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共产国际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的偏向:泛泛空谈过多，具体分析较少;积极方面的分析较多，消极方面的分析较少;中后期的消极作用分析较多，而初期的消极作用分析较少。所以笔者想就题目斯示，略陈浅陋。
首先，我们从帮助建立中共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动机及其行动、结果来研究共产国际。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时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形势。国内的旧势力不断发动判乱，国际帝国主义叫嚣要掐死苏维埃政权。十四国干涉，给俄国革命新生力量以极大的危胁;经济上的困难也是空前的，所有这些使得苏维埃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严峻的形势要求俄国必须有忠实的盟友来帮助自己，而当时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有争取的余地。苏维埃只是以代价沉重的让步换得了与邻邦—德国的暂时和平;另一邻国—波兰却试图趁火打劫。既然资本主义各国不予理睬，苏俄要想在外交上赢得一席地位，要想不因为
孤立而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夭折，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用全力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方能形成强大的国际力量。有着上万公里边界线的中国对苏俄的安全和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给予人启示是可想而知的:一旦中国地卷入反俄的斗争，结果将不堪设想。1917年12月，在中国东北守卫中东路的布尔什维克在驱逐沙俄督办时遭到中国张作霖军队的镇压，此后一段时间里中东路沿线就成为沙俄残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基地。仅此一例，足可看出中国对于苏俄的重要性，中国是苏俄对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块举足轻重的祛码。正因为这样，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这里并不排除国际主义的因素)，为了争取朋友，保护自己，1918年2月，苏俄政府郑重声明: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该时期内在华一切特权，援助中国独立民主运动。1919年7月25日，苏俄又发表了一个宣言①，表示“劳农政府已将俄皇政府自中国东三省及其他各部夺得之一切战利品，任该地人民自行决定其处于何政府之治内，及籍隶何国”，“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放弃庚子赠款之俄国部分”，然而宣言中所涉及的土地基本上被日本帝国主义和谢苗诺夫占领，因而事实上是一个狡猾的许诺，真正的用意是争取外援—利用中国政府出兵抗击日本和谢苗诺夫的侵略行动。1920年4月13日在苏俄政府的授意下，远在共和国派出以优林为团长的代表团到北京，试图打开中俄建交大门，只是北京政府秉承了帝国主义的意旨对他们表现冷淡，才使得此次行动的目的落空，但苏俄仍努力同北京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同年9月27日的第二次对华宣言②中虽然重申了第一次宣言的原则，但在中东路问题上也有要求利益的表示，并且在以后的漫长时间里苏俄所许诺的归还中国领土之事始终没有得到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点就在于诺言宣布的背景。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苏俄直接的动因是寻求盟国以保护自己。苏俄这种民族利已主义一直影响着共产国际，只不过共产国际建立初期表现得相对合蓄、不易为人发觉而已。事实上即使在列宁时期也不是像有些人所形容的那样“纯粹又纯粹”的国际主义。共产国际中后期民族利已主义更是愈来愈浓，凡对于国际和苏联稍有非议者，均冠以各种罪名予以打击，甚至波兰共产党也被强迫解散。二战期间，苏联以牺牲弱小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基本上持附和态度，为其利己主义作辩护。这些令人痛心的做法简单地认为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产物未免太幼稚了，也不合乎史实。应当说在列宁时期就埋下了种子。
其次，从共产国际、苏俄的行动来看，是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国际成立大会上，明确了它的性质是指导世界上各个工人阶级政党进行联络、交流的中心，因而该组织内要实行广泛的国际主义;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往往要牺牲某个局部的革命利益。但问题就在于到底什么是国际主义、国际利益?国际利益是个抽象的概念，长时期里人们以为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的利益，这种观念的形成不能机械地归结为盲动崇拜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外交实践有关联。这时期(1923年以前)苏俄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仍然带霸道的痕迹，尽管它为了缓和同中国的关系已作了巨大的让步。此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中东路间题和外蒙驻军间题上。中东路是据1896年李鸿章出使沙俄时所签订的《中俄密约》中有关条款兴建的，日俄战争后，改为俄日共管。该铁路本是帝国主义侵华而强加的不平等特权的产物，社会主义的苏俄，理应要废除这种特权。十月革命不久，还处于酣战中的苏俄也确曾告知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苏俄有意同中国磋商废除1896年的俄中条约，1901年的北京和约和1907年、1916年沙俄与日本就中国问题签订的一切协定，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两国人民主权的基础上缔结条约。后来连续两次发表《加拉罕宣言》，在形式上承认了中国的主权，但都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相反，在优林使团和裴克斯使团访华期间，同北京政府商讨中东路问题时，却要求继续保留帝俄时代享有的某些特权。外蒙古在宣布脱离中国后，中国政府一直未予承认。1915年中国、沙俄、外蒙三方签订的条约③中规定:外蒙古自治宗主权在中国方面，双方不得派兵进入外蒙。北洋军阀的徐树铮当政时期，又宣布取消外蒙古自治。1921年5月间，白匪翁格思率兵入侵苏俄领土，流窜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推翻了远东共和国政权，苏联红军出师镇压了翁的叛乱，此后建立了蒙古共和国，苏俄电兵蒙古，9月蒙古领导人苏赫巴托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了苏蒙条约，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除了这两大问题外，关于庚子赔款，苏俄认为需解决。这几个方面的材料就可使人极其明了苏俄对于中国人民真正的态度。因为它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革命能否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幸福、自由和独立，而是中国革命是否有利于苏俄。