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近来成为“两会”前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自费8000元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征求议案，倾听民声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外，她还出资建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聘请5位专家作为智囊，帮自己出谋划策，征集民意。在她之后，人们听到和看到更多的人大代表通过类似的方式征求意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周晓光现象”。更有媒体认为，“周晓光现象” “折射人民民主的光芒”，“是凸显民主思维的好办法”。可以说，“周晓光现象”和《党内民主监督条例》一起，成为2004年春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相得益彰的事情。
笔者也为周晓光喝彩，为她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喝彩。不过，我们是否能够透过这“民主的光芒”，看到“周晓光现象”所隐含的民主之忧呢？
首先，周晓光虽然是2003年才当上人大代表，距今不过只有一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但是，周早在1998年就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当选为金华市人大代表，应该说在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管是收集民情，体察民意，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议案，都是老马识途，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可周晓光为什么在今年全国人大召开之前，自费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公开征集议案呢？周的回答是：“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和广度。”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周不愧是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问题是，像周晓光这样的老代表为了了解最真实的情况，都需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那么其他代表是否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获得最真实的情况呢？回答是否定的。全国人大代表、南京三乐集团电子研究所设计师汪春耘自称是南京市最基层的代表。今年，她想在人代会上提出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建议，但让她尴尬的是，要提出这方面的建议，需要的是广泛的调研，可她却几乎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工厂或是公司的职工接触。
周晓光的别出心裁和汪春耘的“尴尬”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说明现有的人大代表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畅通。当人大代表没有畅通的渠道去调研的时候，人大代表是否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就成了问题，其中一些代表到北京来只能充当听众和学生而不能建言献策几乎就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被虚置。
其次，在目前体制下，“周晓光现象”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周晓光之所以能通过电视广告征集议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她作为民营企业家，有能力自掏腰包。此外，周晓光为了弥补自己精力、经验的不足，出资50万作为自己“人大代表联系点办公室”的运行费用，并聘请了几位专家提供帮助。人大代表的调研活动需要经费的支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实际的情况是，人大代表要进行独立的调研，很难从体制内的渠道获得经费支持。当汪春耘，而不是周晓光，想要从事独立的调研时，由于不可能像周那样自掏腰包，她最好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这不是汪春耘的责任。当一个人大代表为了公益而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却需要自己解决经费时，它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周晓光愿意自掏腰包来解决这个矛盾，丝毫不能说明这种实际运作的合理性。恰恰相反，它说明了这种实际运作的不合理性。一种不具合理性的运作模式，具有可推广的实际价值么？只有当一种模式能让汪春耘这样最基层的代表都能自如地进行调研时，它才是可以推广的。
再次，在现有的体制下，片面地鼓励“周晓光现象”，将导致政治利益表达的失衡。如果对现有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不加以改进和完善，而片面地鼓励“周晓光现象”，那么在人大会议上将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即最具有利益表达能力的群体，除了官员以外，就是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承认，已经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进入到各级人大。据统计，南方某省的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的数量仅次于官员。联系“周晓光现象”，我们似乎可以在人大会上看到：“汪春耘”和“周晓光”之间根本不具有对等表达利益和辩论的条件和机会，“汪春耘”根本就不是“周晓光”的辩论对手。因为“汪春耘”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最根本的是没有经费的支撑，去完成一个完整的利益表达链条。“汪春耘”可以表达观点和利益，但由于她无法调研，便没有充分的论据，进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论证。这在辩论场上是多么糟糕的事情！相反，“周晓光”由于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为她工作，“汪春耘”无法完成的事，“周晓光”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从表面上看，是“周晓光”和“汪春耘”之间的论辩技巧和才能分出了高下，而实际上是经费的有无和多少分出了高下。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尽管我们不愿看到——谁越有钱，谁就越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同理，由于“周晓光”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如果不从体制上保证人大代表的正常活动，将会在全国人大出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利益表达鸿沟。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周晓光”，而在于完善人大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机制。目前可行的办法是，逐步推广人大代表专职化，至少给这些人大代表配备个人助理，并从体制内解决这部分代表的活动经费。
因此，我们要欢呼的是周晓光的尽职尽责精神，而不是她的自掏腰包；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体制内保证“汪春耘”能够正常开展活动，而不是鼓励她像“周晓光”一样体制外“别出心裁”。
2004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