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一个目标性的理念要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仍然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从目前来看，至少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和谐社会概念的泛化和虚化问题。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当然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内容，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在每一种关系中，又都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正因为如此，需要防止的一个倾向，就是将和谐社会的概念泛化，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应当说，在我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就会将其泛化。结果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什么什么成了一个筐，所有的东西都往里装”。这样一来，这个有意义的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因为当一个概念包括了所有东西的时候，它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在实际工作中被虚化，从而成为一个缺乏操作性和具体内容的口号。应当看到，和谐社会的概念尽管包括了广泛的内容，但其最基本的内涵和侧重点，是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
二是将调整利益关系与发展对立起来。在目前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的理念之所以容易泛化和虚化，是在于，如果处理不当，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经济之间很容易出现脱节，甚至形成对立。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对和谐社会的具体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当中，包括在一部分学者中，事实上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建设和谐社会会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的影响？甚至有人担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对前一段某些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纠偏？现实中我们发现，一些人经常用这样的表述来表达他们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不能由于强调和谐社会而将中国变成一个再分配国家。这些表述和道理都是不错的，但话里有话，话外有音。因此可以说，和谐社会的理念要落到实处，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的接口问题。可以说，能否建立两者的接口，是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否得以真正落实的关键。而建立接口的关键，则在于如何理解协调利益关系与转换发展模式时间的关系。
三是将调整利益关系与发展看作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两件事。事实上，在相当一部分实际工作者的头脑中，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是这样一种思路：坚持的仍然是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准备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成果来扶助弱势群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建立和谐社会了。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来审视利益关系调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利益关系的失衡，是与当时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调整利益关系，必须以转换发展模式为前提。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赶超为目标；二是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三是高度依赖投资特别是对外出口。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种增长模式中埋下了利益关系失衡的种子。为了赶超，就要努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而可以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非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无情地被淘汰；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经济增长的成果无法被充分地分享，特别是无法被公平地分享；而对于投资和对外出口的高度依赖，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形成，即“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近几年中在珠三角等地区出现的大面积民工荒现象，实际上就是与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有直接关系的。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利益关系的失衡看作是收入分配政策或收入分配制度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建立和谐社会仅仅看作是对增长引起失衡的一种“弥补”。而必须看到利益关系失衡与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相对均衡的利益关系的形成是不可能的。
更进一步说，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基础。
现在的情况是，过去20多年中形成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乎为继。不但就其社会后果的含义上说是如此，就是从其本身的动力说也是如此。
首先，从投资的角度说，依赖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已到尽头。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达40%左右，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将近40%。这样高的投资率及其增长速度，在未来是难乎为继的。
其次，中国出口高增长难以持续。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难以持续，预计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将出现转折性变化。今年7月份，出口今年以来首次降到30％以下，总值655.84亿美元，同比增长28.7％，比去年同期回调了5.1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7％，较上个月回落了5.4个百分点，也是今年首次增幅回落到30％以下。
这样，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是离不开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扩大内需，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充沛动力。应当看到，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由于种种制约因素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内需的严重不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将大量的产品制造出来的能力，但制约的因素是这些产品在国内没有足够的市场。据统计,1995-2002年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进一步达到90%左右。这背后的因素就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分别比人均GDP增长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而且，在这缓慢增长的消费中，政府的消费还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3%,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8%,居民消费增长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5个百分点。
可以说，疲软的内需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加剧的恶性循环的关系。消费率不够高，市场疲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出口。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转变，即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需的。
就此而言，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扭转“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改变国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特别是要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有专家计算指出，从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中，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两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
第二，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做不了太大贡献，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事实上，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竞争能力比较差，对宏观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不大，但其在就业上的作用却不可小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应当看作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改变目前实际上是歧视中小企业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费的方式加给中小企业的负担。
第三，解决过于悬殊的贫富差别问题。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限制了有效市场需求的形成。多次调查的结果都表明，我国社会中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是限制我国国内市场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健全社会保障。要改变对社会保障的两种传统看法：一是将社会保障仅仅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措施。实际上，即使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从而成为支撑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是认为社会保障是要花钱的，因此只有在经济状况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的时候才有条件搞社会保障。实际上，美国是在1935年确立福利国家的框架的。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为什么在那种背景下搞福利国家？原因很简单，没有这种社会保障，就形不成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尽管现在人们可以有各种理由批评福利国家的弊病，但在当时，没有社会保障，美国包括西方就无法走出危机。
因此，只有将调整利益关系与转换发展模式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建立和谐社会更现实的内涵，也才有可能将和谐社会的建立落到实处。
来源： 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4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