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社会学最应该继续的三大遗产应该是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是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改造和建设新中国，而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前提是认识中国。毛主席认为，要改造中国，就需要首先认识中国，要认识中国，就需要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就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就需要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梁漱溟认为，只有对中国社会特殊的性质有了深入理解，才能真正有效地建设中国。费孝通也有同样的认识。
在以上三大遗产中，虽然毛主席是政治家，梁漱溟是思想家，而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他们身份差异很大，但他们的共同点也十分明显，就是首先要认识中国，要理解中国，然后再来改造和建设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三大社会学遗产的共同点是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统一，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和建设中国社会，而没有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的目标，认识中国社会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二者是相辅相承的，缺一不可的。
二、
1980年代恢复社会学以来，事情变得有些古怪。一方面，政策部门通过小岗村大包干的实例，证明分田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发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要调动了农民个体积极性，就可以发展农业，解决温饱问题，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的劳动成果归他们自己所有。政策部门一分就灵的朴素认识与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拍即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证明分田到户合理性的有力武器，分田到户成为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普适的灵丹妙药，分田到户前后，中国可灌溉耕地面积的增加，化肥供应的大幅度提升，机械的普遍使用、农药的生产、种子的改良等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全被农民个体劳动积极性所取代，真是“人有多大积极性，土地就有多高产量”。
这样一来，政策部门的研究就变得容易，只要跟领导人到各处一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了。理论是不需要的，有了经验，有了个案，有了眼见为实，就可以制定政策，就可以改造中国和建设中国了。
但是，理论并非一点用途没有，至少，理论可以作意识形态论证，典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分田到户所作的意识形态论证。但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也已经落伍于世界。
因此，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自1980年代重建社会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译介西方理论，由译介，到学习，再到希望能对西方社会科学有所贡献，大量的中国学者开始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补充、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希望发展西方理论。遗憾的是，毕竟中国封闭多年，虽然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中国经验”的论文和著作，却似乎很少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贡献，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因此大为受挫。试图用中国经验来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队伍很庞大，包括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博士生所写以对话为目标的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刻意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的学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大遗产中“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统一被分割开来，相互缺少关系。认识中国，从而为改造中国提供理论依据的中国社会科学消失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丧失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研究中，政策部门越来越依靠直观经验和个案典型，越来越依靠西方一般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论证，越来越依靠新闻媒体的报道和领导人的拍脑袋决策，而中国学术界越来越热衷于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热衷于用中国经验来检验和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三、
当前中国农村政策部门的决策依然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他们要么依赖直观的经验，有限的个案来作决策，要么依赖西方的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缺少对中国农村的系统的理论认识。他们的决策往往是在离开“认识中国”这一巨大理论前提下作出的，因此仍然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面，“摸着石头过河”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中国社会科学界热衷于用中国经验去对话西方理论，这种对话无助于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也根本不可能为政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学术界的理论与政策部门的决策越来越脱节，学术界忘记了“认识中国”的理论任务，政策部门离开理论的指导，就只能盲目地作出“改造中国”的决策。
显然，当前中国乡村研究出了问题，核心就是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脱节。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为政策部门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但是，中国社会科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中，迷失了自己。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甚至主要目标是要完成认识中国的任务，只有深刻地认识了中国，才能有效地改造和建设中国。
要认识中国，就必须深到中国社会内部的逻辑中去，要理解中国农村，就需要深入到中国农村中去调查。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中国农村，理解农村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办法则是借用各种可能借用的理论资源，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深入理解中国农村的性质及其状况。我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主席的话）。
四、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近30年，如何将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于理解中国农村，是当前已经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必然重视的问题。而我们以认识中国农村为目标，以大量农村调查为基础，来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认识中国农村的学术运动。以中国农村地域之大，中华文明之悠久，中国人口之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学者之多，理论武器之丰富，只要有了正确的方向，我们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极大地深化对中国乡村的认识，就一定可以为改造和建设中国乡村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而要达到以上目标，就需要恢复中国社会学的三大遗产或三大传统，就需要有大量学者自觉回归到理解中国乡村的理论努力中来，就需要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就需要将发展本土中国社会科学当作当前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一重要的任务。
五、
回到赵旭东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发表的“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一文，我认为，赵旭东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确应该讨论中国农村研究的方向了，应该反思30年来的中国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了。但是，我认为赵旭东的文章没有正确地分析问题，她在文章中所谈的两个具体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乃至是错误的。
具体地说，第一，赵旭东认为，目前乡村建设派象医生看待病人一样看待乡村，认为乡村存在问题，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一是乡村建设者本身并不一定是乡村研究者，他们对乡村有关怀，假若他们不认为乡村有问题，他们为何要下乡搞乡村建设？二是当前的中国乡村乃至中国当然是成为问题的，不然为何要建设何改造？如果我们不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存在问题，那就不能理解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的原因与样态，更加不能理解毛主席、梁漱溟、费孝通这三大社会学遗产。中国农村的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当然并非纯粹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胁迫下的现代性入侵的结果。
第二，赵旭东又认为，作为乡村研究的学者，在具体的调查中，“在面对受到伤害的农民或者受到污染的乡村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呢？干涉还是不干涉，这是摆在中国乡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伦理问题”，从而，赵旭东认为“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为权利而抗争的时候”，中国学者该如何行动，就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而事实上，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的症结在于忘记了认识中国的目的，丧失了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中国乡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是“体”，西方的理论资源是“用”，中国农村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指向理解与认识中国农村，而不是与西方学术对话。借用西方的乃至任何的理论，来深刻认识中国农村，从而为建设中国，为改造中国提供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认识中国农村的过程中，“为学术而学术”是必要的，在这个层面，赵旭东提出的“干涉还是不干涉”的所谓学术伦理，则恰恰又是一个误导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