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含义之一是说：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调整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含义，才能改变将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才能使构建利益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成为一种自觉。
前年和去年发生的“两荒”——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油荒”所表明的是旧的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民工荒”所表明的则是旧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局限。
过去20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人们很少去注意，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具有一种怎样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增加对外出口就要低价竞销，低价竞销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的低下，在企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国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则更进一步加重对外出口的依赖。
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始终没有解决的，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能够承受这种负面的经济社会效应，片面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了。
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因此，能不能解决内需的问题，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发展的持久动力能不能形成。据统计，1995~2002年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进一步达到90%左右。在这背后的就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而且，在这缓慢增长的消费中，政府的消费还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3%，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8%，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5个百分点。
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是离不开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可以说，疲软的内需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加剧的恶性循环的关系。消费率不够高，市场疲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出口。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转变，即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需的。
这样，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是离不开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就目前而言，最突出的在于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扭转“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改变国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特别是要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中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
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而我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实际上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了工业化的过程之外。
第二，解决过于悬殊的贫富差别问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在我国，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为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限制了有效市场需求的形成。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第三，解决城市化滞后和城乡断裂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实际上，这个巨大的市场是理论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实际不是这个市场的组成部分，这既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关，也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有关。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6倍之巨，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实际上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了工业化的过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当今时代的消费市场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快速的城市化解决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农民的收入问题，充沛的内需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四，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做不了太大贡献，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改变目前实际上是歧视中小企业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费的方式加给中小企业的负担。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的问题。要改变对社会保障的两种传统看法。一是将社会保障仅仅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措施。在今天，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的重要条件。二是认为社会保障是要花钱的，因此只有在经济状况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的时候才有条件搞社会保障。实际上，美国是在1935年确立福利国家的框架的。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为什么在那种背景下搞福利国家？原因很简单，没有这种社会保障，就形不成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涉及到社会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转变以及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创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利益关系的失衡看作是收入分配政策或收入分配制度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建立和谐社会仅仅看作是对增长引起失衡的一种“弥补”。而必须看到利益关系失衡与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相对均衡的利益关系的形成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说，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