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和平崛起的两个条件
到目前为止，和平崛起，是中国给予世界的一个单方面承诺。但这个承诺能否兑现，与中国自己的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其它世界大国的外交政策有关。和平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行为，因为战争与和平总是多边行为的结果。这是本文的主要论题。
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和平前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乐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悲观主义态度。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者一般持前一种态度，而政治现实主义者，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持后一种态度。
某些政治自由主义者宣称，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1。有的“民主和平论”者把民主国家不打仗的命题称为公理性命题，或者称之为“经验规律”：他们发现，在150多年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2。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对中国崛起十分敏感的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对和平崛起的承诺，也就是对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承诺。
进攻性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的崛起则充满忧虑。以他们之见，国家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大国就象争夺王位的公猴，快速成长的年轻公猴永远都是王位的挑战者。要完成王位更迭，残酷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说得更明白些，老猴王“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安全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3按照这种悲观论调，中国只要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
片面是理论家的利刃，片面才能深刻透彻；而全面则是战略家的本事，全面才有选择空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位美国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政治自由主义逻辑，但也充分估计到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严重关切，承认“怎样对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初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原因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会使国际体系中各大国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权力转移的结果往往是爆发‘全球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在国际体系中起着重要的维持秩序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另一方是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向国际体系的权威和规则挑战的新兴国家。”4
这种战争会不会发生，取决于未来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大战略，而未来中国将采取何种战略，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内政治事态的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比一个“专制的”中国更容易对话；二是美国对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对话的战略比先发制人的遏制或绥靖战略更能防止中国转向“更加骄横和好斗”，从而“减少发生天下大乱的可能性”。5
因此看来，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中国才有可能和平崛起：第一，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第二，其它世界大国，首先是美国，不以“老猴王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看待中国崛起。第一个条件是国内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国际条件。在这两个条件里，第一个条件更为重要，只要中国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向世界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丧失和平的责任便不由中国承担。
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崛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权化崛起阶段，第二个是民主化崛起阶段。根据威权落差与权威距离正相关关系理论，这两个阶段的崛起都以和平为取向。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分权化崛起阶段（标志是中国已经从全权政体转变为威权政体），并向世界证明了她的和平意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在未来的民主化崛起阶段，中国的和平倾向只会进一步增强。
二，非民主崛起的非和平性
一个大国只有以民主的方式崛起，才可能和平崛起。这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第一个条件的命题式表述，这个命题需要论证。
首先要说明，民主崛起并非和平崛起的充要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具备这个条件，一个大国的崛起未必是和平的；缺少这个条件，一个大国的崛起一般不会和平。一个大国的民主崛起能否和平，要看它崛起的国际环境。按照“民主和平论”的假设，当一个大国在“民主地带”以民主的方式崛起时，和平是可以指望的，比如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的崛起；当它在“专制地带”崛起时，则很难避免战争，比如大革命中的法国遇到欧洲君主国联盟的围剿，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则不得不进行美西战争。
不难证明：一个大国如果不以民主方式崛起，则无论在何种国际环境中都难以和平崛起，其结果如果不是和平中断（比如德国崛起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崛起夭折（比如苏联在冷战中的衰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比如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这既有自身原因，也有他国的原因。自身原因下文重点阐述，他国的原因可以简要表述如下：如果一个正在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周边环境是“专制地带”，其他专制国家必然要通过战争来阻止世界权力的重新瓜分，这正是拿破仑称帝后发生在欧洲的故事；如果正在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周边环境是“民主地带”，民主国家与专制政权的相互敌视使得它们如果不是处于热战状态，则必定处于冷战状态：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的德国进行热战，与二战后的苏联展开冷战。
