中捞取个体性的利益与特权。从逻辑上说，这是一个变相地鼓励对抗、制造危机的机制。根据博弈论的分析，个体特权的这种重复性获得，会制造一种“会打架的孩子有奶吃”却没有以真正的“自由、公义、仁爱”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
于是，没有实现有效整合的国家治理机制，必然因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带动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使得“维权”“维稳”两种诉求严重冲突时，公共财政迟早会无法满足民众物质财富的欲望，从而导致政府失去国家的主动权。
进一步地，一旦以经济控制为中心的国家主导权丧失，一些问题官员和腐败官员、以及一些过分关注“意识形态”的官员就会付诸国家机器，倾向制造流血冲突。由于中国日益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流血冲突对民众和国家的危害都是不可计量、无法挽回的损失。我担心的是，一些地方大员和文武官员组成的政治同盟，会以某种意识形态争取“民意”，趁机强力介入尚趋合理的国家框架，将国家的常态运行机制改为非常态的运行机制，“救党救国”或“救国救民”。
我知道今天很多在政治上极度失意的“仁人志士”期待体制内个别高官（尤其是政治世家，因为和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高度契合，针对平民和一般官员的日常维稳体制对他们常常束手无力）的“抽风”能砸烂这个国家的“铁桶政治”，以此为未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地方政治家”的大规模成长提供时间性的起点。可这是一个赌徒式思维。逻辑在于，正如《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第九章考察“晚清宪政的挫败史”所指出的，“抽风理论”或许能在时间上对某种叙述提供了文学性的想象空间，却不构成宪政民主之良性运行（甚至可能和“宪政”沾不上边）的，在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性的、或者是正相关性的成功论证。
中国的历史早已表明，自命不凡的政治性动员，常常是层出不穷的“安史之乱”的翻版，可能远远不如当前至少呈现出“改革开放”性的制度框架。
对这种缺乏优良民情作为防范机制的政体断裂，如果爱中国、期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西方功利主义语），谁都不要“幸灾乐祸”。“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专业的政治学论述者的基础心态。
在这方面，作为立宪建国最为重要的文献，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重磅话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
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有志于中国美好未来的政治思考者来说，在我看来，到了发扬这种“深思熟虑”“自由选择”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时候了。
对此，本书的结论是，当前正在确立的这个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主动将“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体系化”，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现代化。
“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确认并完善国家哲学及其支配下的、体系化的“国家治理理论”。根据我们一贯的范式，最为合适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当致力于“各从其类”与“爱人如己”的“合一”，以及我一再强调的“正义一元性的四层次说”。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改革时代，起点就是反思“改革双轨论”，确立对中国变革之道的准确把握，建立倾向开放社会、成全社会分工合作的中国特色的多中心秩序。
我对中共中央的人事布局毫无兴趣。政治学的结论是“形势比人强”。我更关心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否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体制传统的方法论强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要在诸多矛盾中抓住能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住这个矛盾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面。应当承认，国家的治理能力是有限的，一个阶段常常只能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政府应当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持续努力，使体制满足“依法治国”要求。也即，80年代初期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应当被修订，国家应该如八十年代初期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坚决果断地停止已经持续三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治国纲领。
从政治学角度来说，中国一再呈现的“改革双轨论”既回应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提出来的“托克维尔定律”，又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Samuel P.Huntington所著的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所提出的“现代性导致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这一命题息息相关。换言之，这两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迁，给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对我个人来说，一度进入体制内的改革机构工作，不仅出于生计，更是表达了一个信念：中国平安度过这次转型震荡，不能单单寄希望于基督教发展，让中国“不流血”至少“少流血”同样是一个利国利民、必须在根本上予以重视的基础工程。我毫不惧怕体制内外哪位“仁人志士”指责我背叛了谁的自由民主事业。道理如此显然：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严重缺乏关于改革与治理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无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被以任何方式对待，对“改革”的促进及其反思，是中国必须弥补的一课。
不要忘记晚清宪政改革的遭遇，更不要忘记了在大陆的中华民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不要仅仅拿台湾和我讨论问题。与台湾模式的推崇者一样，我和我的朋友也一再认真讨论台湾的是非成败、喜怒哀乐。不要忘了我们生活在亚欧大陆东部，国土直达中亚。长江黄河两岸，一再刀光剑影，一再血雨腥风，一再饿殍千里。
