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就断言：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互联网的革命性力量，除了极少数极端专制极权的国家，全世界的人们几乎都已经充分地领略到。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进程则以无可遏制的力量在底层潜行涌动，这是一个千年不遇的自强和复兴中国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社会显然还没有准备好，社会管理的观念和机制甚至在有意无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城市化是夹杂着些许混乱和无序的美丽的陷饼，我们要为城市化付出多大代价，取决于我们的社会观念和机制能大多大程度上顺应时代，而不是被时代碾在车轮下甚至拖着时代的后腿。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在《高密度城市社会来临》一文中写道：“在笔者主持的中日合作的城市化政策调研中，调查团曾经对中国的人口移动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增加1.9700亿人，形成一个人口总数高达3亿3000万人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届时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城市可望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京大城市圈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大城市圈。但是20～30年后，在中国将出现数个规模为东京2～3倍的大城市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出现2～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大挑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它的规模和速度将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经历的人口移动所不可比拟的。”清议先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1.5个百分点。鉴于亚洲主要国家首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普遍超过10%（数据来源：联合国），其中日本东京超过27%，韩国首尔超过43%，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都不容忽视。据专家研究，北京市常住人口有望在2025年达到3000万人。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到来跟自然资源短缺、城乡发展不均衡高度相关，而我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内耗型的制度文化背景。这三个因素合力，加上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化被人为延误导致的“补课效应”，中国的城市化，确切地说是大城市化会来得特别迅猛。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近20年来，乡村自然资源开始进入严重匮乏和短缺状态、环境恶化迅速；城乡差距实质高达5、6倍甚至更高；中小城市以下权力资源垄断严重、产业分工不足、人际关系内耗重重等因素，都使大城市化、城市群化变得更加顺理成章。据联合国统计，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国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这就说明我国的中小城市发展缺乏活力。也充分说明德国式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
一、乡村的黄昏
去年底，WTO香港部长峰会上，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吗？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的抗议方式发泄不满。他们高呼反对世贸的口号，说进口粮食过于便宜，他们没有竞争力，他们要争取人权。韩国农民的香港陈情，实际上是小农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曲挽歌！只占全国总人口7%的韩国农民，受到政府全球独有的优待和保护，各类农产品价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甚至有个夸张的说法，说韩国人开得起车，却吃不起肉，但农民仍有朝不保夕的破产之虞，正说明传统小农经济已经日落黄昏！中国农民人口更多（占总人口70%），土地更分散（人均不足1亩），政府的农业补贴能力极其有限，乡村的黄昏就在眼前！
二、圈地运动
伴随着小农经济的没落，在城市化运动中农民正遭受比过去几十年工农业剪刀差更迅速也是更严酷的征地盘剥。在征地运动中，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权利，甚至在非征地运动中，农民也没有自己完整产权意义上的土地和房屋权利，既不能卖给城里人，也不能到银行抵押贷款。但是地方政府一来，想征就征。名义上为了严格保护耗地，事实上给了政府征地开了更大的口子，甚至有地方政府把几个乡镇的地块除了少数陡坡山地全部征用，进行土地储备，因为现行征地补偿太便宜了！而土地的增值收益太诱人了！从全国范围看，农民在征地中获得的补偿不到地价款的10%，有的不到5%还被拖欠。上海的数据表明，征一亩地只要付给农民两三万元，而出让价最高可达1500万元甚至更高，最高相差数百倍。
这样，被征地的农民很快成为无业、无创业资本、无社会保障、无城市生产生活技能的四无人员，等待他们的，就是被社会边缘化，成为无根、无方向、看不到希望的“城市盲流”。数据显示，近年来因征地而起的群体性事件已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而全国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每年高达七八万件，而且仍在持续上升。
三、血泪斑斑的城市底层创业
