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关键词：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农民价值的类型 文化建设
一、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最近几年在全国农村调查，诧异地发现了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苏北农村“丧事上跳脱衣舞”，我则在河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的诸多农村遇到过，只是没有见到跳脱衣舞，而是在丧事上表演欢快歌舞和以搞笑为目的的低俗小品。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西方帝国主义保护下传教，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几年，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出现了地下基督教的暴炸性传播。在一个村庄调查，问最近一些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一个老年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在一些农村，子女虐待年老父母不仅是令人发指，而且缺乏理性，更糟糕的是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而是相当地普遍，以至于老年人说现在年龄大了的人想生活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河南农村向来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理念，现在却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反而让人羡慕。湖北荆门农村，头胎生女儿，隔五年可以再生一胎，有些乡镇竟然有半数头胎生女儿的夫妻放弃生育第二胎。四川绵竹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个70岁的老婆婆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7个子女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这并非孤例，仅我们调查的同一个村民组近年来就发生三例老婆婆嫁给城市退休工人的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些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天反而减少了。河南安阳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竞争建房的高度，现在有的平房已经建到4.5m的高度，不仅经济上浪费，而且已十分不安全。村民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以为是县里干部，而强烈要求我们出台限制房高的政策。农民为什么要竞争建房的高度？湖北洪湖农村，农民找各种借口摆酒宴到了荒唐的程度，以致每家小孩的每个周岁都会大摆酒宴收人情钱。湖南农村，有人娶了两个妻子（当然不是都办了合法手续），竟然成为当地农民心目中的榜样，笑穷不笑娼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村庄内部的邻里矛盾，竟然从外面请黑社会来摆平。等等。
如上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且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如何理解当前农村发生的巨变？这种巨变将变向何方？其后果如何？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如此巨变？本文拟提供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以期为理解这些现象作些准备，并期待在不久之后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要理解这些现象，首先要理解农民对生存意义的看法，或者说要理解农民的价值类型。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使得现代性因素全方位进入农村，并因此改变和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改变和重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以上各种现象，导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农民价值的类型
在一个少变动的社会中，人们依据习惯和传统行动，而不必问为什么。而一旦发生了社会的急速变化，则过去那些不必问也事实上很少问的行动依据就会成为问题，在习惯和传统掩藏下面的行动的理由就会显露出来。
人的行动理由或行为意义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并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具体如下：
一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可以叫做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回答，这对土大夫而言，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君子而言，就是养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一般普通人而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相对于西方彼岸与此岸世界的划分，中国儒家更多将安身立命的基础，将有限人生的意义，定位于现实世界，中国人相信“未知生，鄢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恰恰是传宗接代，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的意义。在有些时候，也相信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本来就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很容易被现代性的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消灭。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也接受遗体火化，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的遗体也是火化的。死亡及安葬本身具有的终极价值上的意义被轻易取消了。
新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去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人民，民族—国家，共产主义，及更现实一些的集体主义，都成为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通过在集体中的个人努力，并将个人努力集中到集体事业之中，再集中到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去，人就获得了当下行动的意义，也就解决了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和残存的来世观念，进一步与迷信、愚昧、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而被抛弃，而毛泽东时代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看来是遥不可及了，人们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个人奋斗”，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宗而活和为人民而活，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二是人的社会层面的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讲究人伦和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实在已经大到将个人淹没的程度。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之所以活，就是因为有气，就是要争气，就是不能受气。中国人的这个“气”，就是其他人的对待与评价所引起的情绪性反映。中国人的面子观，人情观，均与之相关。