论证民主国家之间的休战与论证专制国家与一切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几乎是一回事，关键是要论证民主国家的和平属性和专制国家的扩张本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是最早进行这方面论证的人。根据美国“和平民主论”者对康德思想的概括，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同其国内政策一样，充满侵略性和不公正性，因为君主不承担发动战争的代价；而在共和政体里，公民不仅亲身感受，还要亲自承担战争代价，除非战争的目的是保护他的自由和财产，对付共和政体的敌人，他们是不愿参战的。康德还相信，在共和政体里，随着文化的成熟和人们的原则更加一致，人与人之间会增进相互理解并能实现和平6。可见，康德的论证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展开，这也是当代美国“民主和平论”提倡者们的论证路径。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就认为，“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种种论证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民主的国家不会由于国家结构和制度规范方面的原因相互作战”。7几位中国评论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某些理论家对“民主和平”的论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一是相关规范和文化造成的自律（或戒律），但他们并非都同意这些论证。8
所有这些论证都是好的，但如果有反面的论证则更好。所谓反面的论证，就是对非民主政体扩张本性的论证。仅仅说专制者不承担发动战争的代价是不够的，事实上，政体的集权程度与其扩张倾向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我在拙著《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里提出了一个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成正比的假说。权威落差指的是一个国家里中央集权和个人集权程度，权威距离指的是一个国家从权威中心到边境的距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幅员。这个假说表明，一个国家权力越集中就越有扩大其国土面积的欲望，我把这种扩张或侵略倾向称为“谷仓结构原理”：一个谷仓堆得越高，为了稳定，必须把谷仓的底部伸得越远。9拿破仑皇帝曾对这种谷仓结构原理下过一个准确的注脚：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10
还有另外几个历史案例为谷仓结构原理作过注脚。第一个是中国春秋时的秦国，它是春秋后期最早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国主义诸侯国，其结果，扩张成了秦国历代君主至高无上的国策，并最终征服了中国全境；第二个是希特勒的德国，当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被纳粹党颠覆之后，德国政权的集权程度和扩张冲动便相互推进，并在希特勒的个人集权和德国军队的侵略范围都达到极限时一起崩溃；第三个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先是萨达姆在国内实现了哈里发式的专制统治的梦想，接着是当代哈里发萨达姆拿科威特祭刀，要实现光复巴比伦帝国、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梦想，这些梦想其实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最后被美国的导弹风暴吹得无影无踪。但是，在这三个国家专制政权美杜莎的头刚刚冒出来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观察到专制与侵略之间存在的谷仓结构联系，否则，韩赵魏等国就不会合纵秦国，张伯伦的英国政府也不会绥靖希特勒，老布什总统更不会豢养萨达姆。
从以上的论述很容易引申出下面这个结论：由于集权政体固有的扩张冲动，一个崛起伴随着集权化的大国很难和平崛起，因为这种崛起方式本身就包含着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的进一步扩大，而权威距离的扩大意味着征服和战争。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知，大国的崛起有四种方式：第一，集权化崛起，比如上文提到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拿破仑称帝时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还有在天皇和沙皇治下崛起的日本和俄国，特点是国力的增强伴随着集权程度的提高；第二种是民主崛起，典型例子是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国家实力的大幅度增长在民主制度基本奠定之后；第三种方式是分权化崛起，政治上的分权化和经济上的持续增长同时发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阶段的崛起就是这种方式；第四种方式是民主化崛起，这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不相同：民主崛起是民主与崛起前后相继，民主化崛起是民主化与崛起同时进行，或者说，一边崛起，一边民主化。这应该是中国第二阶段崛起的方式。
按照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正相关关系假设，当权威落差扩大时，也就是说当一个共和民主政体向集权方向蜕变时，其侵略性会增强（这也可以用来说明霸权外交政策：当一个国家奉行单边主义的帝国外交政策时，其侵略性会增强，因为它扩大了国际霸权体系内部的权威落差；反之，侵略性会下降）；当权威落差下降时，换句话说，当一个集权政体开始分权并向民主政体演进时，其和平倾向会凸显。
中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分权化为主导，从四个方面展开：1，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个人自主权大幅度增加；2，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党的手臂已经缩短，不再包揽一切，政府不再是傀儡，有了一定范围内的自主管理权；3，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婆婆的腰间不再挂着所有钥匙，经过20多年缓慢的权力下放，中央集权有了缓解，地方自治权开始生根：首先，在经济上，地方已经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自主权，这被西方某些研究者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11，其次，在政治上，一些重要省市开始分享中央决策权，这些省市的党的书记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4，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整个领导集体的关系上，个人专权现象减少，“三个代替”（个人代替中央，中央代替全党，全党代替全国），变成了“三个代表”，开始认同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这些分权化改革，使中国政体的权威落差下降，从全权政体，落到了威权政体。