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家约瑟夫·奈在《权力大未来》一书中对软实力做了范围界定：“一国软实力主要依赖于三种基本资源：它的文化(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它的政治价值观(当它在国内外遵循这些价值观时发挥作用)以及它的对外政策(在他人认为这些政策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时发挥作用)。”①从历史回顾和国际借鉴角度来考察中国国家及政府软实力的形成过程，也可以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三个视角去寻找其逻辑演进过程。
历史回顾：政府软实力的逻辑演进
政府文化软实力的历史回顾。中华民族拥有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至今仍令国人自豪，世界震撼。而今日中国人追求的“科学”，主要是“西方”自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之所以为人们所尊重，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容置疑。然而，中国人在推崇科技时，却往往忽视了中华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科技上的“早熟”，这是古代中国实力强大的重要保证。可惜的是，古代中国的政府并不太重视科技。古代中国的王朝更重视“治国平天下”，王朝为“家天下”，对于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种“家族”无论如何庞大，国民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的。除非这个王朝统治者不擅于治理，国家动荡，民不聊生，才会动摇其统治根本。因此，王朝统治者关注的是如何延续王朝统治，而非用科技改造自然及以之创造社会财富。延续王朝统治的最直接的文化，是以之“治人”的，这种文化早在汉朝就被汉武帝找到，即“儒术”。
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此时需要有一种统治术作为政治治理的哲学体系来治理社会，“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汉武帝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所以汉武帝选中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道是一种必然选择。”②从此，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政府统治的“正术”，诸子百家让道，科技虽然重要，但仅被视作“奇巧淫技”。今日总结古中国政府的文化软实力，古人有一整套对治国来说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哲学体系，这是中国封建制度能延续两千多年的重要软实力。但排斥或不重视科技的文化制度，使中国人失去了更好地改造和认识自然、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可能。当西方国家依靠科技发展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时，中国政府的文化软实力大大落后于西方。
政府政治价值观软实力的历史回顾。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然也有一定的分裂时期出现，但总体来说，大一统局面占据中国历史的主流。这是中国能长期保持强大国家的根本原因，在16世纪以前，中国当之无愧是世界东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世界中心之国的自豪就源于此。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书中曾说，当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时，东方的文明古国已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西方的公元1年，中国是西汉王朝，欧洲是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跟中国西汉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不相上下。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欧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就陷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但中国文化仍旧持续发展，从汉朝以后，唐、宋、元、明及清初，文化继续发展，即使出现政府更迭，文化都没有出现断层。”③中国在近代之前约1500年的时间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中国何来如此强劲的持续发展动力?
“大一统”这一古中国政治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中国疆域是西欧国家的两倍，西欧有几十个国家，中国疆域内在大一统下几乎都认同一个中央政权。大国之优在于可以保持文化的延续并以之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大国在保持国力强大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而维系一个大国实属不易，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就崇尚大一统的政治价值观，这对维系统一大国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出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又以汉族及汉文化为主导，即使政权更迭、政府更迭，只要汉文化仍然占有主流地位，即国不灭，不论汉人主政，还是蒙古族、满族主政，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大一统”在凝聚中华民族力量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大一统国家一旦建立起来，这个政权也一样会赢得人心，这点不足为怪。政治统一的实现带来了和平与秩序，同先前已变得无法忍受但尚未被超越的‘麻烦时期’形成对照，因此受到人们的欣赏。”④只要大一统的国家存在，就有了避免恐惧与威胁的保障，统一的国家对依附于其中的人们来说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永恒的认同，统一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这些都是古中国政府政治价值观中最具有软实力的方面，也是国强民富的法宝。
政府对外政策软实力的历史回顾。自神话时代的炎黄时期开始，中华民族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黄帝治万国(即方国，氏族国家)在运用硬实力征服的基础上，主要是运用软实力来进行统治，只要尊崇中央的统治权，服从中央的治理政策，方国仍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在尊崇中央政权的基础上，民族融合和文化包容，是古代中国中央政权采取的最重要的对外(或不同民族政权)政策，这正是中华民族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软实力所在。
中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强调了中国传统中的对外和谐包容的思想：“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这个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观。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⑤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以其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在长期对外交往中，中华民族努力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自强不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古以来，中国所追求的大国地位主要是以文化大国来作为对外政策的定位的，“历史上曾经有匈奴、突厥、鲜卑、金、满、蒙等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先后登台亮相，最后要么远走他乡，要么甘作配角，要么汉化，与汉族兄弟一起共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大剧。”⑥凡尊崇我汉文化皆我汉人，这种大汉民族的包容性、开放性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对外最强大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能化解、吸纳外来文明的优点，并为我所用，如佛教，在中国最强大的唐朝大范围传播且能被改造为本土宗教;这种软实力也能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归依中华，或向中华文化学习，如日本大批遣唐使来华学习，乃至留下做官。今日西方发达国家强劲的软实力所发挥出的优势，在中华唐宋强盛时期都曾发生过，这是我们非常自信地总结政府软实力历史演进的前提。
