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社会上又一次兴起了关于民营企业“原罪”的讨论。同2004年冬那次讨论一样，它也缘起于个别民营企业家遭到查处，反映的是一部分人对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的反感。他们指责民营企业犯有“原罪”，声称“第一桶金”和原始积累来路不明，是“不义之财”。这不禁使我想起当年一位领导人发出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威胁：“要让私营企业倾家荡产！”十多年来，在某些人的心头，一直期待着这个威胁能够成为事实。一再挑起“姓资性社”的争论，就是这一心理状态的反映。“原罪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姓资姓社”的大讨论的小小支流，只要“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枯竭，“原罪论”的喧嚣声也不会停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12月6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访问时就指出：每隔一两年，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便会被关注，仿佛形成了一个轮回。
“原罪”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伪问题。
“原罪”说起源于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据那里记载，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之后，又先后造了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智慧果，又给亚当吃。结果两人都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罪孽。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因为人类的始祖违背了上帝的告诫，犯了罪，所以世世代代子孙都受他们的影响，带上了“原罪”，不得不“终身劳苦”。就如传说为以色列的大卫王所写的《诗篇》所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原罪”毒害了人的本性，成为人类犯罪的根源。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最后被钉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替人们赎罪。所以，世人只有信从基督，才能免除罪愆，得到拯救。
作为一种宗教教义，“原罪论”的存在不无道理，但它悖于常情。人类怎么能承担他们祖先的罪责，背负“原罪”的包袱呢？何况偷吃“禁果”，本来就不过是一个神话，焉能当真？可见，“原罪”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东西，是为了宗教宣传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民营企业“原罪论”，也是为了适应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营造的理论。
民营企业“原罪论”首先归结为资本的“原罪”。资本是带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人间的，此说不错。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完全是依靠残酷剥削才得以积累起他的原始资本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本不得不经历自我扬弃的过程，由私人资本逐渐转化为社会资本，它原有的血污和肮脏的东西，就被生产发展的强大激流不断冲刷掉了。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显然不能由现代的社会资本来承担。
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识形态倾向，民众对资本、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着先验的厌恶。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实行改革开放，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有所转变。但是，抵制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仍然顽固存在，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因此，二十多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喧嚣声仍不绝于耳；同时，关于“姓资姓社”的讨伐也总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止。在守旧势力挑战改革开放的大合唱里，近几年又增加了“原罪论”的音符。
“原罪论”的兴起，主要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贫富不均的不满，挑动仇富心理，煽起讨伐民营经济的舆论，其矛头指向改革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迄今为止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而在经济领域，突破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开辟市场经济的主力，便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有“原罪”，岂不足以证明改革开放有“原罪”，足以证明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
民营企业是否有“原罪”？他们的原始积累是否带有血污和肮脏的东西？我们不妨看看改革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兴起的历程。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发端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血手印，捅破了人民公社的高度垄断。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为最初的市场经济的开辟，提供了三个主要构件：一是满足了最基本最节俭的生活需要之外略有节余的资金；二是超出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劳动力；三是农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这三个因素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最初形式——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的经营者或设摊摆点，或走街串巷；或肩挑手推，长途贩运；或开设作坊，生产用具。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乡镇企业则是在原有的村办企业的基础上，农民自己出钱出力办起来的。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说民营企业有“原罪”的话，那便是说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有“原罪”。然而，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难道带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吗？不！那是农民的辛苦钱、血汗钱；它不是罪，而是功；它建立了为我国开辟市场经济的历史功勋。把它说成是“原罪”，是非何在？良心何在！
