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上个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对可能到来的风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盘算截然不同。体制内的主政者，尽管万分的不情愿，还是在内外的重压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态。而体制外且已经全面酝酿并着手革命了——终于，辛亥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爆发了。
关于中国当时的未来，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变革，当时大体有三种策划：第一种策划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他们主张树立光绪新权威并对旧体制进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他们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们休克的正是以光绪母辈慈禧为代表的垂帘派。第二种是以洋务派大臣张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温和改革路线。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是这个思路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认为康梁的路线过于激进、过于极端，药力过猛，现行体制承受不了，一旦启动，反而搅了改革的好局。因此他们主张对现行体制进行循序渐进的和平演变，一切徐徐图之，边走边看，淡定以对。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慈禧。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预备立宪。第三种是以孙文为代表的同盟会，他们断然拒绝任何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认为无论如何满清执政党再也没有资格在中土继续统治下去，必须走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准备以暴力手段实现之。
上述三个策划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给中国找到了最好的出路。问题是，这三条路后来没有一条真正改变了中国。体制内激进变革派命运最惨，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宫式的革命，反而被体制内外所共同抛弃。体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来，爱新觉罗家族当然坚决不答应。头可断、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丢。体制内渐进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来化解改制。他们有个响亮的理由，中国不能乱。虽然满清政府腐朽不堪，怨声载道，但是他们还是声称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们。最终，溥仪终于要面对他和他家族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民国虽然驱逐了鞑虏。但是清王朝的梦魇仍然继续纠缠着国民党人。他们既要面对内忧又要面对外患，在中国大陆苦苦支撑了三十多年之后，不得不一走台湾了之。因此，面对百年前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得继续思考，而且思路也没有超出上面的三种。
平心而论，上面三种救国方案中，第二种思路听起来最为稳当，最为可取，因为它造成的震荡可能最小，因而代价也最小。如果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君主专制能够做到软着陆，实现平顺转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然而，接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路却同样也走不通？
因为要走通这条路，有前提条件需要满足。王朝统治者要真心让权，官员不能继续腐败，民众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如果王朝统治者让革命党人看出预备立宪只是缓兵之计，那么革命党人肯定不会罢休。如果革命党人认定清王朝即将垮塌，他们肯定不愿意加入体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车驶向废车解体厂？如果满清政府不能制止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官员金盆洗手，而是放纵他们争抢最后一道菜，那么，民众就不可能有耐心。因此，好心的体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渐进改革所最需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饭。这种改革需要一个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众的一举一动，必须像广播体操一样配合统治者的意图。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国家才好治理；只要这样，国家一定能治理好。然而，民众早就没有耐心了，不愿意再做广播体操了。为了获得推进改革所必须的共识政府必须得到民众的信任。然而，他们早就失信于民了。这样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进一步的悖论是，没有压力，当局不会被触动；一旦有压力，当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来，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然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不是中国人不要这样的强权，而是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实在支撑不去了。它们实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经撑到极限了。这一事实是所谓认可第二种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对的。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满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一百多年后中国人期盼预备政改。一百多年前，中国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这两项大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蹒跚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爱新觉罗家族亡了，国民党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来下面这些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一直拒绝离开：是安定，还是动乱？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激进，还是渐进？是改革，还是改制？是问题，还是主义？是普世，还是国情？是专政，还是宪政？这些是未来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问及中国问题之解的时候，许多朋友都回答我：强权就是答案，中国不可一日无强权。然而，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
原文刊登于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