被小农经济和征地运动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新三座大山挤压的农民纷纷转向了城市谋生之路，占全国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显然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是“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只一味把他们当廉价劳动力而不顾他们的基本权益和自由迁徙等户籍权利。同时，城市对这部分人的底层创业也异常苛刻。近些年来人们见得最多的是城市对街头摊贩的“扫荡”，城管人员甚至可以直接将流动摊贩的摊子砸烂、物品没收，甚至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打死打伤。城管执法的血腥和暴力倾向令人惊悚。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把人的吃饭家伙、人格尊严和全家的希望砸烂。到处都是一片“不许”之声，甚至连农民进城进行西瓜、青菜等等物品的自产自销摆摊设点，都在严禁之列，有的地方规定凡有农民“漏网”，除了农民自身要受罚，连流入地、流出地、途经地政府都得“连坐”受罚，如此严苛，古今中外罕见。但其背后却是冠冕堂皇的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无摊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妨碍市容、交通、卫生等名义。这事实上是在挖我国基础创业和社会安定的根基。如果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更具危害性的违法犯罪手段谋生。是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与整齐，却不得不忍受更为恶劣的盗贼与抢掠等犯罪横行，还是求真务实，真正以人为本，建立一种表面的“混乱”内在的和谐？
四、无根的孩子
与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相适应的，是移民二代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和未来令人揪心。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孩子的前途命运、社会的安定和谐。诚如西谚所说：今天多一所学校，明天就少一座监狱。但是总人数占我国儿童十分之一的两三千万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并没有被公平地对待。导致不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父母在外的留守儿童，其心理问题都比一般儿童多，对社会的仇视心理也比一般儿童高许多，违法犯罪比率也更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到前途渺茫和无所归依。随父母流动者，往往因为无法就地高考而被迫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故乡，从而生前途未卜之惑；留守者，则往往因缺乏父母的管教和依靠而对社会冷漠且放任自流。
因此，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他们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解决他们的未来前途问题。他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社会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反之亦然。这就要求不光是城市中小学对他们敞开大门，高考和城市的户籍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地敞开大门平等对待。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能够来到流入城市的父母身边上学读书。这既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确保孩子不和父母分离的基本要求。否则，把十分之一孩子排斥在外的教育和高考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而是一个耻辱的、为未来埋下定时炸弹的制度。
五、迷失方向的学者
在城市化运动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亦步亦趋地跟在决策者的背后，把科学的研究工作变成了一些官员拍脑袋决策的传声筒和注释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资源短缺“理论”为城市的人口控制企图和全世界最落后的户籍壁垒服务。比如由所谓的水资源短缺推出北京每年净增人口不能超过20万人的结论。这个问题值得人们仔细推敲。
首先，北京市“十五”期间，人均综合用水量由同期330立方米下降到245立方米。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了而不是更糟了。其次，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个人生活用水量并非同一概念，后者所需要少得多。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均衡化，人均用水量可以大幅度下降。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城市中水利用率的提高，人均用水量会相应降低。比如衣服干洗和集中到洗衣店洗涤，城市绿化、卫生设施全部采用中水等。第四，专家的研究表明，水资源短缺并不会成为北京市人口增长的障碍，原因是目前北京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主要表现在占全市用水38%的农业用水所创造的农业生产值占全市GDP的2.4%。因此，农业用水上还有极大的集约空间。第五，随着发展的进程，北京和其他任何大都市都将不单单依靠自有水源解决城市用水问题，就像香港一样。
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不断增强的。2000年东京人口1200万，今天已经有3500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400万。日本是全球公认的资源短缺型国家，但东京入管局局长坂中英德提出，日本要维持目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要在今后的50年内，接受3000万外国移民。他的观点引起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共鸣。而外国移民首先肯定是往东京及其周围集中。
总而言之，城市化尤其是高密度城市化是上帝赐给中国的丰厚礼物，在它的面前，我们惟有带着谦卑与敬畏，以自由和开放的心态，坦然接受，而不要自不量力，螳臂当车，成为历史的罪人和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