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文化理论（或政治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后，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为其创立和兴盛期，这一时期，新兴的政治文化理论倍受青睐，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进入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攻讦和批判，人们指责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等。在这些批判声中，许多学者放弃了政治文化研究，从而使政治文化理论退回到政治科学的边缘地带，几近被废弃。进入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转机。8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研究初显复兴的态势，到80年代末，这场复兴全面展开，进入90年代又进一步繁荣起来。
最早提出“政治文化复兴”概念的是R ． 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他在1988年以《政治文化的复兴》为题发表文章， 提出“现在是矫正社会分析中的偏向的时候了”。 （注： Ronald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No.4(December 1988)，p.1203.）他所说的“偏向”是指自60年代末以来，以经济变量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模式，将文化因素贬低到与实际不符的程度。然而，在英格尔哈特看来，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国家，文化因素在政治生活中都已经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面对这种政治现实，理性选择理论已经陷入窘境，它要求人们在政治分析中必须重视政治文化变量的作用。
如果说英格尔哈特的文章只是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一种吁求、呼唤和期待，那么到1989年，H.瓦尔达（Howard J. Wiarda）则宣称，“政治文化眼下正在复兴”。（注：Howard J. Wiarda，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13， no. 2 (Summer 1989)， p.199.）他提出的根据是，包括S.亨廷顿、A.威尔达夫斯基、H.艾克斯坦和L.派伊等政治学专业领域中的重要人物，最近都出版了运用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各种不同的研究都聚焦于民族文化因素。政治文化激励着学术界和人们的研究工作。
到1993年，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者G.A.阿尔蒙德进一步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存在。他为L.达尔蒙德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一书所写的序言的标题便是“政治文化的回归”。他指出，只需匆匆一瞥就会发现，仅在过去几年中，就有五本著作，两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演讲，两篇《美国政治学评论》的刊首论文，两篇APSR辩论，都是研究政治文化问题的。他说：“很显然，政治文化研究和政治文化理论已经"回归"，或如R. 英格尔哈特所说，已经"复兴"。”（注：G. A. Almond， “Foreword： The Return to Political Culture”，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3，p.9.）
如今，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这次复兴决不是对过去经典研究的简单重复和水平延伸，如迈克尔·伯林特（Michael Brint）所说， 政治文化研究“从复兴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过去的再生、重释和再创造。它不是简单的转变，而是由被领悟到的现实需要所激发的历史的转变。”“它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回到阿尔蒙德的科学研究的起点上”。（注：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Westview Press， 1991，p.132.）
这里，我们就根据所看到的资料，对此次政治文化理论复兴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和新成果作一个初步的介绍。
经典政治文化研究尽管对政治文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把它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取向。当80年代政治文化概念再一次被广泛应用到政治分析中的时候，绝大部分学者仍然沿用了经典政治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但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扩大政治文化的内涵，将政治行为视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纳入其中，兼顾心理层面与行为模式，以防止政治文化研究将政治现象彻底主观化而造成政治分析的偏差。
早在70年代，一些学者就将政治行为视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S.亨廷顿和J.多明戈（Jorge Dominguez ）就曾把政治文化定义为：“关于外在政治象征的信仰、价值以及社会成员对政治客体的其它取向。”这里的“其它取向”意味着包括政治行为。（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1991， p.7.）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主张将社会的政治系统视为“现实与理想的文化模式的复合体，包括政治角色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政治结构等。”他认为，对行为的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能够将行为与信念相比较，从而把“理想的文化模式”与“现实的文化模式”区分开来。他甚至提出，一个民族的一般文化，而不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 应该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分析的焦点。 （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7-8.）
当然，对政治文化的这种界定并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但在某些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这种界定方式很有影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大部分学者都反对把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截然分开，他们认为，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截然分开会赋予政治文化概念以一种保守主义的内涵。因此，他们都倾向于以将内在的主观因素与外在的行为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政治文化概念。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 ）在他关于前苏联研究的著作中写道：“政治文化可以被定义为政治体系植根其中的态度和行为的基质（matrix）。”（注：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Macmillan，1979，p.1.）与此类似，大卫·保罗（David Paul ）在他关于原捷克斯洛伐克研究的著作中也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构成一个社会政治基础的价值、象征以及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结构。”（注：David W.Paul， “The Cultural Limits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Changeand Continuity in Socialist Czechoslovakia”，CO： East EuropeanQuarterly， 1979，p.3.）