中国社会之发达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儒家强调对当下生活的重视，对此岸的重视，对入世的重视，强调功名和现世生活。在根本上，儒家的这种强调会为人们提供本体价值的导引，而在常规时期，这种强调就成为现实的、日常的生活中，人际交往与评价的标准。刘少杰说，“中国社会缺少经基督教孕育的这种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基础，长达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关系、熟悉关系和圈子社会，这些感性层面上的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1]梁漱溟则称中国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中，有着更多为他人而活，为社会而活的成份，社会性价值中有时渗入了本体性价值的部分，因为在有些常规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误将社会中他人的外在评价与看法作为了人生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个体可以从社会中获取两类不同的生存价值的判断。一是社会中多数人或社会的基本共识，构成了每一个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想当然。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他要苦苦寻求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找到其他理由。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但一旦他有了新的本体性的价值信仰，则他会忍受其他层面的包括生存层面的苦难。他就会舍生取义，为新的本体价值信念而牺牲其他的关系。在一个社会存在稳定的基本共识（本体价值信念）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这些层面的问题时时提出，而只有那些与社会大众的基本共识有差异的人们才会感受到人生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种生存价值的判断，是他人的外在评价。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会有社会中特有的位置，及由这个位置所产生的适与不适。人是从社会中获得自己位置，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认识和确证自己的。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本能地追求他人的好评，会在乎荣誉和声望，会有羞耻之心。
而荣誉和声望又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一个人特定位置产生的适与不适，关键恰恰是其所在特定位置。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比如地主（经济上的）、士绅（声望上的）、族长（权力或权威上的），老年长者（年龄上的），中国社会要求每个人归于自己的位置，要求爱有差等，尊敬长者，要求三纲五常，都反映出社会中的等级与分层的安排。
在社会分层的序列中，向下流动所产生的感受会十分地负面，而向上流动的感受十分正面。所有人都希望至少可以保持目前的位置，有机会向上流动，做“人上人”，那就是非常愉快和有成就感的事情。向上流动就是获得了过去不能获得的社会好评，向下流动就会失去过去所获得的社会好评。
获得他人的好评有时会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后，个体在社会性价值的追求中到底会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对名与实，对他人评价和个人其他目标的权衡。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后被一并摧毁。所有人都是新中国平等的一员，甚至过去文化和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最少的贫下中农，成为了政治领导阶级，成了政权的依赖对象，成了“越穷越革命”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这种颠覆，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的都加入到对社会承认的争夺中来，所有人都有了获得他人尊重和个人尊严的可能，所有人都不再愿意被他人歧视（不重视），都要求有脸有面，要求社会承认。因为过去不平等的基础被消灭了，这个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尊敬和承认的社会中，那些积极分子就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因此，人们远不再安于自己的生活，而在生产、政治、文艺的各个方面，发挥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重新固化，个人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村庄内也出现了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个人对社会价值的积极追求就因为经济的可能性（大集体解体了，土地承包制度及由此释放出来可到城市谋取收入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村庄内部爆发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异乎寻常的社会价值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缺乏本体性价值的背景下，往往变得荒唐不理性。直到新的结构形成，过度社会性价值竞争本身的荒唐性使这种竞争不再能获得社会性的荣誉评价时，这种社会性价值的竞争就可能嘎然而止，而留下的则可能是社会性价值的一片荒漠。
三是人的基础性价值，就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又可以从二个层面来展开讨论，一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生命安全等涉及个体生命能否延续的条件，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人就不能生存下来，也无法繁衍子孙。二是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带有舒适意谓的衣食住行。人追求口腹之欲，希望更加舒适的个人生活，源自人的生物性本能。但人又不止是一个生物性需要所可以满足的，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是一个希望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是一个只要有条件，就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一个有反思能力和攀比欲望的人。因此，人的生物性需要往往会上升到社会性乃至本体性价值的层面：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个人自我满足，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使个人可以获取社会声望。等等。
总之，个人的价值或需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本体性价值，二是社会性价值，三是基础性或生物性价值，这三种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个人处境上，具有相当不同的关系，三种价值之间的互动及消长，即是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又是生动的社会现象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讨论三种价值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条件。
三、三类价值的相互关系
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价值的相互关系。
在一个常规的稳定的社会中，三类价值的关系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首先是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是所有人的共识，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是不被反思的身体无意识，也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及个人的最深沉的情感。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稳定，而使一个社会较少花功夫争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个人很少会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理想。本体性价值确立了一个社会运转最基础也最为根本的动力和模式。本体性价值构成了一个文明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通过对本体性价值的理解，可以理解一个文明的核心，本体性价值的变化，是一个社会巨变的结果，也是原因。不同文明的差异，有时候正是源于本体性价值的差异。比如梁漱溟认为西方是向外扩张的文明，不断地向外探求真理，西方文明所要处理的，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来获得人生价值。印度文明是向内扩展的文明，不断地向内探求，节制自己的欲望，通过禁欲来实现人生价值。中国文明是持中的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强调中庸，既反对不断地向外扩展，又反对一味地向求探求。中国人将人伦关系的状况，将传宗接代、延续子孙作为了自己的宗教。
