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当今世界范围的新民粹主义运动和三十年代的极端主义政党不同，他们并不企图废除民主，相反竭力支持民主。伊恩·克拉斯蒂夫写到，我们当今见证的冲突发生在越来越怀疑民主的精英和越来越反自由的大众之间。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上游荡。十年前，当新兴国家获得独立后，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有多少会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个在当时非常有道理的问题现在听起来显得过时了。新兴国家的领袖所拥抱的意识形态更倾向于拥有民粹主义特征。”[1] 这个观察是40年前的吉塔·艾尼斯丘（Ghita Ionescu）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做出的。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足以让“民粹主义”在销声匿迹后再以全球性的现象死灰复燃。和当时的情形一样，人们发现，如今民粹主义的意义还是不能质疑的，虽然人们仍然并不十分清楚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
“民粹主义”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美国农民的抗议运动，还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俄国的民粹派（narodniki）后来，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被充满魅力的领袖领导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蛊惑人心的本质，首先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政治中。该概念使用上的这种转变只是再次强调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主张，即里面包含的灰姑娘情结：有民粹主义形式的鞋子,却没有适合穿这双鞋子的脚。
现在，使用这个概念的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几乎无法计算的多样性政策和它试图涵盖的因素。把查韦斯（Hugo Chavez）的左派玻利维亚革命和华沙的反对共产主义政治潮流和意识形态并列起来难道不是有悖于常识吗？还有什么比把意大利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伊朗穆罕默德·内贾德（Mahmoud Ahmedinejad）都看作民粹主义者更让人混淆的事情呢？但是评论家和政治理论家坚持使用“民粹主义”的名词来描述这样差别很大的政治人物确实有一定道理。只有像“民粹主义”这样模糊和内涵不清楚的概念才能让人认识到世界很多地方发生的急剧政治转变。“民粹主义”比现在流行的任何其他概念都更好地抓住了自由民主在当今遭遇的挑战的本质。这些挑战的出现不是因为反民主或者独裁统治模式的兴起，而是自由民主内部的危险突变。
非常清楚的是，民粹主义已经丧失了作为原先表达农民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含义。民粹主义的内涵过于广泛，无法成为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保守主义那样的意识形态。但是对于民粹主义越来越大的兴趣已经抓住了现代政治世界的主要潮流，即民主的反自由主义的兴起。
让我们担忧的内容是，不管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革命的扩散，还是中欧政治动荡，还是法国和荷兰针对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中的反对票背后的逻辑等，都伴随着民主的反自由主义的兴起。新民粹主义并不挑战人们所理解的自由选举或者多数统治的民主制度。和三十年代的极端主义政党不同，新民粹主义运动并不企图认定选举为非法，或引进独裁统治。实际上，新民粹主义者喜欢选举，不幸的是他们还经常赢得选举。他们反对现代民主的代议制本质，反对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反对限制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利，反对全球化的独特性质。
我们认为当今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冷战末期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共识的衰落,另一方面是民主的多数派主义和自由的宪法主义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这是自由民主体制内部两个根本因素之间的冲突。民粹主义的兴起说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自由主义解决办法的吸引力逐渐衰弱，而排外政治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民粹主义条件
把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作为反民主态度的胜利是巨大的错误。实际上，它的兴起是1990年代“渴望”的民主化潮流的副产品。”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2006年人民之声” 发现全世界79%的人赞同，民主是现有的最好的政府管理形式，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人民的声音能被自己国家的政府所听到。恰恰是因为现在的民粹主义者不能被描述为反民主的这个事实让自由派困惑不已，这让他们在面对民粹主义挑战时候无能为力。
在当今的辩论中，“民粹主义”常常和感情冲动的、简单化的、操纵性的、旨在挑动人民的直观感受（gut feelings）的文本或者旨在“购买”支持的机会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但是民主政治中禁止诉诸人民的感情吗？谁来决定什么政策是“民粹主义的”什么政策是“合理”的呢？正如拉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注意到的，“一个人认为是民粹主义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是民主，反之亦然。”[2] 除非我们采取布莱希特的建议，即解散人民的议会选择新的组织,民粹主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政治风景中的一部分。
民粹主义挑战的核心不是诉诸人民感情反对人民的代表，因而挑战现有的政党利益和价值以及政党运动的兴起。民粹主义也不适用于描述欧洲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和媒体民主代替政党民主。民粹主义作为后现代政治的同义词，从阶级和利益政治走向新的核心是旧帽子了。
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把社会看作两个同质的然而对立的群体：“人民大众”和“腐败的精英”。它接着指出政治是人民公意的表达，社会变革只有通过对精英的激烈改造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这个变化有两种趋势来应对：实行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或者精英越来越多地操纵民意。作为托克维尔的多数暴政概念的教科书的例子的委内瑞拉的革命政权和以操纵为核心的莫斯科政权就是这枚民粹主义硬币的两面。拉丁美洲民粹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封锁腐败的少数重新夺权的可能性，普京的“主权民主”体制防止危险的多数被政治性地代表。
