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一沉默的意义。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沉默不仅是对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六十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发展为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否定。我在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谓"八十年代"。[1]中国革命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并非不存在核心内容，概括言之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
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社会的模式，已经从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化为最为活跃的资本活动的中心，已经从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化成为它们的"战略伙伴"和对手，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重新阶级化"的（在很多人看来"更为自然的"或"正常的"）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望、怀疑和根本性的否定构成了七十年代至今的上述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中国的"文革"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一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这个政治化时期的终结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七十年代中后期，[4]而是产生于"文革"开始后逐渐发生的派性斗争、尤其是伴随派性斗争的暴力冲突，亦即产生于六十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并提供了党-国体制重新介入并获得巩固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终结产生于一个"去政治化"过程。[5]在鲁索看来，"去政治化"并不仅仅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现象，而且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的特点。
政党体制包含了双重转化，即，一、政党自身处于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之中，政党组织的膨胀和政党成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扩大并不能代表政党的政治价值的普遍化；二、政党日益向常规性的国家权力渗透和转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国家权力机器。
六十年代的终结意味着经受了巨大危机的两种社会体制的重新巩固，但这一巩固过程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势必动摇两种社会体制的政治基础：在政党政治衰败或转化的语境中，国家成为"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
然而，伴随六十年代的终结而出现的，是民主理念本身朝向一种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变化，其要点是：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地基之上的议会制；由于政府被视为一种强制性权力，从而议会民主也被看成限制政府行动的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受到宪法的保护，传统政治中的主仆关系通过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而彻底消失了。在高度私有化和生产跨国化的条件下，议会民主制面临双重困境，即一方面是社会共同利益难以界定，另一方面是议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愈趋紧密。就前者而言，公司或利益团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议员的投票取向主要取决于资助者或资助者所隶属的阶级的需要和福利，而不是所谓人民或共同利益—除非在某项动议不涉及选情的情况下，政党才会允许议员按照自己的良心投票。就后者而言，议会成为一种市场化的、经常是黑箱操作的利益博弈机制，人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严重脱节，从而产生了民主政治的"沟通危机"和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也包括稍后出现的所谓"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短暂出现，这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由于运动与派性斗争、党－国体制及其权力搏斗纠缠在一道，这一在国家和政党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蜕变。六十年代晚期以"三结合"的形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一政治形态包含着公社运动的各种因子，如将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选入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机构，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分批、定期地深入乡村和工厂从事社会实践，等等。尽管工人、农民、学生或士兵的代表由于无法适应国-党体制的需求而始终居于权力格局的边缘，[23]但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许多观察者相信：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政治实验，相较于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官僚体制，中国"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重新思考这一时代的历史转变，我们需要追问：六十年代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究竟产生于那些历史条件？如何解释这一时代的众多悲剧性事件的成因？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全面思考的问题，这里只能临时性地勾勒三个要点：首先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群众运动向派性斗争的发展，即群众运动的两极化和暴力化；其次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冲击国-党体制时不得不诉诸于个人的威望，而这一"权宜性的"方式（即后来所说的"个人崇拜"）在激发人们对于国-党体制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却极易导致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上述两点共同造成了大众运动的去政治化。第三，政治辩论不断地被纳入国-党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即政治路线和理论斗争的去政治化），而在国-党体制本身遭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这一斗争又不能被限制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至七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的各种实践已经连同"文革"时代的各种悲剧一道，成为党和政府的"拨乱反正"政策的主要对象。时至今日，不但在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而且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中，工人和农民已经渐趋消失。通过对六十年代政治性阶级斗争的反思和批判，社会主义国-党体制一方面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另一方面以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由，对于公开的政治辩论加以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党已经从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政党内部的分歧被纳入了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之中，从而解决分歧达成共识的方式只能依赖权力体制而不是理论讨论。[24]伴随六十年代的终结，国-党体制力图将政治领域妥帖地安放在自身的框架内，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维持社会稳定。