当一个社会中有着稳定而明确的本体性价值时，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关注的根本人生目标就不是问题，人们不会在人生的根本意义上发生困惑，人们要做的事情是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对于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来说，他就会表现出宗教般的宁静和纯粹，就感到满足，就可以忍受贫寒苦痛。而对于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或难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焦虑不安、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乃至醉生梦死。当本体性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他就愿意牺牲其他价值，就会“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本体性价值的实现，是一巨大的幸福，是一深沉的满足。
在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人生目标明确之后，人们在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安排上，都会围绕本体性价值的目标进行。而一旦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不与本体性价值发生冲突时，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也会追求自己的目标。社会性价值追求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人群中的受尊敬，希望个人生活得体面，希望获得其他人的好评，希望有面子和尊严，希望“办得成事，说得起话”，等等。基础性价值则追求更舒适的经济条件，更安全的环境，更良好的娱悦生活。等等。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在追求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时，就会较理性节制，就不会太疯狂冒险，就会具有底线——除非有时候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本身替代了本体性价值，因为重要的在于本体性价值，且有本体性价值目标，有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当本体性价值目标变得可疑或难以实现时，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目标就可能被无节制地推到过于重要的位置，以致于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因为失去依托，而变得面目全非。本体性价值的动摇或丧失，生物性欲望就无节制，人们就会醉生梦死追求刺激性体验，在乎口腹之欲，行事缺乏底线，就更加追求外在的东西，更在乎当下和眼前的东西，就渴望赤裸裸的炫耀，就更缺少生活中的耐心和难以忍受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更容易表现出极端情绪，就更加在乎外在评价，更加敏感于他人的态度，更加期待他人哪怕是表面的尊重，等等。
虽然本体性价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本体性价值在决定人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上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构成所有人的生存意义的最基本条件，却是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即一个人首先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的生命安全可以保障。或者说，只有当一个人生存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在乎他人的评价，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一个终日为解决温饱而不停止劳作的人，一个总是处在生存威胁之下的人，就很难有时间停下来想人生的意义，他至多是本能地按照习惯来繁衍子孙。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是讲基础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关系，此外，也只有仓禀实，才有功夫去关心更加超越性的东西。简单地说，一个生存不再存有问题的人，他就希望有朋友，有面子，有吹牛皮的机会，他就会思考有限生命的意义，并接受一套（极少数人可以创造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的哲学（宗教）。这就是说，一个人及一个文明社会，一定要为有限人生提供一套关于永恒意义的说法，一套构成人们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体系。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不同的本体性价值，即有不同的关于有限人生意义的说法。近代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基督教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化的本体性价值的转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化，是一切目标以成功与否来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经济增长，就是货币增加。马克思说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是生产剩余价值，韦伯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清教理性精神的结果，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人以追求外在的成功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明被逐步地打破，传统的以对具体人和事为基础的信任，被以货币为代表的抽象物所替代，传统的以有限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基础秩序被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创造（刺激）出无限需求，传统的以价值为目标的理性，逐步被工具理性替代，进一步则是工具本身成为目标，赚钱就是目的，过程高于目的，“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人的价值被异化为工具的价值，人的目标变成了物的目标，人的终极意义变成过程就是一切，人们都忙忙碌碌，不知何为。清教为实现被拯救而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的目标消失了，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本身成为宗教。
虽然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但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性化以现代性为手段，传播到中国，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既是回应又是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深深地浸透于中国社会，中国被市场经济的狂潮褒挟而下。中国九亿农民千百年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的基础，在最近一百年来，不断地被各种力量所动摇和清洗，在最近10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终成问题，他们似乎又缺少中产阶级“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的机会。中国农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他们未来怎么办，是当前正面临着的问题。
四、本体性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有限的问题，是有限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化为无限的意义的问题。一旦我们不能找到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一旦我们认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就是所有意义的终结，则我们将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待死亡，对待现在的生活。而一般来讲，有三种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的办法，一是本能地行动，比如象动物一样本地能维系种族的繁衍。二是习惯性地按传统来获取生命意义，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因此这样做，这样做本身就使得本体性价值实现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传统和文化的奴隶。三是具有明确的终极价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被提出来让人直面。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及本体性价值的实现面临威胁时，本体性价值就被从文化的理所当然中凸显出来。