全球借鉴：政府软实力的内涵充实
政府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借鉴。科技所创造出的强大资产阶级文明是西方国家政府强大的根本。由于科技改革了一切生产工具并创造出强力的交通工具，一切农业国家、落后国家都被西方发达国家强行纳入工业文明体系。而一些中国人还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悠然前行，一向以大国自居的民族忽然发现西方科技文明船坚炮利所带来的硬实力的威胁，被迫纳入世界工业文明体系，学习西方科技成了政府及觉醒国人的必然选择。自然科学的引入激发了国人探索世界、改造自然的强烈决心。虽在特定时期也有过一定的偏离，但崇尚科学仍占政府软实力的主流，因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显而易见。今日中国的崛起也说科技文明是政府最强大的软实力之一，人们已认识到仅有“治人”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治理文化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政权统治术中具有主导地位，它也是今日政府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工业文明时代的政府治理与古代中国所处的大国强国封闭状态的统治环境完全不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仅有从传统政权统治术中延续下来的文化远远不够，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政府借鉴了大量的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理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全球化的经济迫使中国政府适应全球化治理，从西方国家政治治理文化中吸取许多有益内容，并将其转化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过实践证明，的确取得了意料中的成就。例如，为了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中国政府引入了科学管理、官僚层级制、扁平化理论、公务员制度;为了实现权力的监督，在行政机关内实现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分;为了实现政府有效管理经济，政府实行了积极财政措施、用企业精神改革政府、借鉴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理论。中国政府的改革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其学习能力有目共睹。全球借鉴已成为中国政府保持强大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政府政治价值观软实力的全球借鉴。儒家思想是中国乃至东亚价值观的核心，它是与欧洲中心论不同的新思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仅延续了儒家政治价值观中的精髓，也大量学习与借鉴了西方政治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府认识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政府最强大的政治价值观软实力，也是中国崛起的根本保证。
当今在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并不占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政治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政府向西方国家学习。“即使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可以互补而不是相互冲突。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而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许多中国中产阶级在职业选择、婚姻和消费偏好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朋辈压力。与西方中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级倾向于将民族统一放在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位置。随着中国年轻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西方人能从更大的群体性和归属感中受益。但任何一方走到极致，结果可能是致命的。”⑥强调个体的自由与民主是西方国家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若中国不加分析地吸收，必然会水士不服。但这并不能阻碍中国政府学习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中国政府也鼓励个人先富起来，并不阻止个人“发财”，因此尊重个人权利的“美国梦”可以自发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这对中国社会来说并非不好。中国政府在借鉴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增加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关的价值观，即“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
即使是同样拥有儒家文化的亚洲价值观，中国也一样予以借鉴，“儒学事例表明，一些‘亚洲价值观’，例如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也是可普遍行之有效的现代价值观。”在亨廷顿看来，儒学价值观可供美国生活方式作批判性的和适时的参考。同样，儒学价值观也可以作为中国政府软实力的一部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可以从儒学价值观中吸取精华，作为儒学发祥地的中国大陆，更具有学习和吸取精华的条件，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政府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外政策软实力的全球借鉴。中西之间在思维方式上有较大差异，“几千年来，中国崇尚自然主义，形成了直觉思维，缺乏精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注定自然科学发展土壤的缺乏，难以诞生现代科技。而崇尚自然注意社会人际，难以形成基于信任的契约关系，因而难以诞生基于契约的经济组织和市场经济。崇尚自然主义，缺少理论思维，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与权力制衡秩序。”⑦这种思维差异对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有较大影响。
中美政府对外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可确定性，而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可确定性较差。“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着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土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本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关系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⑧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可确定性，并非中国没有宣传自己的对外政策，而是由于中国政府传播的力度、广度有一定的限制。
因此，“现在世界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展开全球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是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前提。人们觉察的文明的冲突使得这种对话的必要性变得十分迫切。”⑨中国借鉴美国较有成就的对外政策，不仅要着力于承担国际责任、大国责任，也要加大与不同文化的对话。当中国政府已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后，对外政策也要建立起像美国那样的软实力。
现代构建：政府软实力的增强途径
政府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构建。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政府文化软实力构建的基础。文化的对话是相互的，
