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文化运动已逾百年。当人们今天纪念这一启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变革的伟大运动时，却发现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无论现实生活还是主流思潮中，为新文化运动所彻底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走向复兴。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发轫，中国革命是现代中国的奠基。当传统文化重新作为我们的民族主体性价值回到历史前台时，它带来的尖锐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华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以反传统为主要标志的百年激进革命与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意识形态重建的艰巨任务中，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命题。对此，执政党、思想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都不得不认真地参与其中。
为此，本刊特以“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为题，以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为契机，来探讨其中的问题，并期待它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的一个有效切入点。
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激进主义
一个半世纪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写道：“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对于魏源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而言，编撰《海国图志》，并不仅是为了介绍外部世界的知识，更为深刻的冲动是向中国士人传递“忧与愤”的危机意识——巨变正在来临，外部世界已经不再可以依靠“华夷之辨”的观念来涵盖和理解。只是，天朝上国的惯性思维对中国士人的影响显然要大于个体先觉者的醒世警言，反倒是对西洋的冲击感受更加直接的日本学人，最能认同魏源的担忧和呼吁。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邻国日本带来的冲击更为剧烈——强大的清帝国也被西方所打败，更遑论作为小小岛国的日本。《海国图志》在1850年代传入日本之后，引发了持续性影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拍案感慨：“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阴更进一步，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而《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命运，却是如左宗棠所述：“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等到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争论“海防”与“塞防”之时，西方的威胁已经从“夷人占荒岛”的癣疥之疾发展为沙俄从北部鲸吞领土与英法德日从东南蚕食突进的亡国之忧。
对于左、李等人而言，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面对的都已经不只是对危机的预见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这种威胁也并非仅仅是敌兵临境的压力，而是实际的战争形态升级——由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近代热兵器战争。在坚船利炮的全面压制之下，中国的旧式军队还没接近敌人时，就已经被击溃屠杀，个人勇武毫无用处。因而，摆在左、李等所谓“洋务派”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学习制造坚船利炮，建立自己的近代军事体系，发展重工业。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力图生产“制器之器”，188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这一系列努力奠定了中国未来百年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也开启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工业化模式。至1880年代末，“洋务运动”看似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并建立了号称当时“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士人对时势的理解：单靠少数几位官场大员的支持，显然无法应付工业化建设的复杂局面；单靠学习西方制造武器和机器的技艺，也并不能完成自强的历史任务。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工业化，为了富强和自主，中国必须在制度乃至政体上进行更彻底的改变。
“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它标志着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康有为认为，日本在模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后，通过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打败中国步入强国之列。中国如果同样选择制度变革，则可以“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但是变法很快失败，孙中山等人主张的推翻满清的革命思路遂成为主流。为革命思路提供观念指导的，是孙中山的“迎头赶上”论：即跟随者亦步亦趋是无法应对西方压力的，要迎头才能赶上——要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更快才能赶上它们。这种“迎头赶上”论在当时的现实结论，就是不应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浪费时间，而是必须直接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制。
然而，尽管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但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秩序。对此十分不满的知识分子，呼吁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之中，进行更彻底的变革，“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打破旧有伦理和家庭，争取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将“臣民”转化为“国民”；在经济上，则意味着为现代工业建设提供新的社会基础——将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成为工商业组织中的劳动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呈现出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全面反传统的激进倾向，其内在逻辑是：在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能否存续都成了问题，中国人能否自存都成了问题。无法自存自保，持守传统文化又有何意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迅速走过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历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标示着革命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走向现实的物质过程之中，发展为暴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最终选择。