全权政体是权威落差最大化政体，威权政体的权威落差比全权政体小，但比民主政体大。根据汉娜·阿伦特（H. Arendt）等人关于全权主义政体的定义：它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里国家无处不在，深入社会一切方面，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全权主义政体不仅试图控制所有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而且试图控制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抹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区别。”12 而威权政体，按照这方面的权威理论家林兹（Juan J. Linz）的定义，它是一种既非民主政体，又非全权政体的一种政治体制，它有三个特点：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13简言之，从全权政体到威权政体，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绝对支配作用下降。
中国政体在由全权政体向威权政体演变的过程中，在外交上表现出了明确的和平取向，国家意识形态从斗争与革命哲学转向和平与发展哲学。意识改变了，看待世界的眼光也跟着改变，接着改变的是外交政策。虽然邓小平先生在1984年和1985年才完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14，但他主政之初，其和平外交政策就已经成型，并付诸实践。1978年，中日签订友好条约；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本人对在他领导下完成的这两个国际战略大动作的解释是：“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15
因此，在邓小平的思想里，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别国的霸权主义。
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的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他接着说，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这不对，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和平，因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16
中国的崛起不仅不是对和平的威胁，而是对和平的保障；威胁世界和平的倒可能是象美国那样的霸权主义国家。邓小平的这个说法仅仅是政治辞令和外交策略，还是有根据的理性判断？如国是后者，根据何在？如果这个判断有根据，“民主和平论”岂不是没有根据了？美国是经典民主国家，倒可能威胁和平；中国当时还处在全权政体向威权政体的过渡阶段，反倒可能保障和平，这在“民主和平”主义者看来，不是天方夜谭，还能是什么？
其实，判断一个国家的侵略倾向与和平倾向，不仅要静态地看它的政体类型，还要动态地看其政体的演变趋势。根据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的正相关理论，当一个民主或共和国家向专制国家蜕变时，其侵略性会增强，如古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德国。当一个集权或专制政体向民主或共和政体演进时，其扩张性会下降，和平意愿会增强，远如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向民主宪政过渡，从昔日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变成了今天反对霸权战争的堡垒；近如全权政体的中国与越南，已经跳出了所谓“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的名单。
值得玩味的倒是美国。按照“民主和平论”，它不应该与任何侵略性沾边。静态地看待政体性质，完全离开国际格局来解释国家行为，不能不说是“民主和平论”的两个闪失。因为前一个闪失，它看不到一个分权化过程中的威权国家的和平倾向；因为后一个闪失，它看不到一个单边化民主大国的侵略性倾向，即使它的剑锋只指向非民主国家。一个行使霸权的民主国家，如果表现出某种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主要不是来源于国内政治结构，而是来源于国际霸权体系。霸权体系也是一种等级权威体系，当霸权国在霸权体系内部扩大其权威落差，比如推行单边主义时，它的骄横和扩张性便会显露。但这种国际专制主义（俄国历史学家亚?沃尔科夫称之为“国际极权主义”17）却会反过来会影响国内政治结构，使民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和时间里为所谓“国土安全”付出代价。18
可以为邓小平上述思想作一个注脚的是：美国人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国却在帮助美国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尽力避免朝鲜半岛局势恶化。显然，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国了。这就说明，只要中国在国力崛起的同时保持权威落差在正常值范围内的下降趋势，中国的和平取向便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还可能强化。
四，民主化崛起“和平悖论”的非必然性
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分权化崛起阶段已经圆满结束，在发展阶段上与之对应的是小康社会或者说是次发达工业社会的到来。下一个阶段是民主化崛起阶段，完成了这个阶段，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这样写，在某些批评家看来，很象那个头上顶着鸡蛋或牛奶去市场上贩卖的小女孩，一心只算快活帐：蛋换鸡鸡生蛋，奶变牛牛产奶……没有看见前面一个坑，结果，一脚蹋空，呱叽摔一跤，梦想变成了哭泣。那个可能出现在中国崛起之路上的坑，据说便是“民主化”。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民主化是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美国的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不会同意这个观点，他们的研究结果有点惊世骇俗：“在民主化的过渡阶段，一个国家会变得更富侵略性，更喜欢战争，而不是相反；而且这样的国家还会对民主国家进行战争。”19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引证了上述作者的观点，并且表示了委婉的同情。以逸舟的见解，在最发达和最落后两个极端上的国家，不大可能挑起战争，“真正危险的冲突地带，事实上是、逻辑上也只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变化中的、朝既定目标转换的社会（国家）。”20朝什么既定目标？大概便是民主化崛起吧。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据说，民主化进程会通过四个机制导致冲突：
“首先，民主转型本质上带有试验性和演变性，容易产生种种不稳定的制度，从而给专制集团（或地位牢固的专制精英）提供机会去推行那些民主制比较成熟的国家的大众不予认可的政策。其次，民主化进程会使政治领域出现新的赢家和输家，并刺激输家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必要手段来保卫既得利益。第三，旧制度的幸存者和新精英阶层争权夺利常引起一些外国的关注，致使它们向某一方提供援助，有时还导致它们的直接干涉，因为双方的外国盟友都要使争斗按照对其有利的条件解决。第四，混乱的民主化进程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使在正常的政治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的激进意识能够利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存在下去并发展成为政治运动，这样的运动主要因存在敌对状态和战争威胁而得以生存。”21
