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曾积极筹措款项，把自己的朋友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朋友们一再邀请他共赴法国，他两次在上海码头诀别众友，自己却坚持留在国内。事后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解释他的选择。“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惟有带着中国地盘的经验到西方去留学考察，才能参透中西，收获真经。所以他要留下来把中国地盘上的事情摸个透，也就是先吸足地气。
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一直深入民间社会和革命现场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直接的经验和认识，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指导同党。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寻乌调查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例子。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等等历代大人物都没有下过这样的工夫，这是毛泽东真正的过人之处。中国如何才能摆脱被殖民的厄运，和动荡困境，只有毛泽东找到了破局的方法，为中国命运的转变（革命）开出了一条新路。这跟毛泽东牢牢站在中国的地盘上，深深钻进底层泥土中，具有必然的联系。
简而言之，谁的胸中积累了关于这个地盘、这个泥土的足够多的真知识，谁就有可能解决这个地盘、这个泥土的真问题。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比较脱离泥土的人，他们喜欢坐在象牙塔里想象地盘和泥土。像毛泽东这样，紧贴中国地盘、深钻民间泥土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费孝通当然是其中极为罕见的一位。
费孝通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可是他的关怀、他的兴趣、他的学术目标、他的人生道路，全都指向着中国地盘和民间泥土。从中国东南的江村，到西南的禄村，到西北的河西走廊，费孝通一生都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底层）奔波，旨在为国人找到温饱生活，为国家找到兴旺发达之路。
有了这样的志向，也就知道应该去寻找什么知识。费孝通寻找知识的现场和方法，跟毛泽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地盘上、底层泥土中。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现场考察，积累关于这个地盘、这个泥土的足够多的真知识，以求解决真问题。这样的目标和工作方法，往往影响到他们的立场：跟底层社会最贫苦的人群站在一起，真切地了解他们、理解他们、爱他们，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办事。
由于有了这样的立场，费孝通对于底层人群的态度，与五四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判然有别。鲁迅坐在北京的书斋里，极尽夸张和漫画地描述着中国底层社会的愚昧、自私、麻木、阴暗。他对阿Q当然不乏同情心，但是他对于阿Q想拥有一张宁式床的愿望，是那样的鄙夷、愤怒，予以激烈的嘲讽和批判。我们这些读书人，跟着鲁迅的腔调批判阿Q的愚昧与自私，已经快有一百年了，至今没有降低批判的调门。
在相同的现场，面对相同的底层人群，费先生的感受、看法跟鲁迅他们大不一样，有时候甚至完全相反。费先生完全不同意精英人物认为底层没文化、更自私、更愚昧麻木的表述。他说，其实农民有农民的文化，只是跟精英群体的文化有所不同而已。农民的生活环境，没法学习精英那样的文化，也不需要精英那样的文化。
精英喜欢标榜教授的儿子会念书，并相信这是高智商的遗传基因所致。抗战期间，一些教授疏散到乡村，费先生就拿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儿子对比。你看在田间玩耍的时候，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在草丛中抓蝴蝶的时候，农民的儿子那么矫健、敏捷、灵动，教授的儿子却那么笨拙、怯懦，真是天壤之别。为什么？农民的儿子天天跟着父母在田间奔波，自然身手矫健。同样，教授的儿子天天在父母的书房里濡染笔墨之香，自然认字多，诵书多。这跟智商根本无关，不过是环境的熏染而已。
费孝通的著作中，对生活在泥土中的底层民众的生活、思想、行为，没有表现出看不惯的心态，也没有歧视性的表述。我们只能感受到他为解决底层人群温饱问题而竭尽心力的热肠，感受到他对底层人艰苦生活和屈辱地位怀有声泪俱下的同情和关怀。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阿Q想要一张宁式床的愿望，相反，当他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踌躇满志的阔少爷的时候，他就日思夜想着怎样让每个阿Q都增加一点收入，以便都能睡上宁式床。
没有吸足地气的人，只知道从古书上或洋书上抄几个概念沾沾自喜。他们纵使凭此建构再多的理论，也只是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没有滚足底层泥土的人，只知道坐在象牙塔里想象底层自私或黑暗。底层不发声的时候，他们批评那是黑暗的灵魂，底层一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则诅咒为暴民。这些所谓精英人物，纵使有造福底层的主观愿望，也只能背离底层的利益与福祉。
鲁迅对于阿Q拥有一张宁式床的要求保持高度警惕，费孝通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教阿Q怎样制造一张宁式床，毛泽东还嫌费孝通的方法见效太慢。三个人的心态一对比，不由得你不感慨。毛泽东首先给阿Q分配一张宁式床，然后将所有的阿Q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让每个阿Q还能拥有比宁式床更多的东西。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改变的，阿Q的命运也因此而大有改善。
鲁迅、费孝通、毛泽东对于阿Q的不同态度，当然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底层的命运关联太不一样，对底层的责任担当太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