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这些年中成了世界各国的一个时髦术语，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界有影响的流行理论或迟或早都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响，如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及全球化理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直到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关注，但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到9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绝妙注解，它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它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是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同课题。
90年代初期，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开始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演讲稿稍后就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994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教授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因此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1997年东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虽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并基本上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的威胁已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的高度警觉。1998年3月9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1]。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亲自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之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一套《全球化论丛》，共有七本书组成。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1、全球化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2、全球化的类型，即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否也在经受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也存在着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3、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即全球化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全球化采取什么什么样的对策;4、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言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福音还是祸水。本文对此将作一简要的评析。
研究全球化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全球化的含义，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2]。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3]。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4]。“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5]。根据这种逻辑，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别称。所以，它又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6]。
既然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全球化顺理成章的便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这正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第三种界定。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有学者因此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学者不断利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从而将全球化限定为西方化或美国化[7]。
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所以，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与区域和国家的疆界相冲突的，它要求超越国界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西方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它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观之，把全球化理解为人类的一体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过程，不能说没有道理。
然而，所有上述界定都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起源地欧洲，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子家庭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与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近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等等。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由之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的统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如不久前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并即是强强联合的突出例子。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为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却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最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如前所说，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本国的传统和特征，都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在解释时，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第一，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却都是合理的。第二，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保守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第三，全球化的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
全球化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的一体化之上，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8]。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9]。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事实上不少学者将全球化严格限于经济领域，并直接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的一体化或国际化，个别学者甚至反对使用一般的全球化概念，尤其反对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认为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放弃中国目前的基本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
在一般学者眼中，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它指的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
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各种商品互通有无，竞价出售，为人类所共享”[10]。一些学者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1、生产活动全球体化，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2、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贸易趋同化;3、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金融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4、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5、跨国公司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中心，并对民族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构成严重挑战;6、经贸人才国际性，作为国际经济贸易专家和高级管理的人员的“国际人”越来越多，并且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的竞选对象[11]。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他们论证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还为它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是它们在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12]。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别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结束和铁幕消失开始的。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13]。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并非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政治发展，它与现代化自始至终相伴随。有的学者特别地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模式，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六个：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责任性(accountability)，即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rule of law)，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这样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被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模式”[14]。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国交往所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换言之，法律的全球化更加紧迫地提到了法学家的议事日程。一些法学研究者认为：“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概念的援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抵触，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关系、法律多元主义、国家作为立法者和法律渊源的地位等政治法律问题”[15]。对于某些法学家来说，法律的全球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树立全球的法律意识，把解决全球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改革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淡化国家意识，倡导立法的非国家化[16]。
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一直就存在着“西化论”和“国粹论”两大思潮。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无情的现实使传统的国粹论者失去了辩护之力。国内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的学者这样来论证这种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起，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中，在享受和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但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全球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17]。
全球化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国内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全球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有利于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共享，有利于大气污染、臭氧层减少、毒品泛滥、非法移民等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地位，增加了国际金融的风险，扩大了南北差距，使得落后国家的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的操纵和冲击等。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双重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全球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它有利于吸收外国资本，有利于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有利于本国产品走向世界，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等等。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有明显不利的因素。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第一，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外商的控股和技术垄断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构成威胁，外债超过一定限度时会潜藏很大的风险，外贸和资本对外依存度的增大可能削弱防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规模开放金融市场则可能极大地增加金融风险等。第二，削弱国家的主权。参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必须遵守业已存在的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而这些国际性的契约大多数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标准制定的，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有时不得不对某些管理权限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主权[18]。
正如许多学者清醒地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约参加了《国际人权和公民权利公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条约，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也正是绝大多数国内学者的共同呼声。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双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一是机遇，全球化过程将为发展中国国家引进资本、吸收现代技术、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市场化，并逐渐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历史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主动抓住机遇的典范;其二是挑战，全球化过程也将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主权基础受到侵蚀，受到发达国家某种经济霸权的威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血泪的过程，最近的东南亚危机正是其特定表现”[19]。东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对许多原来热心于全球化的国内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他们更多地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小心地、审慎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强调选择参与的时机和方式。
首先，不少学者屡屡指出，鉴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鉴于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事实上为少数发达国家所操纵，中国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步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把它当作中国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必然会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其他国家，而且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只会起到拨苗助长的作用。针对少数学者提出的“同步全球化”观点，许多学者作出了强有力的反驳：“有的观点认为，我国已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与市场经济国家保持‘同步’，否则便无法正常地推进改革、发展经济。这种观点把全球化及其条件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是脱离国情和片面的，而且也相左于一些现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20]。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能全方位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而应当有选择地有保留地参与。与政治和文化比较而言，经济全球化应当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同时，即使在经济方面，中国也不能无保留地全面参与，而应当是适度地向全球经济开放。为此，应当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强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监管，始终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有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经济全球化策略。
最后，有些学者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应当建立在经济民族化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发挥民族经济的优势。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一对合理的悖论，在经济领域也一样。经济全球化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传统壁垒，加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民族化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而日益明显。例如，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每一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各国之间各种类型的贸易大战此起彼伏，各种国际性的冲突每每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得以表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呢?或者说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加速与全球经济接轨，还是放在发展民族经济上?一部分学者明确主张，应当把重点放在经济的民族化上面。在他们看来，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快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的意义，恰恰相反，各国都力图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明显。所以，他们的结论是，“那些片面强调开放而忽视保护民族经济的思想和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只有发展民族经济才是个根本的硬道理”[21]。
全球化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从已经发表的围绕全球化的论著来说，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分别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虽然这场讨论还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某些特征。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相关大讨论相比，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发展。一是它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二是它正在逐渐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注释：
[1]《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2]蔡拓：“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3][17]谭君久：“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同[2]，第127页、第131～132页。
[4]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5]杨朝仁、韩志伟：“全球化、制度开放与民族复兴”，同[2]，第138页。
[6]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1页。
[7]张颐武：“全球化：亚洲危机中的反思”，同[6]，第82、第86页。
[8][15]李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
[9][16]朱景文：“善于法律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胡元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02页、第111～119页。
[10]穆光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11]薛荣久：“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等，《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
[12]刘力：“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11～12期。
[13]刘军宁：“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年第3期。
[14]俞可平：“从善政到善治”，《方法》1999年第1期。
[18]王朝才等“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柳剑平“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战备的选择”，同[9]，第180～200页。
[19]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2]，第50～51页。
[20]李克穆：“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几点认识”，同[9]，第44页。
[21]高德步：“全球化还是民族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7年第5期。
原载于《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