从改良到革命，从政体和制度变革到伦理和文化变革，这背后的历史动力是激进主义的社会心态。从康有为认为 “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十年论”，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希求十年之内要建成10万英里铁路的“十年论”、宋教仁提出的“三五年内与列强并驾齐驱”的“五年论”，再到建国以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主张，这些主张背后都是同样的急切情感——“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渴望。新中国成立后，延续着“迎头赶上”的历史逻辑，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追赶西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实践来加快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超英赶美”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当时共产党人和老百姓共同的渴望，延续的是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数代中国人共同的期待。正是这种“迎头赶上”的急迫感，塑造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自我意识：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和国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遭遇的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局面带来的巨大反弹情绪，远比那些没有悠久文明和国家传统的民族更为强烈。诚如孙中山所言：“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当我们重新梳理历史，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都缺乏系统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对革命与传统的复杂关系的理解也有待深入。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后见之明”，就来指斥先贤“由于他们的错误认识导致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指斥因为他们而导致“救亡压倒启蒙”、“革命摧毁了传统”，却忽视激进革命是内在于历史逻辑的：类似于中国这般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却又欠缺工业化物质力量的国家,面对外来压力而产生内部的激进变革浪潮是近代历史中的一种普遍趋势。在这种历史动力中，每次激进主义改革的失败，并不能平息这股浪潮，反而还会使后人认为前人不够激进，未来需要更激进、更彻底的变革。对于古老文明而言，激进革命是为了摧毁阻挡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部障碍。就如同土耳其改革者凯末尔的呼喊：“为了拯救国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并树立新的东西。”尽管革命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成功，没有依靠革命创建的新国家，传统文化就会成为历史的遗迹和景观，就像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古印度文明一般，失去了现实政体和民族的血肉支撑，它们只是西方博物馆和大学里的研究对象，成为西方文明中可有可无的异质文明装饰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革命实践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是集体的反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拥有强大的国家，才有了恢复自信的基础，也才有了重新思考革命与传统复杂关系的机会。
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兴
历史的进程尽管有主线和主流，但其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多种线索和逻辑。在激进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主要潮流的同时，主张发掘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的主张也构成了近代史中一条潜在线索。严复在多年鼓吹西学之后，在晚年却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公等从事西学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多非。即吾圣人之精义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章太炎在主张激进的政治革命的同时，同时又是“国粹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和梁漱溟都认为中国的精神伦理可以为经历现代精神危机的西方文明提供救治良方。“新文化运动”期间，杜亚泉等人更是以 “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国固有之文明”为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革命论者展开论战。
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比革命者意识到的更为深刻。传统往往会以一种未被革命者意识到的现实的形态来影响其行为，影响革命之后的制度创建。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力图截断历史，以开创新的秩序为己任，然而，正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大革命不仅没有终止专制王权时代逐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反，还推动和完成了这一过程。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在近代所面临的历史局面的复杂性更甚于西方，这也导致东方国家内部的传统文化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化。面对工业化的西方的入侵，从埃及到中国，从土耳其到伊朗，各国都面临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是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要维护自主地位；一方面是要强调民族的荣耀、要呼唤民族的团结和共存，一方面却又必须和传统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决裂。这种复杂性，也使得东方国家普遍存在革命与传统的复杂纠葛：正因为有了西方的冲击，才有了东方国家作为文明主体的自我意识；正因为有了来自西方的新知，才会将这些国家固有的学统称为“旧学”；正因为有了改良和革命的主张和由此引入的新事物，才会将原本就有的习俗、制度和行为称为“传统文化”。因而，一方面，传统文化也往往以一种未被革命者意识到的方式来影响他们，作为一种现实力量的方式来影响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另一方面，激进主义也在以破坏性的方式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潜在因素，为传统文化再续生机。这一正一反两种趋势的对冲，使得传统不是成为已经死去的历史遗迹，而是演化为深邃的现实力量。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今天，当激进主义逐步退潮之后，对传统文化的呼吁和诉求，重新作为一种普遍性思想潮流出现在中国。这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依托于前三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和建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时代。
