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很难想到，在美国NBA这个“黑人当道”的赛场上，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小个子林书豪，居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再度演绎了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的奇迹。
但是，与刚刚从这个赛场退役的姚明不同，除了球场上的那些精彩之外，林书豪的看点，在球场之外也很多，比如对他的血统与身份的关注讨论。事实上，作为一个商业极度发达的国家，美国与美国人并不怎么在意林书豪是华裔还是纯粹美国人，他们更在乎的是他那未开发的商业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也不必再自作多情，对于商业价值暴涨的NBA球员林书豪来说，我们还是别谈感情的好，谈感情，伤钱，正如英语谚语所说的BusinessisBusiness（生意就是生意），而实质上林书豪也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完美的商业消费符号罢了。
国民心态与见识在进步
说了可笑，居然有中国媒体讨论林书豪加入中国男篮的可能性，表示“更需要林书豪下定决心，抓住机遇”。而林书豪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来CBA打球也好，还是加盟中国国家男篮，他都会认真考虑。
但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里面，很少提及林书豪的父母，他们拿美国护照，也保留台湾护照。而且从文化价值观上，他打球的动机是追求“永恒的快乐”，不是输赢的快乐。“我不是为球迷打球，不是为家人打球，甚至不是为我自己打球，我必须要为上帝的荣耀打球。”如果放到中国，这番说法那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你必须为了国家荣誉为了集体打球的，连感谢也只能先感谢政府与国家。这也可以看出，林书豪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生在斯长在斯，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一样，一个彻头彻尾的“香蕉人”（意指外表黄肤色，内心是认同白种人思想与文化的人，泛指在西方文化熏陶下出生与成长的中国华裔后代），“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代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演绎了一场“美国梦”而已。
当然，我们也都看到，在全球的体育界，更换国籍或者双国籍的运动员多如牛毛，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但在中国，社会对这样换国籍的做法，却经历了一番曲折认识。最典型的就是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日文名叫小山智丽），她在中国乒乓球队效力的时候，因为不服从领导安排，在1987年的39届世乒赛当中没有故意输给队友而遭到批评。何智丽一怒远嫁日本，加入了日本国籍，成为日本乒乓球国家队的一员。1994年，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代表日本队击败了邓亚萍、陈静、乔红三员当时最顶尖的中国乒乓大将。这让很多国人的感情很难接受，所以很多激进的粉丝一直叫她“卖国贼”。
如今大家看到这样事情早已很平静了，像现在中国的乒乓球、跳水、羽毛球等传统强势项目上，被外国引进的球员与教练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因此，当大家看到郎平带领着美国女排回到中国的北京奥运会赛场上，并且战胜了中国女排，夺走冠军，人们依然是平常心待之。
中国国民心态的成熟与社会见识的进步，可以从对体育人物的关注上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从以前把金牌视为性命，把冠军视为民族英雄，到了现在开始反思唯金牌论、举国体制的弊端以及开始关注英雄的背后的更多普通运动员，回归到单纯的体育竞技当中，去享受纯粹的快乐与激情。而这或许也是我们看待林书豪的最好方式与态度。
拒绝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尽管如此，现在很多人关注林书豪，仍未回归到体育当中，而是对其华裔身份有过分解读，引爆了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狂欢，称之为华人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媒体也想方设法把采访往身份上牵连，再加上一些官方的表态，无疑将一个体育现象升级为了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事件。
其实，联系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大陆移民的态度，就可以很好地发现人们对林书豪超级关注热潮，有着怎么样的非常态了。2008年，著名影星巩俐宣誓加入新加坡国籍，在网民中引起不大不小的震动。随后电影《建国大业》更是推波助澜，人们发现，很多演员都是外籍，一时间，竟被很多人视为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很多网友直接指出，这是不爱国，由此还对移民境外的明星们讥讽谩骂。
在这些指责里，一些人习惯地把国籍与爱国联系起来，上升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议题之中探讨，全然没有尊重个体权利下的理解。这样的狭隘民族心态，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
其实，正如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所言的，“它（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特别提出了“盗版”（piration）——自觉的模仿——的概念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族主义。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于是，“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英国历史学家汤姆奈伦在《不列颠的崩解》一书中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医的”。
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主义的感受就更加强烈，百年来的耻辱近代史，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患上了敏感而激烈的民族心理，哪怕早已告别了被侵略的年月，但一旦碰上国际之间的纠纷，民族主义的话语就一瞬间迸发出来，近些年来，从抵制日货、抵制法货再到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其“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该“驱逐骆家辉”）等等，无一不是这种脆弱而敏感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产物。
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公民”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或狭隘或激进），难以逃脱的关键词就是“意淫”，不是“意淫”所谓外部敌人（仇视他国、动不动地发动抵制、呼吁政府态度强硬、怂恿不惜发动战争），就是“意淫”自己人（国际上挖掘中国元素）。当然，相比之下，后者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前者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认识。
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正如文化学者葛红兵认为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整体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它能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奋进心和凝聚力，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它可以被认作是一种积极的思想；然而，民族主义是一口布满百合的陷阱，它同时也会导致孤立主义和对抗意识，拒绝同外族的融合、交流，拒绝对于世界性的普遍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外交操守的认同，从而自绝于世界大家庭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成熟的国家与国民，往往很少张口闭口搬出族群来说话，用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问题。因此，不管是对林书豪的过度想象，还是对明星移民的指责，抑或是对他国的激愤反对，本质上反衬出来的其实是这个国家和国民自信心的深度缺乏。
在对外上，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总是容易陷入两种陷阱：妄自菲薄和夜郎自大。而做到不卑不亢、自信自尊自强，却很难。但正如华盛顿说的：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民族主义心态往往导致态度和判断都是缺乏理性的，而且极具危险性。推及国家层面，其弊更远大于利。
回过头来想，如果更多人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转而去建构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加自信的中国国民心态与制度，是否比这争执与考究祖籍地更值得关注呢？不禁试想，假如中国现在也能够有一个白人成为我们政府系统的高官、各色皮肤的运动员进入中国国家队，一堆人排着队要入中国籍，那么谁还纠结于林书豪的祖籍，代表谁参加国家队比赛呢？更何况，随着全球化与地球村的来临，作为一个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更应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与共同价值之中，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公民”，让更多的国民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做一个心胸不仅有祖国更有全人类的“世界公民”！来源: 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