当政治文化研究在80年代再次兴盛起来后，一些政治文化研究者断然拒绝回到阿尔蒙德和派伊等人的轨道上，拒绝对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观心理取向的解释。如R.H.埃贝尔等人所指出的，“在采用政治文化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指出，它已经超出了对这个概念的最初规定。”（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James D.Cochrane，Political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1991，p.6.）R. 埃比尔等人在对拉丁美洲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为了减小政治文化方法的危险性，我们的界定既包括政治领域中普遍的观念，也包括普遍的行为。”（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Political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9.）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研究中，为了使政治文化更具解释力，它应该被理解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况且，态度和价值两者与行为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有时还会重合，所以说在政治文化的界定上，政治态度和实际行为不能截然分开。于是，他们重新构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框架，假定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这里的政治价值，指的是关于一个适当的政治体系应该如何构建和运作的理想化的规范；政治态度是人们对政治过程的以现实为基础的取向，这有时被称为“典型”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则是个人或团体在具体形势下表现其政治价值和态度的方式。（注：Roland H.Ebel，Raymond Taras，James D.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10.）
诚然，对政治文化概念的这种宽泛的诠释还不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一些学者主要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研究主题和目的，将主观因素与行为模式结合起来，所以它也难以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但是，由少数学者开创的这种新的解释路径，也许会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稳定持久的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以阿尔蒙德和派伊为代表的“主观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政治文化理论的批评者指责政治文化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解释政治变化。的确，如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经典的“公民文化”研究，从计划研究到完成著作只花了5年时间， 可见这项研究是以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等于从政治文化的连续体上截取一个横断面。
到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学者们有可能通过较长时间跨度的追踪研究，考察政治文化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在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既揭示出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又发现了它的可变性及不同的变化形式，从而将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与政治变革统一起来，使政治文化理论在政治变革中更具解释力。
为了说明政治文化的延续性，艾克斯坦等人结合政治变化来研究政治文化。他把政治变化分为两种类型，即“那些由于形势和结构条件的变化而"自然地"发生的变化和那些作为"计谋"结果的变化，也就是有意地改变政治结构和行为。 “（注：Harry Eckstein，“A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lew， Vol. 82， No.3.(September， 1988)，p.793. ）对于前一种变化，即形势的变化，政治文化的反应较为复杂：其一，如果是对一般性的形势发展变化的反应，政治文化的变化应该是以维持模式为目的的变化。
行为者经常会遇到一些他们原有的文化倾向难以适应的新形势，这些新形势如果是短暂的，则不需要文化的调整，而如果这些新形势继续下去，则需要文化的调整和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原有的文化模式。其二，如果是对现代化的反应，政治文化应该是向灵活性转变。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中，由于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使社会形势和社会结构频繁变化，而文化不能象形势和社会结构那么容易改变。那么，我们只能期望原有的传统文化模式向灵活性转变，使原来的僵化模式逐渐松弛和富于弹性，以适应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当社会变得更易变化的时候，文化的因素越来越成为能吸纳各种"内容"的"形式"”。（注：Harry Eckstein， “A Culturalist Theory of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lew， Vol. 82， No.3.(September， 1988)，p.795.）艾克斯坦认为， 政治文化的这种向灵活性的转变，也是维持原有文化模式的方式。可见，上述两类政治文化的变化实际上只是改变了政治文化的某些细枝末节和表现形式，最终仍保持了根本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延续性。
作为对社会非连续性变化的反应，根本的政治文化模式也会改变，新的政治文化模式会缓慢出现，但同时必须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社会中经常会发生一些既重要又突然的非连续性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使政治文化维持原有模式或逐渐使其放松来适应变化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只能期待新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出现。然而由于文化是由积累性的学习形成的，所以一个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将会很缓慢，可能会几十年，而且在整个过渡期内，该社会的政治文化会出现“不定形”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状态或非制度化状态，社会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意地改变政治结构和行为”的政治转变，即通常所说的“革命”。对于这种变化的反应，政治文化显示出了极大的稳定性。从短期来看，革命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文化的根本转变。革命带来的激变会导致该社会出现政治文化的断裂等混乱状态，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革命很难在短期内使人们建立新取向。从长的过程看，“革命的短期作用比长期作用要大。 “（注：Harry Eckstein， “A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lew， Vol. 82， No.3.(September， 1988)，p.800. ）因为在短期内，革命性的强制性权力和法规还能引导人们的行为，而从长期来看，人们依然受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控制。可见，一国的政治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能经受得住巨大的压力而不会轻易发生变化。