这个分析看上去非常精致，其实思想很简单。说白了，分析者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非民主国家本来是一只完好的鸭蛋，民主化使它有了缝，结果引得国内外的蚂蚁都来钻，战争就这样被钻了出来。这种“民主化侵略危险论”似曾相识，让我不由得想起托克维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2如果我们把这个论断换个说法：“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民主化的时刻”，便不难了解民主化危险论的思想来源了。
我其实不仅赞同而且在别的地方还从理论上论证了“民主化危险期”的观点。23按照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正相关关系假设，分权化和民主化都意味着权威落差的下降。当权威落差下降时，旧政权的侵略性随之下降，但权威资源也会随之流失，权威距离也有随之缩小的趋势。前者意味着社会有失控的危险，后者意味着国家有分裂的危险。这就是说，民主化虽然会强化政府对外政策的和平取向，但有可能导致国家版图失去完整和内部失去和平。这种情况发生时，通常可能发生外国势力介入的干涉性战争和本国新崛起的权力精英试图恢复国家完整和国内和平的战争行动。历史经验表明，在民主化失败中兴起的新权力精英一般会选择法西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最具侵略性。由于中国的三个特殊性：1，超大型国家；2，多民族国家；3，少数民族按区域居住，呈拼图式结构，而不是象美国那样地民族杂居，呈沙拉式结构，中国的民主化风险因此还会增大。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崛起已经陷入了一个“和平悖论”：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起；而以民主化方式崛起，又会遭遇好战瓶颈，从而葬送和平。如果这个悖论不可逾越，中国的和平崛起只能是画饼：要崛起就不能和平，要和平便不能崛起。幸好这个悖论其实是假的，它只具有或然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实际上，上文所引的美国战略家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关于民主化进程四个冲突机制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从全权社会向威权社会转型的分权化过程，但中国在转型中不仅没有变得“更富侵略性”，反而变得更容易对话，更富责任感。中国的理智和克制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撞机事件的善后处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国的善意和责任感在撮合“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有关国家的认可。
如果进一步考察被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侵略论”也经不起检验。无论是完成了从威权社会向宪政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印尼、台湾、巴西、墨西哥，还是从全权社会向宪政民主社会直接过渡的苏联和东欧诸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变得更好战，更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国。沙皇时期的俄国和全权时期的苏联都是极富侵略性的。苏联军队的铁蹄蹋平过匈牙利和捷克等卫星国的离心倾向，民主化过程中的俄罗斯却让14个加盟共和国和平独立。唯一可能有争议的国家是南斯拉夫，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暂不讨论。
这样说来，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的结论莫非是无中生有？那也不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他们选取的研究样本有关。他们研究的是1811－1980年间的国际战争，从中测试民主化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段上，即使民主化国家对外进行的战争多于其他国家，那也不足以说明这个发现具有可预测性。为什么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观察不到类似现象？我的假设是，民主化国家对外国的反应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一般来说，在地缘上专制国家占优势的环境中（即所谓战争地带）进行民主化的国家，容易好战，比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在地缘上民主国家占优势的环境中（所谓和平地带）进行民主化的国家，倾向于和平，比如90年代民主化的苏联东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可以推论的是，第二波民主化比第一波和平，第三波民主化比第二波和平，第四波呢，应该更和平。因为越往后，民主国家越多。
但这并不等于说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只有蜜月的甜美，全无临盆的阵痛。 事实上，因为国家大，中国大规模民主化失控的风险也大；因为民族多，而且以块状分布，民主化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也不小。这可以从苏联东欧国家民主化后果得到验证：苏联是民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分裂得最严重，其次是南斯拉夫，分裂为5个国家，再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民族统一性较高，保持原状；东德和西德是一个民族被分割成两个国家，在民主化中反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民主化既要防止发生苏联式的分裂，还要完成东西德式的统一，这显然是高难动作。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造成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那便会诱发国内战争状态，并最终可能导致新强权政权的产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有侵略性，并让崛起变得不和平。
正是因为有这个担忧，中国在分权化崛起阶段，在经济上下放权力的同时，在政治上实行新权威主义；并且应当在民主化崛起的起步阶段，在政体改革之前，先进行国体改革，把邓小平开创的复合制国体在更大范围内试点，实行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制，其目的是未雨绸缪，在民主化浪潮到来之前，先修好“防汛工程”，让民主先限制在基层和地方上进行，防止“文革式”的“大民主”给中国造成新的破坏。关于这个论题，我有专著（《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联邦化》）和专文（《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思路》）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五，世界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