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当代条件下，任何忽略、掩饰普遍的民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及其社会条件而展开的一厢情愿的政治变革方案，都不过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延伸而已。
我们尤其需要从"政治的视野"重新理解"文革"之后逐渐消失的"路线斗争"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多半用于胜利者对于党内斗争的概括，但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现象，即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总是与严肃的理论思考和政策辩论纠缠在一起。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不同力量对于革命失败的理论总结和政治斗争，到三十年代初期左翼与右翼之间以及左翼内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的历史研究和理论辩论，从中央苏区和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内有关政治、军事和国内国际政治的不同分析，到"文革"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有关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的持续辩论—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和个别政治集团内部的理论分歧，以及围绕这些理论分歧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由于缺乏保障这些理论和政策辩论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辩论和分歧往往以权力斗争的强制方式获得"解决"。"文革"之后，许多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出于对"路线斗争"的深恶痛绝而彻底否定了"路线斗争"这一概念。他们在重新获得权力后，拒绝对党内"路线斗争"向"无情打击"的权力运作转化的机制或条件进行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压制或回避这种斗争获得党内意志的统一，从而彻底地压抑了党内的政治生活――由此也就丧失了探讨政党与民主之关系的内在契机，并为政党的国家化――亦即政党的去政治化――奠定了基础。
持续的理论辩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政党体制内部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使得政党政治保持内在的活力，它使得政党不致在相对稳定的权力构架下变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组织，也使得政党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之下通过路线斗争纠正自身的错误。这是一种政党的纠错和创新机制。[26]中国的六十年代有着它自身的理论特点：围绕着如何理解历史及其动力，如何理解商品、商品经济、劳动和生产方式，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唯生产力论"的争论），如何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世界革命的形势，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如果把这一时代的理论辩论与先前一切时代的理论辩论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讨论像这个时代一样，超出精英、宗教、政党或国家的范围，成为全民性的事件。我们不能不追问：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理论性之间的关联是如何产生的？
尽管周扬在政治上被视为"改革开放派"或"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旗手，但却由于倡导异化理论而遭到改革主流派的整肃。[34]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本身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思想路线的内在对立，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革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主要以思想改造、社会实践而不是肉体消灭的方式改造战犯，甚至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最高象征和帝国主义附庸的溥仪皇帝也能够"转化为"人民的普通一员。[56]这一敌我关系转化的前提是：阶级主体性是可以转化的；这一主体性转化必须依托于社会关系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产生于阶级的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之间的脱节，而且也是对革命的"主体性转化"的原则的背离。
二十世纪革命政治的中心任务不正是要摧毁和解构那个由暴力机器和财产关系所塑造的稳定化的等级关系吗？在这个意义上，从一种政治能动性的角度解释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就变得极为必要。他的斗争和牺牲表明的是："去政治化"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二十世纪政治或革命政治的动力或趋势，它包含在支配了这一进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内部；"文革"的悲剧性不是"政治化"（其表征是政治辩论、理论探索、社会自治、党－国体制内外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等等）的产物，而是"去政治化"（消解社会自治可能性的两极化的派性斗争、将政治辩论转化为权力斗争的政治模式、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转化为唯身份论的本质主义阶级观等等）的结果。反对身份论的斗争是建立在有关人的自由、阶级解放和未来社会的清晰的价值判断之上的。因此，不是对这个进程进行"去政治化"的解释，而是进行"重新政治化"的理解，并以这一理解为基础创造取消和遏制新的身份论（亦即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的制度条件，才是克服这一时代悲剧的真正方式。
"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
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去政治化"过程是内在于冷战时代的两个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通过革命和独立建国运动，它们重组了经济关系和社会模式；西方政党政治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关系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世界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正是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二十世纪政治的核心——社会运动、学生运动、政党政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通过国家组织经济的方式——全都向着市场化、国家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潮流中，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国家干预、社会动荡以及革命运动都被解释为政治对于一种自然的市场进程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作为"自生自发秩序"的市场概念不仅是对垄断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掩饰，而且也是一种进攻性的、积极的、有着明确否定目标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政治化"的核心就在于打破这个"自然状态"，亦即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以"去自然化"对抗"去政治化"。
原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