它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从来就与西方文化不相同，它“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有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⑩。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无论其多么强势，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只有能被中国同化的，才是能被接受的;只有平等对话，而不是外力强加，才能与中华文化交流。中国政府文化软实力就体现在这里，以我为主，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哪怕外来文化极为强大，亦如此;同理，即使是弱小国家的文化，只要有益于中华文化，也可能被萃取，就如同大唐吸纳天竺国的佛文化一样。
基于此，任何国家企图以其文化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强加于中国，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即使不断努力地向中国渗透也不可能得逞。虽然外来文化在某些国家的渗透也曾成功过，如东欧、前苏联的改旗易帜，有着外来文化的渗透的原因，外来文化想通过渗透主导中华文化是不会得逞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与中国的文化对话，增添国际不和谐的因素。这也不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智士所愿。
政府文化软实力的强大不能靠等，而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全面学习西方的科技并发展中国的科技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条永远不能放弃;同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中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的优势理论。西方文化的强势并非“纸糊”的，借鉴与学习应作为主体，一味地批判和排斥都不利于增加自身的文化软实力。
政府政治价值观软实力的现代构建。国家一统、民族团结是政府政治价值观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英、法等第一批国家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20世纪美、日崛起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日中国崛起是一个独立国家、文化独特、人口十亿级的国家的崛起，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崛起后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生机蓬勃的时代精神，不仅可以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使中华民族迸发出旺盛的创造力。中国政府政治价值观的软实力将在国际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并必定具有强大的话语优势。
政府政治价值观被认同与受其约束是一体两面的。“价值观在得到广泛认同时能够成为软实力的基础，这种软实力有不同的作用方向，美国既是权力的实施者，也是权力的实施对象。美国人能够从中受益，但同时也会发现自己受到了约束，如果美国想要保持吸引力，就必须遵循他人认同的价值观。”美国政府的政治价值观既对全球施加影响，也约束其自身的任为;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将对全世界施加一定的软实力影响，同样，中国政府也应按自身确立的政治价值观去做，只有言行一致，才能真正成为政府软实力。近来，中国政府极为重视政治价值观软实力的构建，政府合法性越来越得到国内公众的认可，努力构建服务型、节约型、生态型和学习型政府，这些都是增强政府软实力的重要措施。
政府对外政策软实力的现代构建。中国崛起后，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虽说这一言论与中国过快崛起还未得到西方公众广泛认知有关，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西方某些人的别有用心。“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西方国家的崛起，真正威胁了全球落后国家，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国近代就曾一次又一次地直接遭受这种崛起的侵害，可以说中国是西方国家崛起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相反，中国和平崛起后，为什么会遭受西方国家某些人的非议呢?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没落”。“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是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是西方的没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确也曾创造过辉煌，但是经历几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在西方文化主导下，西方对外关系主要以掠夺和侵略为主，西方的工业文明过度依赖全球资源和能源的支持，而西方文化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掠夺大自然，不断地侵蚀全球，西方文化真实地再一次威胁起了地球，这个威胁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带有毁灭性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
美国国内政党政治的腐败，严重影响了今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我们从媒体中看到的美国政治，是两大党之间无止境的一场竞技。然而美国人民对媒体及政客两者，都越来越疏离、不耐与愤怒。政党政治对许多人民来说，变得像一场虚有其表、所费不赀而贪权腐化的走马灯戏。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谁当选还不都有一样?有什么差别吗?”那么，由谁来再造新文明?中国的和平崛起给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个通过对外政策软实力展示的机会，再造一个新文明的时代即将到来，“软实力并不是某种形式的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它只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得到想要的结果的手段。合法性是一种权力现实。关于合法性的竞争性较量是增强或剥夺行为体软实力的一部分，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尤其如此。”中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没有掠夺的崛起，它在全球合法性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因此中国独特的和平发展道路为全球提供了参考，政府对外软实力的增强使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当今全球的各种挑战。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②③梁仁：《中国梦》，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第13页。
④[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06日。来源：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19.html。
⑥[美]艾伦：《中国梦》，北京：文汇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⑦姚国华：“制度昌明：重塑现代文明自信”，《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3月19日。
⑧[美]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序第Ⅵ页。
⑨[美]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323页
⑩张维为：《中国震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引言)第2页，第14页。
[美]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第117页。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译者导言第32页。
[美]托夫勒：《再造新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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