艾克斯坦的这种政治变化中的文化理论，把政治文化连续性理论框架同社会变革和革命过程结合起来，在承认政治文化可变性的同时，证明了政治文化的稳定性。
在另一方面，英格尔哈特等人通过对欧美等发达工业社会近20年政治文化的追踪研究，证明了政治文化的可变性，也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近几十年中政治文化的变化方向。
在英格尔哈特之前，继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研究之后对美、英、德、意公民政治态度的跟踪研究，即《公民文化的再思考》（1981年），就证明了政治文化的可变性。该研究表明，60年代初期美国和英国公民对政府充满信任和支持的“公民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在《公民文化》中所描述的不关心政治和对政治事务持消极态度的德国文化，已经转变为70年代和80年代赞同民主的、政治的、倾向参与管理的政治文化。美、英公民文化的衰落和德国公民文化的发展，证明了“政治文化是一个明显受历史经验、政府和政治结构以及它们既定成就影响的相对软的变数。”（注：参见G.A.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证明，一场深刻的文化变化在20世纪后半期的发达工业社会开始出现：首先，公民的价值观由“唯物主义”向后“唯物主义”转变。目前西方社会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人所考虑的重点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老一代比较看重经济和人身安全，而年轻一代则非常重视非物质需求，如团体意识、环保意识及提高生活质量等，而且，如果必要，他们甚至可以不惜牺牲经济增长。当两代人之间的替换完成，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就会普遍性地转变为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其次，西方公民的参政态度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对国家和国际政治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和越来越深刻的理解，积极参与决策，不满足于单纯的投票，而是渴望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西方社会已经由“精英主导”（elite-directed） 型的政治参与转变为“挑战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的政治参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动员大众支持已建立起来的政党、工会等，主要涉及政治输出；后一种参与模式则主要涉及政治输入，使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参与意见。此外，西方的公民也更乐意参加非常规形式的政治参与，如游行示威等等。再次，西方社会的这些文化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阶级冲突的衰退，一种基于生活质量问题基础上的新型政治分裂的出现，发达工业社会中公民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投票热情的明显下降，对西欧共产主义政党支持的下降，以及新的后“唯物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左派政党的出现，如出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政党，等等。 （注： 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
那么，政治文化为什么会变化呢？英格尔哈特认为，“文化不是永恒的，它是一种社会借以适应其环境的系统，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从长的过程来看，文化终究要变。”（注：Ronald Inglehart， “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 4 (December 1988)， p.1223. ）而20世纪后半期发生在欧美的这场文化变革首要一个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持续的和平，使战后几十年生长起来的年轻人把目前的经济安全视为理所当然，而给予一些非物质要求以很高的优先权，最终导致价值观的变化。此外，受教育机会增多使年轻一代拥有较高的政治技能，具备以更积极、特殊的方式参与政治的潜力，传播媒介的增加使家庭中老一代人、教师、权威人物、思想家等偏重于文化连续性的言论和传播和解释丧失了其原有的在价值和态度形成中的重要地位，而大众传播媒介对价值和态度形成的影响则扩大了。这二者的结合就改变了年轻一代的参政态度。可见，历史经验和变化了的社会化模式的结合大大改变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
在我们看来，英格尔哈特等人证明的政治文化的变化性和艾克斯坦的文化持续结论实际上是能够统一的，只是二者角度不同。在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中，变化里包含着稳定。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文化中一些非根本的和表层的因素，如政治情绪、对统治者的信任、参政热情等等，以及一些具体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但根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则是比较稳定的。英格尔哈特也指出：“基本的文化形式很难变化--当它们真的变化时，对于在旧价值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经历是混乱、无序的……这种变化非常慢，一般要经过新的几代人的社会化。转化必然是痛苦的。”
两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政治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层面--易变和不易变的层面。因此政治文化既具有变化性的特征，也具有持续性的特征，二者并存不悖。这一突破性认识标志着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这是一种用文化来解释政治内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新观点，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发展。它抓住了当前政治理论，特别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点，即偏爱（即价值取向）本身究竟来自何处，如何解释它们？从而填补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空白。这一重要贡献主要是由艾伦·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作出的。 他从偏爱的形成入手，说明了文化和制度的反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制度与偏爱互动的“文化分析”模式。
维尔达夫斯基认为，“政治偏爱的形成应该是政治科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注： 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oforences by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1(March， 1987)， p.3.）但一段时间以来，它却被忽视了。 理性选择理论在回答偏爱从何而来时，将其视为外生的，不在其考虑之内。政治文化理论的前提即是偏爱属于内生的，但它片面地强调价值对于行为，甚至社会现象的支配作用，忽视了文化和制度的反作用，实际上，也就忽视了研究价值，即偏爱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重要问题。