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环节解放出来，进入到消费型制造业生产领域，城乡各阶层逐步被整合到工业生产的复杂链条之中，彻底告别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全面迈向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然而，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人们的伦理和价值信念、社会环境、生活经验、家庭结构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与此同时，前三十年建立的历史叙事及其背后的革命伦理却逐步破碎和瓦解，与中国目前的物质成就相配套的伦理结构和价值体系，却还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此种局面带来了普遍的精神迷茫。工业化的物质力量可以“移植”和“复制”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但是，与工业化相配套，限制工业化带来的消极因素，并为民众指明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前景的伦理、价值和文化，却无法从西方照搬照抄。因为伦理和价值如果不是被一个社会的成员们内在地接受和认同，它也就仅仅是少数精英们的设计和安排，无论这些精英是来自政治领域还是作为所谓的“异见论者”。当人们越来越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时，在伦理和价值建设方面转向传统、转向现实、转向中国就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从中国传统中找寻价值资源来应对精神和伦理危机。几乎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存在对传统文化再度勃发的需求：社会大众希望从传统的智慧中找寻治愈现代性疾病的精神价值，“重读经典”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普遍共识，市场和媒体也有意在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推波助澜以期从中获取利益。与此同时，“民族复兴”这一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叙事也逐步凸显出来，成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个阶层都可以接纳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执政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十八大以来，执政党着重强调复兴叙事，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力图以民族主义来统合各种思潮。“民族复兴”叙事背后依托的，既包括当下的成就，也包括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自豪，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念。
意识形态重建面临的难题
当下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局，正如同汉朝所遭遇的困境一般：建国六十余年，国家和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需要进行“改制更化”的历史节点。汉朝建立起大一统国家，先师法家，后学黄老，最后才以儒家为中心来涵摄诸子百家，建立起一个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理论支撑。今天的中国，在经历过左右摇摆之后，也走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但面对的境况却远比汉代更为复杂。
一方面，与革命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复杂的分工体系基本形成，由此带来个体自由意识不断成长，已经无法依靠政治压力和舆论宣传来实现统合；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的倾向日益明显，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可能导致国家的撕裂，探寻和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依然是必须的。这使得执政党必须在深刻理解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在深刻理解历史趋势背后的客观性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不仅自身相信，又能获得民众信赖的历史叙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如何理解革命和传统的连续性。
如前所述，革命与传统之间存在张力，但又不是非此即彼式的完全对立，过去在革命与传统之间建立对立性的历史叙事，源于“迎头赶上”的激进思潮和客观的外在压力。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在赶超西方的历史急迫感退去之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思考如何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历史阶段。这种并驾齐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西方、以他者来定义自身，而是必须具备真正的自主意识。
在今天，围绕着传统与革命问题进行讨论的主要有三种思潮：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他的各种思潮大致都可以视为三者的变种。在今天，三种思潮有着各自的合理性，也有着现实的物质力量和社会阶层作为支撑。
首先，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自由主义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今天，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独立、陌生的个体正是通过市场关系、交易和货币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尽管市场经济可能导致重重问题，但彻底告别市场经济已经绝无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市场经济带来的以个体为本位的行为逻辑。
然而，由于自由主义以个体为本位，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对立面，使得其无法成为统合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导性叙事，无法应对当前民族需要塑造共同价值的重任。在全球性的“告别革命”之后，出现的实际问题是：民族与国家的价值理想何处安放？非西方国家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个体的资本化能力差异更为巨大，某些个体精英可以国际化、成为世界公民，但绝大多数个体依然需要国家的保护。激烈的国际竞争表明，个体依然需要集体组织的守护。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形态虽然面临重重问题，但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架构，依然是必须的。作为一个强大政治实体的中国，显然无法选择自我阉割、自我矮化的道路。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缺乏历史意识。若是在西方，这不成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而言，它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儒家自由主义”试图将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衔接，力图将政治自由与家庭伦理相结合，但他们无视中国近代历史中激进革命的合理性，并执着于以“后三十年”来反对“前三十年”，造成“两个三十年”的断裂。还有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主张，将中国经验与欧美经验进行浅层次的类比，不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无法塑造真正的伦理和价值认同。
其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制度遗产，也作为一种批判性力量而不可或缺。现在的经济体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自由市场，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复杂的分工体系和贸易网络，在简单的货币关系背后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形式平等的交换关系遮蔽了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的主张行事，劳资冲突、社会矛盾必然激化。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不仅需要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在思维和理论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批判性。