即使象分权化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取得成功一样，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将在中国取得成功，能否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不一定。24因为中国的崛起不同于新加坡或韩国的崛起，后者不大可能改变世界政治格局，至多改变一下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行榜位次，而中国的崛则起将使国际体系中各大国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动，这种变动据说往往会诱发“全球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原有的霸权国家，另一方是新崛起的挑战国。
对政治现实主义，特别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深信不疑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在他们看来，民主国家之间的零战争只是“随便的预测”25，即使是一个完全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也会发生骄横的行为，甚至会发生战争，因为许多民主程度不同的国家会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冲突，正如今天不同的国内政权会由于国家利益的对立而产生偶然的争吵和战争一样。26
某些研究霸权周期的专家还证据确凿地说，所有新崛起的国家（只有一个例外－－对这个例外我们下面再讨论－－本文作者注）都在世界权力转移期间卷入战争，“一个国家上升到国际体系的顶峰是进行霸权战争的结果，它的顶峰地位将继续到权力增长的不平衡性导致新挑战国的出现。这些国家通过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或其他国家采取政治行动使新的世界战争爆发，而新的世界战争又启动了新一轮霸权周期。”27
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称为世界战争宿命论，以及新兴国家原罪论：只要世界权力转移，必定发生战争；只要发生战争，责任必在新崛起国家一边。这显然是现任世界霸主代言人的理论，正是这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偏见才是妨碍世界权力和平转移的主要思想障碍。对于他们的理论不利的“民主和平论”，即使是“零例外”，他们也要将其斥之为“随便的预测”；对于他们有利的权力转移战争论，即使有两个重大例外，也可以在各种托辞的武装下拒绝承认。
两个所谓“例外”，一个是上世纪中叶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另一个是上世纪末叶苏联霸权的结束和美国霸权的延续。他们对前者的解释是，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非没有打战，那次转移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把继任霸主美国拯救前任霸主英国，
向法西斯国家宣战的行为也叫着霸权战争的话，那岂不是可以把兄弟之间的施爱叫做骄横？权力是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并非从轴心国向美国转移，美国为何要发动战争向并不具有世界权力的国家要权力？二战的起因既不是老霸主的顽固，也不是新霸主的骄横，这两个民主国家相亲相爱，而是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根据什么认为即使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一定会骄横？至于苏联向美国和平转移世界权力，则被解释为某种“独特原因”，是苏联国内政治抉择的结果。28其实这个案例正好可以用来证伪民主好战论，因为不是别的，正是苏联的民主化防止了权力转移战争。如果这个“例外”可以找出独特原因，还有什么例外不能找出独特原因？如果连最近一个世纪两次最重大的世界权力的和平转移都可以算作例外，还有什么在例内？
实际上，霸权战争宿命论者所依据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已经发生变化，而他们还没有察觉，或者察觉了，还不愿承认。政治现实主义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基石：首先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或者叫做无政府状态假设；其次是自利主义的人性假设；第三是地缘政治学的有限生存空间理论。无政府状态未必一定导致战争，它还可以推动国际机制的诞生；自利主义也未必一定造成冲突，它还可以推动合作的进化。如果把政治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学的两个三角形拼接成一个菱形，那它们共同的那条边便是权力的核心价值。让我们来对照一下地缘政治学创始人之一费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和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两段关键的话：
拉策尔说，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摄取统治地位。国家的主要目标被视为是追求权力。29
摩根索说，象在所有政治中一样，权力欲也是国际政治中的显要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30权力是一股未经驯服的野蛮力量，它知道自己的强大就是法律，自己的扩张就是唯一的正当理由。31
他们对权力的珍视，都与国家边界有关。在拉策尔看来，国家边界是要扩张权力并想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的障碍，为此，那些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就必须摧毁别人的国界并进行领土扩张32。在摩根索看来，国家边界是既定的，国家权力竞争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均衡。他指出，“一些国家无论试图维护现状还是推翻现状，都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欲势必导致所谓权力均衡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33
虽然这两个人不同代，但却象同一个擂台上的两个拳手，一个代表霸权国出战，另一个代表挑战国出战。一个要维护自己占统治地位的国际权力均势，另一个要打破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均势。如果事情就象他们所主张的，那么，世界权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权力从英国向美国的和平转移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挥拳相向，但拳头却始终没有落在对方身上的核威慑下的和平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使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的挑战者的欧洲大陆开始出现新的思想流向：通过和平转移世界权力。