在政治发展方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个“冷酷实证”得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国命题”：“中国官僚阶层‘上下其手’的特权，作为既得利益的集体模式，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反对任何改革。任何内部革新的企图，都在这种障碍下破灭。结果是，只有外来的军事征服或成功的武力或宗教革命，才有可能动摇俸禄利益的强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全新的权力分配和新的经济条件。”
在实际生活中，自认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有个特点：圣经一再批评拜金主义，却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商业浪潮中去，而一旦认清福音，虽然圣经几乎从来没有反对参与政治，而是更多抽象地主张基督徒在政治中“不与世界联合”，中国基督徒就倾向拒绝政治参与；这既与当前基督徒制度性参政机制的缺失有关，也与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有的对政治的基于“自我保存”本能而有的恐惧相关。
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让致力于“快速民主化”的“仁人志士”大失所望，并强烈地说明：中国一般的基督徒，是一群和一般中国人没有太大差异的人。在和平时刻，他们的“亲经济、远政治”非常有助于国家的持续统治。一旦发财渠道被封闭，政府只有依赖基督教会以基督的“十字架舍己之爱”这一“替代性救赎”的“福音”才能归正被中国传统民情激发起来的公共表达激情和现代转型挑战。
我是中国人。东海之滨有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太平洋西岸生活着无数帮助我走过困苦岁月的亲朋好友。基督在这里陪伴了我35年。为了同样被基督所爱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利益，对这个民族甚至连中共党员都“千夫所指”的执政党及其勤奋工作的党员干部，我愿意驻足欣赏这个群体步履蹒跚的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这个充满底层萨满主义式的民间宗教反抗传统的国家，只有真正的基督徒乐意也欣赏各种社会问题的被解决，却不因为问题的可能注定无解而失去理性和失去忍耐意愿。我欣赏中国基督教会里的温柔、忍耐、节制、宁静与甜美。1912年成立的、1949年在中国大陆消失了的“中华民国”曾经有机会行公义，却无理逼迫基督教会。我更多是作为旁观者来关心台北那些政治人物。可是，如今还在有效运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我有挥之不去的关联。我希望一些官员不要打扰基督教家庭教会里的这份温馨。必须承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以“不去打扰哪怕失去生命也要给中国传播耶稣基督和平福音的爱心使者”为前提。
如本书《为什么地方官“怕”内参》等文里所指出，中国缺乏足以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性“智库”，各级官员更是平庸而治。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体制的“维稳”是专业的，其工作人员具有某种在中国相比之下显然独树一帜的的“战略”眼光。“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私人秘密俨然成为传说。这样，体制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特定人员的“分类控制”、“精确打击”和“定点清除”。然而，这种专业性和内行性，更多只是职业的敏感性和个体技能之卓越的表现。令人震惊的事实还在于，合纵连横的、以血缘和亲情为中心的人事框架下，除非经过大震荡、大改组，绝大多数“技高一筹”的人员，没有机会主导国家的决策。
另一方面，“文革”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文革”是发动底层民众通过各种非法制手段打击各级职业官员的一场社会运动。“文革”已经一去不复返：首先，当今缺乏这种“卡里斯玛型”（ Charismatic Authority）的、俨然被全民“崇拜”的领导人物；其二，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再适应“文革”这种极端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官员大多数成员没有意志回到“文革”。客观地说，不仅官员，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如今这种这种“改革双轨制”结构的受益者。
正是在这种刚性结构下，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一种几乎没有多少学者有能力指出的体系性现象：如果政府付诸于传统儒家，主张“佛教型儒家”的他们被迫面对“孟子型儒家”的强行介入，导致体制内儒家和体制外儒家的尖锐对抗（这种对抗在意识形态上看是在争夺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解释权和政治主导权），其特点是辅助个人道德觉悟的启蒙运动的崛起及其影响下的散兵游勇组成的各种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城市化、高学历化的、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现代游民运动）；如果走倾向基督教的发展道路，则在原本倾向结社和多中心秩序的社会基础上，政府不得不面对各种基督教社区的基于自助激情而来的更多诉求。
“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充满风险。我一直在观察各种风险及其对策。我对中国基督教的叙述是努力符合事实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逻辑如此显然：不外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特点，基督教会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只是正如哥林多前书1:2所说，凡真正的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而从社会学考察来说，真正的家庭教会就其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组织形式的分散性、神学理解的多样性，加之其根基（马太福音16:13-19，表现为神学模式）是正确的，至少难以被利用去威胁社会稳定。
即便在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令外界感到诧异的人或事，基于上述考察，我坚定相信，真正的教会正在着手解决、至少在努力制衡这些不良因素。应当承认，在中国政府体制内外，没有谁比基督教会更在乎自己的“品行端正”了。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执政党千万不要以为以革命年代的统一战线性的“拉一派，打一派”就足以安抚一颗颗焦躁的心。执政党要知道，与革命时巨大的红利不一样，今天国家体制的人大、政协已经安排不出更多位置给那些期待被“统战”的人。