但是，若想以马克思主义来统合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面对着重重问题。一个直接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自身需要新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下面临两个问题：首先，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没有遭遇到全球化、金融化的历史变局，而此种历史变局已经冲击和改变了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概念和判断，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在理解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必要的更新。比如说，在劳资关系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没有体会过当下这种“全球生产”的基本经验，因此，他们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加以修正。尤其对中国而言，强调阶级斗争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而是要在主张劳资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探索未来改革的可能性。其次，关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及未来三十年的连续性的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无法作为分析方法，也不能建立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必要标准，只能削足适履，沦为装饰品。而民间的马克思主义执着于以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对未来政治走向的期待和要求也过于浪漫化，并且有走向极端化的倾向。事实上，在今天，“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实体概念，已经被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和个体化雇佣的就业模式所冲击和瓦解，依靠阶级联合来超越国家，已经不现实。因此，在今天，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文化实体也依然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提升竞争力，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份额，从而来改善国家内部的民生和就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的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理解国家，重新定义劳工与社会、劳工与国家的关系。
最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存续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今天的我们，即使过上了现代生活，但在民族心理、伦理结构、文化认同方面，都具有中国的属性，我们无法成为西方人，也不必成为西方人。事实上，执政党对此已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执政党高举民族复兴叙事，表现出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和价值资源以吸纳和综合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立场的倾向。
但是，这种综合还相对较为粗糙，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没有认识到以传统文化来统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近代以来的很多中国学者都希望能以中国传统文化来统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钱穆力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儒家化，为传统开出新意；冯友兰希望以儒家统合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熊十力探索以“易”来融合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然而，以传统思想资源来融合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面对的一个核心困难在于：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缺乏现代生活的基本经验，也缺乏可以理解和解释现代世界、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近代中国的一大变革，就是引入西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来自西方，这些理论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以及具体的语词和概念。许多来自西方的语词指向现代生活的基本经验，实际上已经进入并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模式。离开了这些概念和语词，我们无法表达和思考。然而，根植于西方经验的语词和概念也必然会遮蔽掉中国经验中异质于西方的因素，可能导致我们既不理解西方也不理解中国。因此，我们需要以中国自身的思想、原则来为西方语词和经验进行重新定义。比如“民主”这个概念，它曾经指向的丰富经验与复杂内涵，在今天的学术生产与舆论体系中，却常常被当下的西方经验狭义化了，它的指向很明确——选举制。如果不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过程进行否定就是必然的。而如果我们要重新解释“民主”，意味着我们不能执着于争论这一概念当下含义的是非对错，而是要将这一概念置于中国古典和现实政治经验的复杂过程中，加以审慎的理解。这样的工作显然不能单靠执政党自身的理论部门来完成，它需要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文思想界的共同任务。如果没有推进这样的工作，无论把传统文化捧得有多高都没有前途，因为它无法应对当下和现实。单靠“修身”、“齐家”的伦理修行，是无法应对工业化时代的复杂社会生活，也无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形势。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都表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在当下中国都不可或缺，但也无法独立支撑起国家的伦理价值。与此同时，三者在观念和现实层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如果严格遵循各自的思想逻辑，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层面的分裂。此种分裂如与现实存在的社会利益分裂相契合，会威胁到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体认同。如今，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了“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分化和价值分歧问题，国家可能面临阶层对抗、社会分裂的巨大危险，民族复兴事业可能由此功亏一篑。
今天，中国日渐成长为重要的世界性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执政党也面临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又直接与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相关，因此，“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选择，必定十分艰难。它意味着在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能偏向某一种单一的思潮，也不能堕落为利益集团。当前，革命话语逐步式微，传统文化复兴日益具有普遍的社会号召力，因而，以民族复兴的历史叙事、以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张，在思想和理论上统合“两个三十年”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来看，百年来革命与传统的辩证关系已经贯穿于现实生活之中：经由革命塑造出的平等意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民众对于执政党德性与能力的双重要求，已经成为日用而不自知的思考模式，革命也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传统文化的复兴，其主要任务也是要恢复文化自信和伦理自觉，绝不是以旧道德来粉饰太平。因而，民族的复兴，是传统文化内在合理性与革命的理想主义在未来的双重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认识到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重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而革命的复兴，则意味着在克服现代文明尾随者的焦虑情绪之后，扬弃革命中的暴力和激进因素，保持革命的理想性与目标性——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