作为这种思想景观一部分的地缘政治学也从发源于德国的战争地缘政治学，转向在法国重新兴起的和平地缘政治学。法国地缘政治学派不喜欢国界。早在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就表现出和平倾向。他们认为现实存在的国界是“血腥而贫瘠的边境”，它将变成“富裕而辉煌的通道”。法国地缘政治学家阿尔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在其名著《欧洲的衰落》里指出，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地缘政治实体，而只是一个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具体地说，欧洲大陆是一个整体，国家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他认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地缘政治实体是北美与远东，分别由美国和日本控制，如果欧洲各国能够求同存异，欧洲有可能成为第三个地缘政治实体。这个思想到了欧共体诞生后的70年代，被新一代地缘政治学家表述为“联合”的概念，用来代替德国地缘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34
法国地缘政治学里的“联合”概念，类似于法、德哲学家们所称谓的“世界内政”思想，这种世界内政思想在欧盟管理模式上得到体现，该模式被主张欧洲复兴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德里达（Jacque Derrida）称之为“超越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35虽然两位哲学家没有指明他们主张的欧洲复兴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批评者却道破了天机：他们设计“后民族格局”的超国家模式，目的在于建构又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36这一点在学者们那里似乎不好意思说出口，但在政治家那里则无庸讳言，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明确指出，欧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37。
很显然，如果欧洲“后民族格局”的超国家模式获得成功，欧洲人采取了联邦式政治结构，就将出现第三个世界权力和平转移的“例外”：德芒戎所设想的第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将出现，美国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将部分地向欧洲转移，至少目前统治世界的美元霸权已经被欧元所分享。这种和平的世界权力转移也并非是美国乐意看到的，所以，《欧洲史》的作者们克制地写道：“美国在本世纪的全部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旧大陆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这样模棱两可的角色。……华盛顿以赞许的目光看待欧洲终于能够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可是，美国极力阻碍欧洲经济力量的上升。”38如果这本书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或之后写的，某些措辞可能需要修改，华盛顿看待欧洲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目光不再是赞许，更可能是愤怒。
本文简短的结论是，如果世界权力过去发生过，现在仍然在发生和平转移的情况，中国的和平崛起便是可以期待的，只要中国在民主化崛起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假如政治现实主义者们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那承担战争责任的便不是中国。
注释：
1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文版第15页，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4月第1版，上海。
2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James Da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中文版，第340-341页，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第1版，北京。
3 同注1，前言部分第39页。
4 [美]迈克尔· 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第1页，洪允息、蔡焰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
5 同注4，“前言”第Ⅷ页。
6 这是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对康德思想的概括，出处同注2，正文见第340、341页，注释见367页的注231，368页的注243和244。
7 同注4，第161页。
8 参见下述3篇文章：a，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一文，载《欧洲》杂志1995年第4期；
b，王逸舟：《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电子版载中国国关在线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wyz.asp?cataid=29；
c，周言：《威胁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载“华人评论”网站，http://www.acwang.com/acwnews/acwnews01q1/gdplnews/pl0102291.htm。
上述3篇文章从理论论证到政策立场都对“民主和平论”持批评态度，虽然强烈程度略有不同。拜读3篇大作后，给我的印象是，文章作者不是因为不同意该理论的理论论证而反对它所服务的政策立场，而是因为反对它所服务的政策立场而反驳它的理论论证。由于政策取向迫切，对“民主和平”的反驳自然根基不深，有的反驳显然经不起再反驳。
必须指明的是，3位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值得称道，其目的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反对美国政府把“民主和平论”当作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武器到处挥舞。同样要指明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短、长期之分。在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论域里，中国的短期国家利益是，在中国未完成民主化前，反对美国用“民主和平论”干涉中国内政；中长期利益是，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和完成民主化之后，支持美国政府里的自由主义者运用“民主和平论”理性看待中国崛起。因此，作为战略研究者，应当把反对一种理论和反对一种理论的某种运用区分开来，前者要持科学态度，后者要有战略眼光。
9 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7月版，第7章。
10 引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文版，王保存等人译，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63页。
11 参阅加布里拉·蒙廷诺拉(Gabriella Montinola), 钱颖一(Yingyi Qian), 和拜利·温加斯特 (Barry R. Weingast）: 《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载美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96。
12 see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2001. http://www.bartleby.com/65/to/totalita.html
