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民众抗议活动，但中国社会稳定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体上仍显现刚性稳定态势。然而，由于官与民、贫与富之间的断裂在进一步扩大，压力维稳的成本巨大，各种社会风险全面暴发的可能性增加。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韧性稳定结构。
社会危机焦点
农民维权的焦点仍然是土地问题，中心议题是征地和拆迁。但与往年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市和城市周边地区不一样的是，2010年在一些实行所谓“增减挂钩”政策的省市，在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拆村建居工程引发的社会冲突显著增加，并因此发生了多起自焚等恶性事件。
这次拆村运动，与国土资源部2008年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管理办法若干细节不完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衔接。正是地方政府利用这个管理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的参与权，导致农民的权益特别是宅基地权益被严重侵犯，留下十分严重后果。各地政府在农民集中安置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行为，主要理由是为了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实际上的目的是运用国家的“增减挂钩”政策控制更多的建设用地而获利并提升政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通过各种手段侵占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还极大地提高了那些仍然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生活成本并对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抗议活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已离开农村的知识分子、商业及文化工作者甚至官员，也因亲人被强拆而参与到了抗议活动中。
2010年工人维权出现了一些新特点。5月份发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其中日资本田广东佛山南海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致本田在华4厂全线停工。广东佛山南海日资本田(HONDA)零部件制造厂、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江苏无锡日资尼康(Nikon)等，都相继发生罢工或停工。日资上海夏普公司工人和韩资北京星宇车公司工人也因要求加工资而罢工。这些罢工主要发生在一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参加的人员主要是80后和90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一代雇用工人。他们不止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这表明，新生代的雇佣劳动者的维权活动正在走向新的阶段，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工人权利运动。
2010年社会泄愤事件时有发生。如6月11日，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国庆开车行进中与行人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人，还言称“我是领导”，遭遇上千人围堵。最后马鞍山市委书记和市长及几百名防暴警察出面解围，这位局长当场被撤职，并被行政拘留，事情才平息。又如之前的3月26日，昆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五华分局红云执法中队对辖区进行巡查与经营摊主发生冲突，围观的民众袭击围攻城管队员、派出所民警及车辆，导致多辆汽车被损毁，多名城管工作人员和民警被砸伤。这些事件一般都因一些日常小事如车祸、非正常死亡、医疗事故、城管打人等引发，民众围观并继而发生严重的打砸抢行为。主要参与者大都是与事件双方没有直接利益者，只是为了发泄对“当官的”和富人等强势人群的不满。这类事件的快速增加，表明当前官与民、贫与富冲突十分严重。
2010年个体极端事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3月23日福建南平发生的郑民生杀害学生案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校园行凶案，都以不特定的学生作为攻击目标。这些案件的发生及其所暴露的极端者的扭曲心态，呈现出病态性的社会心理，具有明显反社会性质，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而6月1日，湖南永州市零陵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枪击零陵区法院法官事件，则是一些极端者攻击司法人员案件的典型，凸显了公权部门的信任危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网络特别是微博在民众维权活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反对乱征农民土地、强拆、公务员招考舞弊等问题上，网络发挥了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许多事件都是通过网民关注后，传统媒体的跟进而成为公共事件。由于微博的发展，使控制网络信息的难度增加，因此而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使一些问题获得解决，也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冲突。
压力维稳遗患
2010年执政者仍沿袭了长期以来的压力维稳的思维和手段。各级政府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经常采用运动式的维稳方式。这不仅致使政绩考核功能异化，而且“维稳工作”造就新的利益部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增长率每年在两位数以上，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文革”时期的一些游街批斗方式死灰复燃。维稳不仅成为了某些人和部门的利益所在，也成为了地方绑架中央、中央绑架社会的砝码。
虽然，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它能“笼络”住那些支持强力维持秩序的基本力量，迎合利益既得者支持“维持现状”的需要，也能够抓住普通民众希望安居乐业的心理。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
而且，这种压力维稳基于短期现实的考虑远大于中长期利益的考量，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举措。因此，从长远来看，压力维稳不仅不能保障稳定的长期延续性，也不能真正实现民众渴求稳定的愿望，反而可能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可以说，采取压力的手段维持稳定无异于饮鸩止渴。
更为现实的是，这种压力维稳使基层官员不堪重负。中央和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和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
长久以来，中国在稳定问题上都存在着泛化和扩大化趋势，有着顽固的“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群体冲突、停工、罢运等事件都会让地方官员胆战心惊，都让他们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维稳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基层干部不可能样样都懂，有时候难免顾此失彼，繁重的工作使他们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但仍然要面临上级严厉的问责。当前的很多基层官员已经面临着“对上扛不住，对下管不住”的尴尬局面。
而且，压力维稳已经影响到了民生与经济发展。压力维稳不但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使地方官员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维稳工作上，疲于应付，背离了政府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为民谋福祉的初衷。而且，为维稳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并不由官员个人承担，而是转嫁到纳税人身上。所以对基层官员来说，增加维稳支出虽属无奈，但也会尽力而为之。从长远来看，这种额外的维稳支出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压力维稳经常掩盖问题，不可能从源头上真正解决矛盾。
同时，压力维稳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导致的反弹压力越来越大。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的维权行动就会使这个传递路径发生转向和反弹，直接指向高层执政者，从而打破官僚制的层级结构，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循环。因此，如果完全不考虑民主化转型，不搞政治改革，对社会问题只能用强力手段。不相信法律，只能“讲政治”、搞人治，那么，除了能用一贯的“压力”体制层层施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压力维稳毕竟是短期的，不具有持续性，如果到“压不住、维不了”的时候再进行政治改革，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目标是使中国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
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充分满足民众的参政意愿，切实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这也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