苏俄的政策必然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方针，否则国际领导人难逃厄远。马林由于当时建议放弃中东路特权，便被命令调回莫斯科。对这一系列不平等的要求，中国的北京政府进行了抵制，尽管主观上存在着反苏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却大利于国家、民族。对于上述不平等要求问题，列宁是负有责任的，虽然当时他身患重病，但涉及到如此重大的外交事宜，没有他的首肯，谁敢游戏视之?况且在签订蒙苏友好协定上，他是积极赞同的，还亲自会见了蒙古代表团的部分成员。1923年1月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④基本上也贯彻了列宁的指示。该宣言中承认俄国在中东路、外蒙的特权。“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状”，“孙逸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不管中国承认也好，反对不好，苏俄的私利观是无论怎样的辩白也难以隐盖其本质的，共产国际在这个时候采取了俯首贴耳的态度。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对于历次来华的苏俄使团都积极地支持和帮助，几乎无人对苏俄的立场表示异议，公开的指责更不可能。“国际”的唯唯诺诺行动表明它只能是苏俄的前线指挥部。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有了牺牲弱小的自己来服务于“北方大哥”的端倪，怎能不使人觉得“小老弟”俯首贴耳得可爱?得寸进尺，岂有尽头?
最后一点，是在对国共两党认识上的失误。共产国际建立后的1920年3月，以魏金斯基带领的一个小组到了中国，其真正的目的任务是什么呢?以前党史界认为他是来帮助中国建党的，可近年来的有关资料记载表明，他来华的真实意图是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只要不反对苏俄)建立联系，而不是受命于共产国际来中国帮助建党。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共产国际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而是寄希望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西方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形势处于低潮，列宁才把目光转移到民族殖民地国家。
即便是马林来中国帮助建立了共产党之后，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认为仍然不足。1922年1月13日，《真理报》刊载萨法罗夫的《远东革命党和共产竞片七表大会》一文，文中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同月25日，该报又报道了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⑤，其中有“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等论断。在这里，他把日本无产阶级的作用估计到左右中国乃至整个远东革命的高度，从而忽视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作用。
在低估中共及其无产阶级作用的同时，又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知道领导中国南方政府的国民党是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党……我们希望将来能与国民党并肩作战……”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⑥中也认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仍少”，“只占中国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卜“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于国民党，马林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他充满感慨激情地指出:“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他否认国民党存在右翼势力和地方军阀的残余。并且据此，他还把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存亡所系的间题。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止。应该承认，当时的国民党的确有很大影响，也有一定的进步因素，但是把它夸大到决定中国命运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极“右”的估计。但共产国际肯定了马林的分析，几并设法消除中共党内的阻碍，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当时是必要的，也的确起了推动中国革命的作用，其功绩不可抹杀。问题在于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认识上的偏差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因而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支援、帮助国民党建立武装、壮大力量上面，把共产党仅仅看作小兄弟，共产党要求做的是“搞好统一战线，进行政治宣传，推动国民党进行革命”。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忽视了武装斗争、工农运动等“右”的倾向并不是他个人独创的。相反，他却两次提出同国民党分家，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力量的建议，均被“国际”所否决。其原因就是国际太看重了国民党，不愿同它分道，一味要求共产党妥协让步，错过了许多良机。及时醒悟时已酿成了苦酒，无法扭转局面了。正如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承认的那样: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总之，在中共创立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的消极作用不是太明显的，主要是通过对后来的进程影响而体现的。但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存在。了解了这些，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很多困惑的问题。果真如此，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一生不受古人欺”，少犯错误。
注释:
①②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35、201页。
③见《中国近代外交史略》2“页，顾明义著。
④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238页.
⑤见《论共产国际》250页，季诺维也夫著。
⑥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11、12、15页。
原载《中央政法管理千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