而从本体性价值的类型来讲，则本体性价值的类型繁多，大体可以从宗教与非宗教两个方面来划分。所谓宗教，就是通过设定一个彼岸的世界，来为此岸世界寻找出路。此岸世界是有限的，苦难的，彼岸世界则是无限的，美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通过设置彼岸世界来解决人生有限的问题。非宗教方面如中国儒家强调的“立功、立德、立言”，认为“三立”是不朽的。儒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事实上是为普通中国人通过传宗接代来获得意义感受。现代社会中“成功取向”的人生安排，民族危机中的“救国情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等等，均具有本体性价值的特征。
仅就中国农民来说，传统中国农民大体有三类本体性价值。一是宗教尤其是佛教转世说的影响，二是传宗接代，三是“人活一口气”的气。以下分别简单地作些讨论。
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十分地混杂，往往同一个庙宇供奉完全不同的神，在四川调查，一个小庙中竟供奉有20多个完全不同的神，中国也多有所谓三神殿，即将儒、道、佛的神供奉在同一个殿上，甚至供上新中国领袖作为神。中国民间宗教不仅混杂，而且功利化，所谓临事抱佛脚，有了事再去求神拜佛，希望通过选择一个好的坟地而让子孙发达，等等。在中国农村民间信仰中，明显有多神信仰的特征，各种神祉之间的关系也暧昧不清，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和生活化特征。中国农民并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并不沿着一个方向认死理，而允许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相矛盾的道理共同存在。
相对说来，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深深浸入到中国农民的信仰之中，只是中国农民并不只是信佛。佛教精致的转世轮回说，为农民提供了关于来世可能的说法及今世行动的依据。
总的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种实用主义且混杂的民间信仰，为农民提供了关于灵魂不死，关于来世生活与现世联系，关于现世行动理由，及当下行为的永恒意义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十分混乱矛盾，模糊不清，却足以为人们提供各取所需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想象。
但是，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并不完全依靠宗教，依靠对来世的想象，而更多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被安置在安葬肉身的坟墓及祖先牌位上面。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个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子孙延续的事业中获得了意义。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就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只有传宗接代、有人延续香火，才不致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的实用主义考虑。
传宗接代还往往与一些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其中如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及村庄竞争等。不过，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中，传宗接代是基础性的，是不容被其他价值所替代的，即，一方面可以传宗接代，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很好。而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则后者就要向前者让路。这是传统中国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则可以休妻的原因之一。当前有人过多关注生育的“防老”和“天伦之乐”等实用功能，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本身的宗教意义，或本体性价值的意涵。
第三种具有本体性价值含义的是“气”。中国是农业文明，因其强烈的实用主义，而致在超越性的信仰方面严重不足，人们关心的都是伸手可以触及的具体目标，所谓光宗耀祖，发家致富，子孙兴旺等等。当一般性的本体性价值尤其是传宗接代不成问题时，缺少流动的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性竞争，就凸显出来，掩盖了真正的让有限生命以无限意义的本体性价值，而“人活一口气”了。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气”的本质是将社会性价值错置到本体性价值上，因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异态而非常态。
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虽然仍在，但已大大削弱，且被子女不孝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反击，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义务，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仍在，且实用主义特征一如既往，但中国民间信仰因为受到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冲击，而越来越不足以担负起本体性价值的功能。“人活一口气”本来只是社会性价值被误置为本体性价值，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气”不足以成为支撑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农民关于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个人行动的根本意义的说法成为问题。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五、结语
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出现了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本体性价值丧失了，人生的根本意义成为问题，因此，一方面是各种对本体性价值的寻求变得格外亢进，典型是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亢进，人们变得更加现实，注重短期利益，注重口腹之欲，行事更加缺少原则和底线，坑蒙拐骗、不讲信义、道德伦丧，就具有了存在的道理。也有人说，丧事上跳脱衣舞是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关于喜丧的说法，也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更符合庄子的道的精神。但是且慢，关键不在于丧事上是否跳脱衣舞，而在于跳脱衣舞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本体性价值出现危机时，丧事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用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同时又是阴阳交会、禁忌极多的仪式，被当作了村庄内的社会性竞争手段。辽宁大古村一老人的妻子去世，他反对自己的儿子请歌舞团来表演欢快节目，他儿子说，我们不比别人穷，别人请得起，我们也要请。丧事这样的事关人生根本意义的仪式，竟然完全服务于社会性竞争，而没有最基本的底线。与此相一致，一旦村庄社会性竞争人意义消解，则丧事仪式就会由高度竞争变得毫无内容。在湖北农村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老人因为不堪子女虐待而服毒自杀，他三个儿子一商量，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直接用三轮车将老人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事。显然，丧事上跳脱衣舞不是仪式而是反仪式的，本质上与不举办任何仪式即将死者火化是一个道理，是本体性价值缺失后人们行事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本体性价值危机，是中国农村的最大危机。这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原因，及如何应对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后果，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界的急迫任务。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注释：
[1]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