执政党更需知道，让罪人悔改重生从而心甘情愿地去顺服掌权者的是“福音”，而不是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式的功利主义。爱中国，爱这块土地上掌权的中国政府及其治理下的中国人民，就要承担责任、理性行动。如果没有能力行动，也没关系，至少可以如基督教会要求献上祷告一样献上祝福、表达心意，但不要学习一些官员出于各种因素胡作非为。为了中国，请尊重主日敬拜中的中国人。
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哪怕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也分享这份福利。即便“双轨性”是人类地上生活挥之不去的“铁律”，我们也要寻求其弊端的防范机制，而不是如韩非等法家在“法，势，术”中枉然探索社会危机的应对之策；即便为着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也要探索中国语境中能应对挑战的长效机制。
商鞅变法的结果是商鞅“请君入瓮”而死，并秦二世而亡；中国大陆直到1949年由汉人主导的改革似乎无一不是失败的——一对此，我甚是惊奇。有位朋友问我：“是否包括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未来如何与大陆竞争，姑且认为蒋经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朋友进一步说，“那可能就不仅是文化的因素，地缘政治更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球接壤国最多的国家，邻国大多是“白眼狼”；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挑战人类迄今关于“优良治理”“大国崛起”等相关命题的传统答案。
从来“调试”都不一定是好事，也未必是坏事，是一个政治体系客观了的运作过程，关键是看“调试者”的价值观，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治国安邦”之能力和优美的节制。为此，我期待阅读本书的公务员和公共政策、社会变迁等研究领域内的专业学者，认真思考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之道。同一公共事件，不同的政体会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然而，我们相信，任何形式的善治本身，必须认真回应真理的启示。
我一直期待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合法化与制度化自治迄今仍是理想，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如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正在护理的中国，可能不是美好的，未必符合一些人的心意，但在这里面必然有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的那份神圣之爱。
因此我不想多说本书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如何影响了近三四年变迁的历史进程，虽然我在各种场合主张的劳教制度、信访制度、户籍制度正在被废除或者逐渐改良，制度性的“依法治国”越来越成为共识，更广泛的司法制度改革正在进行。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中华民族需要在道路、真理、生命整体意义上的觉醒乃至重生。
当民间社会这种趋向定型之后，中国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开放的路。
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明智之士会逐步明白或豁然开朗：中国出现了哪些使得体制内外陷入“囚徒困境”的结构性冲突，对这种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案。
感谢为我慷慨作序的于建嵘教授。感谢于教授对中国劳苦大众苦难的持续关注与专业分析，也感谢我们的友谊。中国优秀的政治学者凤毛麟角。于教授在政治社会学上的问题研究方法、创新精神以及努力去意识形态化的思维，使我获益良多。
感谢为我激情作序的肖玉杰先生。作为一位在80年代末从北京大学下海经商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肖先生对中国市场发展有颇为直观的感性体会。他热情澎湃的叙述，俨然完全有别于于建嵘教授“冷酷”得有些让人“压抑”的学术分析。
感谢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思维与视野的王冬林弟兄。这里的很多很多文章，是与王冬林弟兄反复讨论、多次修改的结果，有他宝贵的知识和辛勤的思考。
感谢让我的文章得以“体制内”问世、合法出版的市场化了的月刊、周报、周刊、都市报、早报，以及在这些媒体中工作的朋友。除了序和后记，本书没有一篇文章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媒体公开发表的。为了方便更多国家治理者及其接班人（高校师生）阅读，我尝试在中国出版此书，无奈关键时刻遇阻。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思想解放”的空间，新闻出版自由的拓展程度。我这些朋友在特定岗位上播种耕耘，任劳任怨，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可爱的媒体人。
为我的一切献上感恩，并摆上我个人的亏欠。我深信，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之爱，已经一次性地赐给了我“永生之道”。无论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字如何，也无论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状况如何，都不能加添也不能夺去我宝贵的救恩。
吸取古代中外各种经验教训，达成“现实问题解决派”与“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良性统一，我必须时刻铭记这些基本的道理：绝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了不起，绝不为将来牺牲今天的幸福，绝不为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权利。
对中国的未来，我不乐观，也不悲观：我情愿在中国的分工合作秩序中，做一个“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在平时生活中经营好几个媒体专栏。
我承诺在我可控的岁月里，继续奉献我个人更多的专业思考。也请朋友们继续理解我，支持这个时代的独立写作，而不是因为某个时代的问题而怨恨这个时代的作家或者其他个体，更不要因为生来命苦而失去那美好的盼望。
每每想到一直陪伴的弱势群体迄今尚未获得公平正义的地上待遇，想到个别亲友终日为生计劳碌却终生痛苦而活、以致贫病交加，我深感政治学研究不是一件让人平安喜乐的事情，政治更是一个令人疲惫到不得不感叹“人生苦短”的话题。我真知道，地上的一切，无论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进是退，都当过去。
因此软弱而显出刚强之际，我真实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2:20那样大声呼唤：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2014年复活节初稿；8月13日修改
本文为沈阳《改革双轨论：1992年以来中国之冲突及调试》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