维尔达夫斯基坚持偏爱是内生的，它“来自于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行为：同他人共同生活。支持和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关系合法化的共享价值（这里称为文化）是各种偏爱产生的源泉。”（注： 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ofo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1(March， 1987)， p.3.）也就是说，偏爱最终源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偏爱，是由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决定的。维尔达夫斯基把文化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从而建立了他的“文化分析”模式。那么，这一模式如何运行呢？首先，由几种不同文化混合组成并且有一种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被当成一个开端，这是无法选择的，然后，人们进行第二、第三个层次的选择，即我要选择哪一种有效的生活方式？为了支持我的生活方式，我支持哪种政策？之后，人们会估计他们的政策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加强或削弱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其偏爱。可见，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对人们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选择以至形成偏爱有着基础性的作用。这就是现存社会制度，或称文化或生活方式对个人偏爱形成的作用，也是维尔达夫斯基着重想解决的问题。
反过来，偏爱形成以后，它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和文化也将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如果社会的大部分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与现存社会制度相符，那么该社会的现存制度和文化就会巩固；如果他们的选择与现存社会制度相悖，则该社会的现存制度和其共享价值就将动摇，甚至被摧毁。
总之，社会制度、文化与偏爱是互动的。而且，维尔达夫斯基在用文化来解释政治内容和政治结构的过程中强调后者的反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可以用政治内容来解释的全面的文化理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分析”模式。
传统的政治文化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本位主义色彩。从研究领域来说，由于政治文化研究最初形成于欧美政治学界，它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欧美国家的调查材料为基础的。
当西方学者的视域扩展到非西方国家时，政治文化研究充当了西方主体意识输出的工具。战后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移植了形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其实际运作却与西方大相径庭，这使西方学者关注民族心理文化的差异及其作用。他们认识到，非西方国家要成功地移植西方民主制度，依赖于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源于西方的民主文化的传播却是极其困难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将政治文化研究引进比较政治学领域，并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民主国家公民文化为参照系，来衡量新兴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及现代化水平。
在8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就是它的“非西方化”。“非西方化”的主要表现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重心由西方国家转向非西方国家。与此同时，作为政治文化理论主导理念的西方中心主义也有所淡化，人们开始怀疑西方文化的“普适性”，承认文化多元性的现实，关注各国本土文化在政治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在80年代，东亚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界普遍认为，东亚的现代化有着明显的东方文明特征。东亚各国在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使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务实精神等因素与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反而成为现代化的助力，造就了超越西方模式的东亚模式。另一方面，在伊朗，以全盘西化为特征的“白色革命”的失败以及强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成，也证明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这种政治发展有助于在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中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即每种文化都有其内在价值，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可避免的，把西方政治文化作为各民族唯一的归宿是不现实的。1987年，亨廷顿就提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他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进入90年代，他又把“文明的冲突”作为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表示不信任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性。多年研究东亚政治文化的学者派伊通过对中国和伊朗等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得出结论：亚洲自有其自身的现代化模式，教育和经济的增长不一定必然导致民主。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植根于传统的“孔子-列宁主义”（Confucian Leninism）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就将发生在这种有弹性的、独特的文化环境之中。就象现代化的日本，不论有多大的变化，却依然令人吃惊地保持着其文化遗产中的精髓。（注：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7，p.x.）
进入90年代，冷战的结束宣告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论争落下帷幕，而各民族文化上的分野变得格外醒目。随着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基本上完成了从体制上由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过渡，一些国家渡过了体制转换的阵痛期，经历了二至三次大选和政府的有序更迭，民主体制趋于稳定。但是，与迅速变化的政治体制相比，现代政治文化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成为影响民主制度巩固的突出因素，也决定着民主体制运作的形式和方向。在那些未完成民主化的国家，传统政治文化也被认为是制约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所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转移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关注，而将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出来。从事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各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结果带来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研究的空前繁荣。50～6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关注非西方国家，但有关的成果是有限的，且主要集中于部分地区和国家。此次政治文化复兴的特点在于：第一，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政治文化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第二，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研究的覆盖面广，遍及世界各种文化区域和大多数国家。这种范围广泛的政治文化研究，揭示了各民族多元化的文化个性，拓宽人们的视域，从而有助于突破以欧美政治文化为现代政治文化范本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