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体验中国历史的节奏，并不难。只需要走进一片竹林，扳弯一根毛竹，然后撒手，竹子会猛然反弹回去，像一匹骏马的尾巴抽向空中，风声飒然，击得邻竹落叶纷飞。你扳的弯度小，竹子的反弹力小；你扳的弯度大，反弹力也大。当然，你如果把竹子扳断了，便没有了反弹，一直等到根部的竹笋慢慢长成新竹，才会孕育出新的反弹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磨难史。
扳竹子的袁世凯
刚上大学时，我是其中一份子的77级学生与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发生龃龉，贴了不少大字报，被校方“扳”了一下。一年多以后，我们反弹回来，便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有些同学则反弹到西单墙上去了。官方大怒，用力反扳，力度越来越大。又是打地下刊物，又是“思想战线座谈”，又是“清除精神污染”，还不过瘾，再扳一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回更猛烈反弹回来的，是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怒吼的是整片“竹林”，这就是1986年的学潮。官方反扳得更厉害，把当时的总书记“扳”断了。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更大的反弹，和更暴烈的反扳，扳断了不少的竹子。于是没有了反弹，也没有了潇潇竹语。历史被扳断了。新竹和它的反弹力再生出来后，将以何等的猛烈反弹回去，不得而知。
“来来来，扳竹竹”，这个游戏我们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就喜欢玩，袁世凯和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当然也玩。清末朝廷用中央集权扳了一下闹独立性的汉族封疆大吏，反弹回来的是以各省独立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和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分权程度最大的中华民国临时邦联政府，中央政府一度成了聋子的耳朵和骡子的那话儿
于是袁世凯为代表的统一派和中央集权派开始反扳，当他反扳到“洪宪”帝制时，新的反弹就开始了。连曾经最坚定地支持袁世凯“削督撤省”的梁启超，居然从军抗袁，不仅反对帝制，也反对中央集权。如果要他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义之间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全国流行“某人治某”，比如“湘人治湘”，“粤人治粤”。这是一种新地方主义。
一只老虎和一群不会武功的武松
袁世凯的反动将当时的一大批名宿新彦驱赶到地方自治和联邦主义阵营，比如蔡元培、胡适、章太炎、李剑农、李四光等人。但是，反中央集权能够超越前袁世凯时代么？反中央集权，中国便滑向武力割据甚至战乱分裂的泥潭；反地方主义，中国便倒向专制暴君甚至皇权幽灵的怀抱。中国再次但绝非最后一次面对无解的政治方程式。五四运动的雷声催生出国民意识的蘑菇，于是有人提出“国民直接干政”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国民直接参与政治来摆脱集权—分权的旧式循环。但中国太大，国民直接参与中央政治的“中央制宪”根本无望，希望就寄托在省级政治上。
于是，国民直接参与省区政治的“省宪”思想与“自治省联合”思想应运而生。这就是兴起于中国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政治运动的思想来源。可以看出，此时的“联治”思想，比民国元年的邦联思想有了进步，它已经开始摆脱军阀主权意识，接近国民主权观念。这正是现代联邦主义的精髓。
但是，首倡于湖南的“省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注定不会有比民初邦联政府更长的寿命。说到底，还是中国当时没有市民社会，没有市民社会，政治自治就没有土壤。自治思想的脆弱种子不可能在石板上生根并长出参天大树。中国的政治社会分为一只老虎和一群不会武功的武松。老虎是军阀，武松是那些喊打的民意代表。况且武松们之间对于打到老虎后是炮制虎骨酒，还是革制虎皮也没有一致看法。因此在见到老虎之前，往往自己先打起来。
当时湖南就有谭派、议会派、商人派和学生会派，打得不可开交。而更有趣的是，打虎会议常常由老虎本人主持，最后打的是谁就可想而知了。湖南省的立宪是军阀谭延恺和赵恒惕策动的。赵在选举中获胜，谭便放弃联省自治主张，随孙大元帅北伐统一中国来了。而赵某，自然倒向北洋军阀的怀抱。至此，湖南的省宪自治运动实际上已寿终正寝。
中国的政治子宫曾经发炎
但毕竟“联省自治”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现代政治启蒙运动，它超越了狭碍的民族主义和老式的地方主义，突出了现代的自治思想和民主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炯明，他的自治思想最为现代。他主张自治从村开始，然后乡镇，进而县省，最后达成联省政府之目的。联省自治运动波及湖南、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12个东南、西南大省，其思想深入全中国。虽然三、四个拟议中的“联省政府”胎死腹中，最后还是留给后人一部“联省宪法”。
尽管中国的巨竹最后被北洋旧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苏式体制的铁腕扳向中央集权，联邦主义的自治思想已经给中国种下遗传基因，即便在最集权的毛泽东体制里，仍然能看到它的影子。
诚然，中国头胎“联省政府”流产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此后都不能生育联邦政府。也许，那时的中国政治子宫有点炎症，现在有没有痊愈还不知道。但只要中国还有生育它的欲望，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它有过一次胎动，这是个不错的消息。中央集权的孩子中国生得太多，是该搞点计划生育的时候了。得想办法给联邦主义的孩子搞张出生证明，它事实上已经在第二次胎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