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先生对“儒家被当成专制的帮凶”而心存芥蒂。作为一个“心仪儒家”的人，报复道家，报复墨家。最近提出了墨家文革说：
“墨家的平等思想、兼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式的国际主义）、尚同（通过天下共同之政权来推动天下之人去私为公）、节用（我记得自己77年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开会选举大队长，但候选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于是受过很好的文革后期“教育”的我把选票投给了台上候选人中补丁最多的女孩）等等，比传统中其他各派，恐怕都更与文革背后的思想接近”
这是不是要美化文革？试想如果文革背后的思想是普世的平等思想，是普世博爱思想，那么文革岂不是对儒家社会的启蒙。应该被赞扬而不是否定了。当然，白彤东先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以儒家思维看不惯所有普世词汇罢了。又有一贯的儒家式道德意识：只要我不承认、只要我脏水外泼，那么我就是干净的，我就不是帮凶。本文将一方面讨论墨家的平等、兼爱、节用，一方面讨论儒家意识在文革中的作用。都将使用儒墨经典原文，而不以白彤东的文革式语言为效法。
一、关于平等和半仙、平均主义等等
墨子说：「无论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天下人在天帝面前平等，无论身份还是智能（皆无知）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大概在现代走遍天下都能通行。唯独在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行不通。儒家自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而儒生则“与天地准”、“与天地相参”，个个都是半仙。文革中毛被神化为“真龙天子”、“现代圣人”，是儒家特色还是墨家特色？没有儒家自称半仙的思想底子，毛能提出“战天斗地”而被广泛响应吗？
墨家在天帝面前平等，进而提出了「民若法也」主张。注意，其中“若”字内含使动意味。比如「兼爱相若」，就是互相兼爱。贤者的作用是「取下而请上……下所请，上也」。大概是华夏最早的民立法主张。这个主张大概在现代走遍天下都能通行。唯独在儒家“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美化一下则是圣人推己及人为天下立法。儒家主张教民、养民，上行下效。把百姓比喻为禾苗，自称农夫。试问文革是上行下效，还是墨家的下行上效呢？
平等这个问题上，再进一步。墨家主张「买无贵，说在仮其贾」。买卖不存在贵了、便宜之说，只要双方能够议价就可以了。而孔孟的主张是“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制民之产”、“易其田畴”、要给人们分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文革背后的经济制度是墨家的自由市场，还是儒家的土地国有、平分田地呢？当然，顾如本人认为新中国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土地兼并过于严重。实行某种方式的土地改革是必要的。然而墨家确实不主张国家管控经济，我们也就只能实话实说。如果白彤东等儒生想指责墨家与儒家一样搞平均主义，那么还请举出墨家原文为是。不要继续儒家文革式的扣帽子作风。也许儒生会反驳说，儒家主张等级制度呀，不是平均主义。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孔孟主张的是国有，当时儒家所谓的国就是王公大人们；毛时代的国不再是某个人。国有之下的平均主义。如此而已。而墨家从来没主张过养民、教民，无论是君主也好、政权也好。如果儒生要如此主张，不妨举出墨家原文。
儒墨的平等主张应该没有问题了。墨家的平等主张，是当今普世价值。而儒家的自称半仙、君主立法、教民、养民、平均主义是文革的思想底子。是孔孟这些无产文人渴望平均主义，还是墨家的工匠贩夫们渴望把自己的财产拿出去平分。动脑子想一想就明白了嘛。孔孟都出身贫苦，孔子出身于罪犯家庭。司马迁记载“孔子贫且贱”。孟子出身于丧葬业人群。这并不是我们看不起出身贫贱的人们，墨子说，贤者应该「杂于庸民」。恰恰是儒生们看不起孔孟。硬要用“没落贵族”一词，为孔子沾点儿贵族气。孟母三迁的故事也说明，孟母看不起自己周围的邻居们。儒生们到处宣讲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害人还是善人呢。
二、关于兼爱和国际主义
墨家兼爱说还需要辩论吗？现代社会哪个不主张博爱？哪个不主张社会以不撕裂社会、不相亏害为底线？偏偏在儒家那里行不通。儒家要“亲亲为大”，要“推己及人”，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最后这句《大学》抄袭自墨家，但做了儒式改造。墨家原文是：「有诸己而不非诸人，无诸己而不求诸人」。两相对照，是儒家会输出革命，还是墨家会输出革命？墨家要用尚同法治保障各个人群的自治权利，要「类以行人」。而儒家要搞“春秋大一统”，要搞“大同”。说毛的国际主义是墨家，那就美化了国际主义。毛的国际主义特点恰恰是：输出、制度输出。其思想底子就是儒家意识。
