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窑洞对”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
1945年7月初，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60年过去了，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毛泽东当年许诺的民主新路，却至今没有踪影。毛泽东在“窑洞对”里谈到的民主，虽然只有两条，“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还是点到了民主的本质：人民的参政权和监督权。可是，毛泽东说的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一个“让”字，便使民主这个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畸变。谁来让人民监督政府？当然是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政府。这就是说，党和政府让你来监督，你才可以监督；党和政府不让你监督，你就不能监督。杜绝专制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的民主，竟然变成了受专制政府支配、为专制制度服务，这算什么民主！？
这种大错其位的民主观念，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为民作主”、“以人为本”。它同近现代的民主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这种本质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后者则是摧毁专制制度并防止它复辟的锐利武器。“为民作主”、“以人为本”的主体，存在于人民之外，人民之上，是帝王将相。古代的政治家有鉴于兴勃亡忽的教训，认识到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告诫处于统治地位的君臣，要“以人为本”，“为民作主”，才能完善、巩固专制主义的统治制度。民主的主体却是人民自身，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他们选举代表、官吏，建立政府。国家机构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并服务于人民；它的运行必须符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政权机构的权力制衡、监督机制，就成为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建立民主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铲除专制制度，并杜绝专制制度复辟的可能性。
近一两年来，有的学者反对民主，提倡仁政。应当指出，“仁政”是对“以人为本”的呼求的理论回应。仁政的提出者呼吁“为政者要有一点恻隐之心”，“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赤裸裸地表露出为专制制度献策的用心。因此，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天敌——民主，也就必不可免了。他们对民主的责难有二：一是把民主归结为“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于中国；二是把民主局限为选举制，认为中国没有条件实行普选。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不错，民主观念首先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而且首先实践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只适宜于西方，就像市场经济首先出现于西方、西装首先是西方人的穿着，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人就不能穿西装一样。民主观念首先出现于西方，只是因为近代文明之光首先照亮了西方，而近代文明却是全球的国家、民族都必须经历的洗礼。所以，它既是西方文化的硕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晶。民主作为近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的意识形态，它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影响西方国家，而且具有普世价值。只要中国还存在着制度上观念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就需要以政治民主来克服这些封建上层建筑；只要我们决心迈向现代化、全球化，就必须推行民主制度，才能溶入国际合作的世界格局。
至于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制度，则来源于把民主解释成为多数人统治的某种西方观念。固然，选举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民主并不限于选举。民主既然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就不仅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政府官员，而且有权把政府机构置于自己的监督和制约之下，随时纠正违背人民利益的政府行为。所以，民主权利绝不是一个选举制就可以概括的。把民主归结为“西方民主”，归结为选举制，实际上不过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一个障眼法罢了。
民主虽然是具有普世性、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但它在实践中却不能不表现为有产者的民主。马克思曾指出，生产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作为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民主也和人民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息息相关。有产是民主权利的物质基础。《共产党宣言》里谈到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能“争得民主”。因为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有产者。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随着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权利的范围一百多年来不断扩大，正在向全民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我们中国，民主也是同人民的有产化密切联系着的。民主化和有产化的进程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依照这个历史规律，指导思想上就必须以政治民主化来促进人民有产化，同时也要以人民有产化来促进政治民主化。民主需要以人民有产化为保证，人民有产化也需要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因此，我们既要提倡以职工持股为核心的产权改革，也要着手以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普选制，而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腐败问题，即如何铲除腐败的体制性根源，这就需要解决现有政治体制的制衡与监督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建立人民可以监督、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如实现言论自由，人民可以随时对任何一级政府和官员提出批评、举报；推行新闻出版自由，人民有权设立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广泛建立社会团体，为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提供渠道；放宽以至废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的种种钳制（如舆论一律、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等等），树立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如此等等。只有实现这些改革目标，才能纠正对民主的认识的错位，真正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不幸前景。
2005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