当然，在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勃兴的时候，以及在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有少数经营者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获取“第一桶金”，对他们毫无疑问应该依法追究。但这不是“原罪”问题，更不能成为民营企业“原罪论”的根据。不能以偏概全，是最起码的逻辑常识，难道“原罪论”者不懂吗？非也，这里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
“原罪”问题归根到底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原罪”论者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出发，把民营企业的发展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原罪论”来充当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武器。由于全社会受斯大林主义的浸染太深，加上人们对贫富悬殊的反感，使这个手法更具欺骗性，因而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要清除“原罪论”的市场，除对“原罪论”本身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外，还必须从意识形态和基本理论上廓清迷雾，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它们为“姓资性社”的喧嚷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和理论的依据，也为“原罪论”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和《剖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两篇文章中已经作了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讨伐“原罪”的论者把民营企业“原罪”同当前社会的贫富不均联系起来，把企业家和所有富人捏在一起，混为一谈，并且用一些富人的为富不仁来证实企业家的“原罪”，仿佛企业家都是依靠非法手段致富的。这是十分荒唐的。现阶段的富人大体上有这么几类：（1）依仗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发展企业生产，赚取利润，从而致富的企业家，包括大量“下海”而取得成功的机关干部和科研、教学人员，以及经营得法、脱颖而出的城乡劳动者；（2）本来就是市井平民，因托庇于政治权力，贿赂权贵，得以胡作非为，剥削人民，或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或骗取贷款，骤然暴富；（3）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的贪官污吏，他们或与奸商勾结，参与分肥；或纵容子女，违法经商；或对民营企业和老百姓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或卖官鬻爵，收受贿赂；（4）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有的化公为私，将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或亲属的账号里，或划到子女名下的公司；有的利用国企改制之机，上下其手，低价收购，掠夺国有资产；有的为自己规定高额工资和奖金，置企业盈亏于不顾；（5）有些球星、影星、歌星、名嘴、名模、名家，以其一技之长，因缘际会，身价暴升，名利双收，侪身与富豪之列。在这五种人里，只有第一种是企业家，他们诚信守法，勤劳致富，即使致富过程中有些做法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长途贩运被认为是投机倒把），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于发展生产有利，任何经营手段都应该被社会承认。个别企业家触犯法律，可以依法治罪，不能笼统地说企业家有“原罪”。第二种人如上海的周正毅、张荣坤，福建的赖昌星，他们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并没有推动企业发展生产，为人民提供产品，促进社会进步，反而与官府勾结，掠夺人民财富，破坏社会安定。他们谈不上什么“原罪”，而是地地道道的罪犯。第三、四两种人是党政机关的贪官污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官僚，是肆意劫取人民财富的现行罪犯，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远不是“原罪”这个概念所能包括的。至于第五种人，则是社会转轨时期所出现的特殊现象，也与“原罪”无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企业家和富人同“原罪”搅和在一起，是多么荒诞不经！它既把企业家推进“原罪”的泥坑，又掩护了那些大发不义之财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贪官污吏。真是一箭双雕啊！
不容否认，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官府关卡林立，办事手续烦琐，或有意刁难，或借机勒索，有些企业不得不向官府贿赂，换取企业的正常经营。如果这也算“原罪”的话，那么，它的源头也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官府，是现行的政治制度。要说“原罪”，就应该算在官府和制度的头上。是现行政治制度使官吏不受监督，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权力去猎取财富。他们甚至利用政治权力去压迫那些拒绝向自己行贿进贡的民营企业，迫使他们输款纳贡。孙大午就是因为不向八顶大盖帽低头，不向官吏进贡，才被官方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关押判罪。而像他那样向亲友集资的方式，在南方的温州等地却是民有企业赖以成长的重要渠道。现行制度“逼良为娼”，有些人却把“原罪”的帽子扣到受害者的头上，这是何等不公平啊！
“原罪论”使民营企业家多年来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它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企业家的头上，日夜威胁着他们。要解除这种压力，一方面固然应该从理论上分清是非，同时也需要企业家自身作出应有的努力。为了民营企业的顺利发展，使它充分发挥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企业家应当自律自强，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合法经营，诚信待人，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以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其次，善待职工，让劳动者分享企业的生产成果，吸收他们参与管理和利润的分配；第三，加强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企业家本身的实际行动，是对“原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
最后还需要指出，在西方，“原罪论”是基督教教育信徒律己的教义，体现着某种宗教情怀。正因为他们意识到“原罪”，所以才有负罪感，认识到自己会产生罪恶的念头，甚至还会犯罪，需要忏悔反省。这种意识形态促进人心向善，有利于社会安定，具有积极意义。而到了我们国家，它却成了诋毁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武器。真是南桔北枳，莫可奈何。我倒想奉劝那些热中于“原罪论”的人，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原罪论”的话，那就不妨还原“原罪论”的本义，宣传它的原有精神，促使人们多反思，多反省，多忏悔。何必把力气用在讨伐民营企业上呢？
2007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