至于爹亲娘亲不如毛亲，是儒家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思想。文革中各派都以忠于毛为准则，都以不忠于毛为制裁别人的理由，这正是儒家那事君如事父，移孝作忠，忠顺于君的思想。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恰恰又是儒家大义灭亲，爱自己胜过爱父母兄弟的爱有差等的思想。
三、关于尚同
前面已经提及儒家的“春秋大一统”、“大同”主张。这些主张源自孔子。孔子干过后来被称为“法家”干过的所有事情。孔子治鲁三月，干了四件大事情。第一杀少正卯，二曰删《诗》《书》、修春秋。这两件事情都属于思想专制。少正卯刚开始讲学不久，就至少与讲学20多年的孔子平分秋色。其学问比孔子强是肯定的。而孔子通过不问而斩的手段，权力腐败的手段。杀掉对手使自己在鲁国获得独尊地位。与孟子辟杨墨、荀子杀诗书、李斯焚书坑儒、董仲舒皆绝其道等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删诗书、修春秋的做法，正是荀子、李斯、董仲舒等人毁灭华夏传统经典，篡改历史的榜样。文革甚至比之还有所进步，至少没有直接杀少正卯，至少还经过一下公堂，至少还敢于放之公众里去批判。孔子干的第三件事是隳三都。现代人都知道制度的精髓在于制衡。在封建制度中贵族之所以能对君主实现制衡，并不是因为能在朝堂上“谏之又敬而不违”，而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军队和收税。孔子看得很准，恰恰从此处下手，直接打击封建制度的要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搞集权的第一人。在魏国的子夏西河学派（包括公羊高、穀梁赤、李悝）创造了王权制。商鞅带着李悝《法经》到秦国创造了秦制。这些都不过是孔子革命的延续罢了。没有集权制度的动员优势，文革能迅速发展起来吗？孔子干过的第四件事是移风易俗。所谓“孔子辅政三月，市不饰贾，路不拾遗，男女道不同涂”。《礼记》说：“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其实儒家的厚葬在当时就是一种移风易俗。墨子记载了各地不同丧葬风俗。移风易俗？在文革中是不是非常熟悉？我们特别引用了《礼记·乐论》。因为先秦儒家所谓的“乐”就官乐。儒家要用官方乐舞移风易俗。看看孔府的乐舞，那种规模、气势是战阵还是舞蹈？不妨联想文革中的东方红、忠字舞之类。那是孔门真传！而墨子对之提出批评，「圣王有乐而少」。这就是墨家的非乐。
孔子四事正是文革背后的阴影。特别是集权、独裁、极权。儒生惯用玩弄辞藻。说他是极权，他说我只是集权。说他是集权，他说我只是独裁。说他是独裁，他又“民贵君轻”自称民粹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三个词一起说。孔子的“谏之又敬而不违”，是不是集权、独裁？孟子说，官员们都那样说，不要听；天下人都那样说，不要听；君上您得自己拿定主意。是不是集权、独裁？如果文革中那些四人帮等众，不自己拿定主意。文革能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吗？当时官方、民间都有大量的“谏之”声音，只是不得不“敬而不违”罢了。墨家怎么说的呢？《吕氏春秋》记载：「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巨子说得不对，就可以不听从。墨子说：「君亲师皆不必可法」。如果文革中的人们普遍有墨家思想浸淫，文革就不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了。
有了这些基础，现在可以谈谈墨家的尚同说。原因很简单，目前的所谓墨学只是清末儒生“托墨言儒”的产物。儒家在先秦发动的革命，到汉朝已经获得完全成功，转入维持成果。所以不再主张革命，清末儒生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遭到抵制。其学生梁启超等只好“托墨言儒”。由此墨者们从有产的工商层变成了无产阶级。而当今的儒生们将毛在文革中的语言奉为圣旨。猛往墨家身上泼脏水。其实最早写定的《尚同下》篇最后一句话表达得很清楚。墨子说：「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士，上欲中圣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上同之说而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其中特别区分了“上同”——已经被采用的学说，和“尚同”。墨子提出尚同说的目的就是反击儒家上同说——谏之又敬而不违。「欲为仁义求为士」，是对儒生的典型描述。墨家不求为士。而在儒生改定的版本中，这句话被改成其他样子了。要看到这句话，需要找到北京白云观所藏的《正统道藏·墨子》。在儒生“解读”的《尚同》篇，儒家上同和墨家尚同的区别也没有了。在《尚同》篇中，墨家提出“上下通察，上有隐私遗利，下得而利之”主张。文革中的老百姓们，知道文革的隐私遗利吗？《尚同》篇墨家提出“鬼神之明”、“尚同于天”，文革中的人们大概是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吧。是儒家的自以为“天人合一”的狂妄。《尚同》篇提及通过百姓提告，然后案例立法，层层尚同。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有案例法传统吗？文革时代是案例法吗？《尚同》篇提及「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要置立诸侯国君去明知百姓的“是非利害之辩”。也就是墨家的「类以行人」，法律自治主张。《尚同》篇「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文革时代好像也没有这样搞。反而是儒家的砸烂公检法，代之以上位者自以为是的德政。当今社会要行法治，是通识了。而儒生还在反对尚同说。儒生训“尚贤”说“举贤”，那么训“尚同”为什么不训为“举同”呢？《墨经》说：「举，拟实也」。将人们的真实观念举之而上。尚同说实际是墨家三表法「原群实」的制度体现。法治的关键正是民立法治国，而不是儒家君王立法制民。现代法治的法律正产生于民义的举同（尚同）。
