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有一句话，叫“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来源。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治国之道正确了，政治就能治理得好;恩泽散播开来，民众就能安居乐业。
文言文是单音词，“政”和“治”的概念也不相同。“政”的意思是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也被称为“治”。在古汉语中，“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最早建议用“政治”来翻译西方“politics”一词的，据说是孙中山。这个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中国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写过一本书就叫《政道与治道》。这是新儒家政治哲学中比较重要的理论，用这个观点，也能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思想和形态。牟宗三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
封建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政治，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取得政权，开始时是凭借德行或武力，政权的延续则依靠世袭。在牟宗三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对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能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牟宗三认为，无论是打天下或者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算不上“真正的政道”，因而可称之为“无道”。牟宗三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政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洛克认为立法权在国家政治中，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而政治学家孟德斯鸠则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能通过制定法律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虽然有些模糊和矛盾，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正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对政道没有做过明确的辨析，直至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
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会自动拥有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有几段话很有意思：“以前，政权隶属于具体之个人，可以取，则取得政权即握有治权之源，治权随政权走。”他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
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也就是说，政权是属于民众共有的，它的本性当然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宪法成为政道和政权的来源。
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也就是说，政道与治道不分、政权与治权不分、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分，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