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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杨:欧债危机下,“新欧洲”从何而来

  

  欧洲债务危机越演越烈,牵动着世界神经。欧盟诸国一度将化解危机的希望寄托于IMF新总裁上台,如今形势不妙,新上台的法国籍IMF女总裁当然也回天无力,不仅仅希腊债务危机未得丝毫扭转,意大利等其他欧盟国家也在狂燃着债务烈火。事实上,化解这一危机,不是靠房地产资金链脆弱如丝的中国,也不是靠华儿街麻烦不断的美国,而是靠欧盟自己内部秩序的一体化重构。

  从宏观上说,尽管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欧洲,抱团取暖无助于从根本上治理债务危机,按理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自然会在逃过此劫后,不过当下欧盟诸国高效一致的团结协作,仍是扭转共同命运的救命稻草,而协作的关键又在于重新理顺欧盟发展路径,消解“去欧洲化”因素。目前看来或只有资本主义之“良心”德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在推动这一进程。

  据11月15日新华网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14日说,欧洲或正处于二战以来“最艰难时期”,欧盟各国必须结成更强大的政治联盟,通过建立高度一体化的“新欧洲”来解决当前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局。她认为,要建立这种政治联盟,就必须对欧盟条约做出相应修改,包括对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建立“严厉且自动化”的惩治机制,促使它们共同为欧盟承担责任。

  默克尔这番呼吁,当然有助于提醒欧盟诸国,债务困境之下,欧元区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度外,淡化欧洲认同感,想以防火墙自保亦不是出路,大家必须更进一步形成欧洲认同,实现欧洲一体化,以共渡难关。事实上二战以来,德国思想界也一直在推动着“核心欧洲”的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等思想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后民族格局下的欧洲,成立更为民主的“欧洲宪政共和国”,以促进“欧洲公共领域”的理性互动。康德对“世界内政”的期待、哈贝马斯们的“共和理想”,这些无疑就是默克尔在债务危机蔓延下提出重建新欧洲的理论根源。

  显然,在德国看来,救助希腊、意大利等欧盟债务危机重灾区,远远不能仅仅停留在出资援助这一低层次,还在于重构“欧洲内政”,推行金融交易税,建立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等以抑制投机,形成机制以维护欧洲金融秩序的稳定;欧盟各国更要摒弃私念,坚定政治认同,对内实现政治一体化,对外则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去勇于担当起欧洲立于世界图景中的共同命运。惟有如此,才能看到化解欧洲债务危机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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