中欧的两难困境
人们可以从当今中欧面临的政治困境中观察到民主的反自由主义的危险。波兰在2005年九月十月选举后形成的民粹主义联盟就是一个早期信号，警告人们中欧政治发生的一些奇怪的和预料之外的东西。听起来声音更大的是，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总统的双胞胎弟弟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取代马尔钦凯维奇（Kazimierz Marcinkiewicz）作为总理，同时把其他民粹主义者比如罗曼·盖尔蒂赫（Roman Giertych）带入内阁（ [盖尔蒂赫在2007年8月被解职，编者]。
2006年6月斯洛伐克的选举和首都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新政府的成立是个标志，说明波兰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一的个别事件，而是中欧政治潮流的一部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组成的内阁吸收了温和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斯洛塔（Jan Slota）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前总理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的政党成员。这个联合政府提供了反自由思想和左派经济承诺的混合体，其中大部分没有实施，而保守的文化议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安全感和排外情绪。
亲欧洲的自由派改革者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不难被找到：首先是高失业率和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难解释的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者和半法西斯分子成了唯一可以利用的选择。是中欧出了毛病还是民主出了毛病呢？
就在菲佐组建政府的同一天，斯洛伐克宪法法院宣布斯洛伐克公民已经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废止选举结果。原告宣称斯洛伐克共和国没有能创造“正常”的选举体制，因此破坏了斯洛伐克公民被聪明地管理的宪法权利。在原告看来，任何能够让斯洛伐克新政府这样杂乱的团队上台的选举体制都不能被称为是“正常的”。
这个孤立的斯洛伐克原告有一个理由。被聪明地管理的权利和投票的权利产生了冲突。这正是长期以来让自由派对民主感到担忧的地方所在。人们很可能说这个斯洛伐克公民是19世纪影响很大的自由派人士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 (1787-1874)的复活。
正是基佐和他的死忠拥护者，那些用如簧的口才主张民主和良好地管理只能在投票权受限制的政府体制下才能共存。在他们来看，真正的主权不在人民而在理性。因此，投票问题应该用能力而不是权利的术语来讨论。在19世纪，能力转变成了财产和教育，只有那些受到适当教育和拥有足够财产的人才能被委托给予投票的权利。今天，没有人敢于主张限制人们的投票权，但是波兰一个德高望重的自由派教授最近建议引进一种考试来检验选民的政治成熟度。普京的主权民主提供了另一种解决办法：这个工程不是要限制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的数量，而是限制候选人的选择空间。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官僚因此管理一个事实上排除了不喜欢的政党或者候选人赢得选举的机会的政治体制。
精英和大众
当今欧洲政治的矛盾最好地体现在这个问题上：“精英怎么能同时拥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合法性？欧洲政治不能提供一个答案。在波兰、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后，要继续保持对欧洲的乐观主义难怪需要信心和想象力了。
在当今时代，流传广泛却很真实的是欧洲精英秘密地梦想拥有一个体制，能够消除那些不负责任的选民破坏理性政治的权利，他们更愿意使用欧盟来实现这个梦想。与此同时，大部分公民相信他们有权投票，但没有权影响决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进一步的欧洲融合。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欧可以比作1847年的法国，即在1849年全国性的大众革命大潮流之前的法国。2007年，欧洲政治的主要人物是那些梦想政治正确的限制投票权的精英，和相信已经生活在投票权受到限制的政府管理下的大众。
新民粹主义多数派认为选举不是在政策选项间选择的机会，而是对于享受特权的少数人的反叛。正如在中欧一样，精英和主要的集体性“他者”。在民粹主义政党的言论中，精英和元老院是双胞胎，他们都不是“我们的人”，都是从诚实的多数人那里盗窃和抢劫，他们都不交本来应该交的税，都被外国人所供养，尤其是布鲁塞尔。反精英心态是在中欧人支持欧盟扩张的动机的重要因素，现在他们转而反对欧盟了。民意调查显示在扩张过程中，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布鲁塞尔是控制腐败的精英的盟友。当这些国家在欧盟的时候，布鲁塞尔被看作精英的盟友，提供一种方式避免民主的责任追究制。
结果是民粹主义者变得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反自由的情绪，而精英秘密地拥有反民主的情绪。这是民粹主义时代的真正危险。在民粹主义时代，前线不在左派和右派的之间，也不在改革者和保守者之间。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见证一个在越来越怀疑民主的精英和越来越反自由的愤怒的大众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反腐败斗争、反恐战争、和反美主义不过是民粹主义新政治的三种表现而已。
西方自由民主推动反腐败议程企图把反精英心态传达到支持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出问题的不是体制而是腐败的政府。为了换取人们对于全球反恐战争的支持，华盛顿允许名声坏的但是政治上有用的政府把国内反对派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并侵犯人权。在反美主义问题上，腐败和反自由的政府试图通过说服沮丧的大众美国是国内外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来赢得合法性。
当精英和大众的结构性矛盾不再被看作负债而是主要的资产的时候，自由民主就处于危险中。欧洲自由派的当今一代是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接受教育的，他们错误地假定（历史地和理论上地）反自由的政党也是反民主的。现在不同了。自由民主如今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民主的反自由主义的兴起。不管是谁如果要挽救民主就必须在两个前线作战：一方面反对民粹主义者，同时还要反对蔑视民主的那些自由派。
原文注释：
·[1]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 London 1969, 1.
·[2] Ralf Dahrendorf, "Acht Anmerkung zum Populismus", in: Transit 25 (2003), 156-163.
译自：“The Populist Moment” by Ivan Krastev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