13 Juan J.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64.
14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在会谈中提出世界上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谈话全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北京。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在谈话更明确提出了当代世界两大战略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谈话记录见上引书，第104页。
15 参阅《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11版，第95页。
16 引文出处同注14，第104页。
17 参见该作者2003年1月30日发表在《俄罗斯报》上的“国际极权主义”一文，中文译文见新华社《参考消息》报，2003年3月3日第3版。
18 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了许多评论家对美国民主的担忧。2003年2月25日，梅勒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题为“得到帝国，失去民主”的文章，他担心美国有可能成为“超级香蕉共和国”，军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甚至认为，美国目前已经存在着一种法西斯主义来临前的气氛（转引自《环球时报》，2003年6月27日第14版黄晴文章“帝国不会长寿”）；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塞缪尔?弗里德曼在2003年3月20日的《今日美国报》上发表题为“美国进入‘私有化战争’时代”，文章说，“当我们深思美国在没有联合国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侵略的后果时，我们还应当为另一种单边主义感到担忧，这就是让我们公民身份变得无关紧要的单边主义”。这大概就是国内政治的单边主义（中文译文见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3月26日第3 版）；伊战期间和之后的美国媒体还对美国人在监视下生活的状况感到不满，担心麦卡锡时代死灰复燃（参阅《环球时报》2003年5月30日第7版综合报道文章“美国人生活在监视之下”）。
19 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E. D. Mansfield and J. Snyder）:《民主化与战争》（Democratization and War）,
载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夏季号（Foreign Affairs,May/Jun,1995）。
20 同注8b.
21 同注4，第163－164页。
22 〖法〗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gion），中文版，第210页，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北京。
23 同注9，第八章：“雪崩反应：崩溃趋势假说”，第303－302页，
24 《中国大战略》的两位作者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显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说过几乎是同样的话：“即使中国成功地实现民主化，即使中国在此过程中能避免与民主过渡相关的一切危险的出现，按照韦伯式‘理想模式’的观点，这个民主的中国仍不大可能具有高度合作的意向。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特之处，而是因为民主和平这个观念本来就不健全。”但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的是，他们怀疑民主和平观念，但只怀疑中国的合作意向，不怀疑奉行现实主其它国家的合作意向。上述引文参见注4所引书，第207页。
25 同注4，第208页。
26 同注4，第210页。
27 同注4，第222页，第216页。
28 同注4，第222页。
29 转引自【英】杰弗里· 帕克（Geoffrey Parker）：《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第24页，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版，北京。
30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中文版第43页，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
31 同上书，第14页。
32 同注29。
33 同注30，第220页。
34 同注第69页、70页，以及第76－77页。
35德里达、哈贝马斯：《论欧洲的复兴》，中文译文见《读书》杂志2003年第7期，第70页，曹卫东译。
36 匈牙利作家Peter Esterhazy的言论，参见曹卫东“后民族结构与欧洲的复兴”一文，《读书》杂志2003年第7期，第68页。
37转引自辛本健：“美欧裂痕在加深”，载《环球时报》，2003年1月17日。
38 阿尔德贝特（J. Aldebert）等：《欧洲史》，中文版，第606页，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11月版，海口。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大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高全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