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环境的恶化。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自己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必须认真解决好，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曾希望能够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这可能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历史宿命。尽管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要使得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从而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西方国家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经历了不少环境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环保也成了全世界的关切。我在海外遇到环保专家，总请教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从邓小平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受到的一个启发。邓小平做大的决策，总是首先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估计透，估计到最坏的局面，然后再看中国有没有办法处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当年与英国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就考虑了最坏的局面：英国资金带头撤走，其它外资跟着走。邓仔细考虑了这些可能性，然后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即使这些资金不回来，其它资金也会流入。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之后，他就在傲慢的英国首相撒切尔面前，把话说得那么掷地有声，一锤定音。我们的生态环境现在很脆弱，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彻底扭转环境恶化的被动局面。
我请教过多位欧洲的环保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至少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当成功的地方。伦敦的污染曾非常严重，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的最大危机爆发是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这样推算，我估计当时伦敦的污染情况可能不亚于现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西欧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鱼类消失、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断：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亚于今天的淮河、黄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欧洲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环保的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欧洲环保专家还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
有人说，我们人口压力太大，环保很难做。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最坏的假设：我们的人口确实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资源拥有量来比较，我们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1960年代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出现过水俣病，曾在短期内造成1400多人死亡，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终于形成了全民的环保共识，然后经过仅10来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转了环境恶化的颓势，使日本奇迹般地从一个污染大国变成了环保大国。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能向日本学习，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计就可以扭转目前在环保方面的颓势。
另外，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德国环保虽然做得好，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上百年的内外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很多的森林，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由此而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保住了我们环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还难以具体预料的巨大收益。
环境污染相当程度上也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关系。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还是要靠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而不是推倒重来。我们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可以调整，但我们模式背后的一些思想，如实事求是、以民为本、不断的试验、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环保工作。我们常说干部的考核指标只看GDP，结果造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干部考核项目中融入环保的内容，并且加大这部分内容在考核体系中的力度，这就可能大大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也有人说我们如果能够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
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又何尝不是世界留给中国人的一个机会。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软实力大幅下降，固然与其发动的愚蠢的伊拉克战争有关，但也与美国不愿意改变其个人自由至上与财富消费第一的生活方式有关。在欧洲，一谈到美国对能源的超级浪费和布什的环境政策，人们只能不停地摇头。但欧洲也有自己的难处：虽然在环保意识和技术创新等许多方面，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欧洲已是发达地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北欧一些国家骑自行车已蔚然成风，但在多数南欧和东欧国家，每个家庭还是拥有或者渴望拥有两辆车。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必须告别美国和欧洲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拥抱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严峻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
首先，这样做对中国自己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说要算两笔账，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二是走循环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的道路，这个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
第二、环保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环保意识反映了个人修养，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一个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到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马路上，就体现了这个人的文化素养。一个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开，装入不同的垃圾箱，这是一个家庭文化的提升。环保可以使我们民族形成一种更精致、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现在欧洲已经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为穿出去就等于违背了保护野生濒危动物的主流文化。现在在瑞典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文化，以开耗油的大车为耻辱，以开环保车，甚至骑自行车为时尚。如果我们也能形成这种文化和时尚，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似乎过于讲究物质的民族，也会是一种巨大的文化提升。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也可以走到美国的前面去。欧洲人很不喜欢美国高度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保意识在欧洲已比较深入人心。如果我们能以环保为契机，推动有个性有品位的环保生活方式，这将有助于改造我们现在崇尚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素质。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是有序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一块试验田。环保离不开民主参与，只有全民自觉地广泛地参与，才能做好环保事业。环保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和民间携手推进，才能做成的事业。我们可以尝试在环保领域内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实依法治国，实行信息公开，推行民主决策和舆论监督，开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这种改革试验的风险较小，而成功的机率较大。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整个国家今后的政治改革都会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四、环保也很有市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生态文明建设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回收和利用旧钢铁就是一个产业，德国的废钢回收率已达80%，荷兰是78%，中国才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兴产业，丹麦的风能发电已经占到了该国总发电量的20%。虽然现在太阳能、风能在世界能源总量中的比例还不到2%，但增长的速度很快，中国这方面不能落后。如果今后中国自己生产的环保节能车，能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并打入欧美市场，这本身就包含了无穷的商机，而且也能改善国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印象。实际上，这些新兴产业及其技术、标准、规则的国际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中国只有迎头赶上，才能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验。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后来者，我们应该能比西方做得更好，应该能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如果我们能把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一些成功的思路和经验，创造性地转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而且可以带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进步。中国模式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与软实力，也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我们的世界更加和谐，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碧水、蓝天、白云和好心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义无反顾地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并最终以一个环保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