四、关于节用
我们不妨看看自称儒家的阳明心学者们。阳明先生称，即使孔子这么说这么做，不符合我们的良知，那么孔子也是错的。像极了墨子所说的“君亲师皆不必可法”。在儒生之中，心学儒的独立人格首屈一指，恐怕没有儒生敢反对。敢于质疑孔子是最重要原因。其次就是节俭。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阳明先生，十全的曾国藩等等，哪一个不是节俭之士？广州大街上到处都是“俭以养德”标语。 当今社会“节用”主张也是通识了。只有儒生还在拿来做文章。节俭养德没有错，但更能养独立人格。试想一个节制不了自己物欲的人，他去求官能有德吗？而儒家恰恰又不愿意节俭，又热衷于求官。孔子听说有官可做，面有喜色。做了官就可以杀掉少正卯，使自己成为唯一选择。做了官可以搞隳三都集权，可以搞礼乐教化、移风易俗。诱惑太大了。儒生最喜欢的辩解是物欲促使人们参与商业竞争。这话不假，但不是全部。我记得有个统计，全世界70%富商是清教徒。商业成功本就是一种刺激，是更健康的刺激。并不是获取奢靡生活更能刺激人。以奢靡生活为目的，只会有土豪，上不了什么层次。墨家的天帝信仰和为追求个人、天下人成功的志功之辩，才是更健康、更有层次的刺激。
文革之时，人们普遍贫穷。应该是儒家“制民之产”、“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公有和计划经济之错。我们认为儒生们就不要掩饰了。人们不得不节俭，怎么反而成为经济失败的借口？
墨家认为：1、「杂于庸民」、「不称行而顾行」，不能脱离所处环境太远。2、「不晖于数度」，不能以炫耀为目的消费，超过限度。3、「不奢于万物」，「爱三世（包括后世）」，不能对子孙、自然做破坏性消费。这些也都是当今的标准。要说文革之中有可取之处，那么倡导自力更生和节俭恰恰是其中之一。儒生将之归功于墨家，那么我们笑纳就是了。历史上是儒生还是墨者更能自律，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随手一抓孔孟及徒子徒孙们干的坏事，那就是一大把。儒生们试着找墨者干的坏事试一试？
另外也不要忘记，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有今天，恰恰是小商贩们打拼出来的。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集中财力发展出来的。小商贩是先秦墨者们的身份。只是勒紧裤腰带拿出来的资金，墨家主张应该交到贤者手里。墨家认为「厚禹之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勒紧裤腰带赞助大禹的志向可以，赞助大禹获得奢靡生活不可以。主张“私利害义”的恰恰是儒家。如果儒生指称墨家也这样主张，不妨指出墨家经典原文。也许儒生指责墨家过分节俭。但在历史上恰恰是清教徒们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还有过去的英国也是清教徒国家、还有荷兰。当然，我们认为那些个国家坏透了。但那些国家偏偏产生了商业、工业革命。前段时间我们的电视节目还在嘲笑英国人不懂做菜。可是会做菜的法国人搞出了法国大革命，而不懂做菜的英国人成为日不落帝国。英语成为当今世界语，不是依靠奢靡生活。
结语：
儒家学说，在儒家自著经典中已经被定义了。当今儒生如果看不惯这些儒家主张、看不惯孔孟言行，那么就应该弃儒投墨。而不是延续文革语言，随口扣帽子，不需要理由只有任性。白彤东说对了一点：儒家不是专制的帮凶。而是专制、集权、独裁、极权的制造者。而且不要再重复什么“孔子复古”。这是典型谎言。孔子尊周，而孔子当时就是周朝。孔子法后王而不是先王。法先王的，是墨子尊夏；老子尊商；黄老追溯到黄帝。荀韩、商鞅、李斯不法古才是孔门正统。
孔门原本就与华夏传统学术无关。华夏传统由古之道术诸子传承。孔门自著经典，相对包括墨家在内的道术经典，全部是当时白话文。他们根本就不懂华夏传统学术。儒生们一读不懂经典；二为了维护儒家正统而治学。只会毁掉华夏经典。当我们不再采用儒家式凭感觉读古籍的训诂方法之后，华夏传统就会逐渐浮出水面。那么儒家那些裙带仁、自心义、专制礼、愚民智、君命信之类就不再是“传统”了。抄袭华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名词去忽悠老百姓，勉强过得去。因为人们大多不去读儒家经典。但是精英们是要读儒家经典的。当他们读出其中精髓，中国的精英层也就被毁掉了。像历史上那些儒生一样。那么中国也就基本被毁掉了。这些精英的示范下，老百姓也会被毁掉。文革中那些卖力著作批孔文章的，哪一个不是儒生？当今上蹿下跳的又哪一个不是儒生。儒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还需要我们去论证吗？
我们还是这三个主张：1、可以继承的才能称为“传统”；2、传国学的底线是不能害人，不能教授那些害人的经典；3、必须把儒家经典中那些害人的内容标记清楚，不能让他们再拿去毒害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儒生、儒家学者有异议，不妨拿儒家、墨家、道家经典原文说事。不要乱扣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