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包括瑞典政府首相在内的这些人的总收入与普通工人差距到底有多大，瑞典总工会专家最近对198个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职位和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收入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瑞典社会差距激剧扩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倒退了几十年。
一 瑞典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
瑞典收入最高影响最大的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的权力集团，他们分别是：
（一）企业界精英 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个企业总裁。其所管企业在每个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
（二）政府与议会领袖 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等共22人。
（三）劳资双方 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行业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
（四）国企代表是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
（五）地方代表是全国10个最大城市的市政府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
（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企事业管理局的12名局长或总经理
（七）上层社会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
（八）媒体大腕 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
（九）科研教育 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头脑等10人。
（十）经济学家 近年来他们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
（十一）人民运动 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和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和合作社全国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主席等11个职务。
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
二、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
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工资以外的其它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同时也常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它收入，特别是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给人对其实际生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中查找，但有时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也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双方税前总收入。对于某些没有固定职务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难以进行连续调查，因而没有选入。
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自195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所以选定它做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1]
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和收入。
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特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被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
三、瑞典差距到底有多大？
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收入在55年间增加了3.8个工人工资，而与1980年（4.9倍）相比，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没有一个属于经济精英。
这些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其中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国企总经理们次之。资方组织代表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经济学家收入也不错，而大学精英和民选官员们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
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这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别之大不仅远远超过了1980年的16,5倍，而且比1950年差别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巨大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之46.4倍。其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其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的收入之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其总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卡车公司老板（2,810万）。他们的收入与工人工资相比分别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个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2,598万），第五位是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总裁（2,136万）。这家银行是瑞典最大私人财团――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第二大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瑞典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期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
按其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938万）、水电公司（769万）和邮政公司（499万）总裁。如果不把他们三人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它人的平均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国家电信公司1950年是100%的国有企业，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同年国家银行总裁总收入为208万克朗。
十大经济学家平均收入237.9万克朗，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三大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学者工会首席经济学家（601万）和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431万）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
26个劳动市场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211.6万克朗，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是工人工资之4.2倍，而1993年这一差距是3.7倍。1950年其与工人工资差距是6倍，这与当时的工会主席兼任议会议员有关。2005年其下属的冶金工会主席137万，建筑工会主席81万，市政工会主席和商业工会主席各收入93万。白领工会――职员中央组织主席收入138万（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139万。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1，667万）等三个资方组织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工资之15倍，如果把他们三人不计算在内，这个差距会降到4.1。
16个媒体大腕平均收入16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4倍。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收入354万克朗，《晚报》主编319万，瑞典电台台长185万，电视新闻台主编131万，私人电视TV4台长323万。最著名记者年收入103万克朗。
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14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3倍。其中合作社全国组织总裁收入最高（466万）。全国农民协会主席年收入232万，国家体协主席121万，足球协会主席102万和红十字会主席105万。
12个地方当局主办的公益事业局局长（或总经理）的平均收入115万，是工人工资之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局长收入133万，交通局长122万。哥德堡交通局长103万，卫生局长101万，马尔默卫生局长109万和社会局局长62万。
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100.8万，是工人工资之4.1倍，其中王宫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146万，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三军总司令139万（5.3倍），陆军司令77.8万，瑞典大主教92万，驻美国大使87万，驻英大使60万。瑞典国王是国家元首，没有工资，也不交税。2002年其收入为195万克朗，而之后接连下降，2005年收入仅53万克朗，但国王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
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著名学者平均收入95万，是工人工资之3.6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161万，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153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63万，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65万克朗。瑞典大学的教授们的工资由政府决定，要受整个公共部门工资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其增长速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民选官员的收入要考虑选民影响，因而增长相对较慢，与工人收入差距较小。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而1985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是2.4个工人工资，1950年这个差距是4.9。
除了国王之外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议会议长2005年收入143万克朗（5.5）。国家第三号人物――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2]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之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外交大臣106万。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85万。政府首相1983年前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差距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3]，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瑞典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社民党总书记112万。政府和议会领导人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二。
政府大臣们的工资由1994年成立的大臣报酬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得到议会授权，专门负责部长以上高官的工资和报酬，其三个成员由议会宪法委员会任命。八十年代有过类似的组织，里面还有工会代表。但八十年代末它被撤销了，以至大臣们工资一度出现停滞。加入欧盟后首相对外职能增加，工作负担加重，因此其工资增长较快并与大臣们拉开了距离。但首相工资对其它政府官员又是一个信号。他们出于对这个职务的尊重，在工资数额上与首相保持一定距离。首相和大臣们工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到1000多名国家官员和整个公共部门的工资发展。
在瑞典精英中，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最低。2005年十大城市市长和其行政执行官共20人的平均收入是88.5万，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政委员会主席（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这三市的行政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
总之，瑞典人的收入差别自1950年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这个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再次拉大。近些年来企业界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精英们收入飞速增长，与工人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50多年前。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其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和大学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为此，社民党2001年党纲指出，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在重新拉大。目前这种情况如同工业化初期情况相似，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在开始阶段往往首先为掌握着资本流向的人所猎取。但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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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年1 美元相当于7.22克朗。
[2] 同年首相收入为107万克朗，合4.1工人工资。而议长收入与其工资相同。
[3] 1980年首相收入低于政府大臣，可能是因为有些大臣有其它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