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毛泽东的时候，往往会有人提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不同意的人就会说他是一个狂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的政治枭雄，等等。排除这些说法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上的争论，但就大家所有评价中，虽然言语不同，但基本出发点一致的内容而言，普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不同于常人，而这个不同，又往往和他思想是否与常人认识范围和指向不相吻合有关。因为如此，所以有了以下的一些随想，提出来大家讨论。
一
说毛泽东是乌托邦主义者，说白了，是说毛泽东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是空想。
但什么是空想？想法之初是否就是空想，还是要到所谓实践证明了行不通之后，追认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对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当时批评圣西门，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去讨论那个批评的内容，而是从如何判断圣西门的空想入手，我们会提出这么一个质疑：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了，因此被“追认”为是“空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社会主义在它被提出来的时候，尚且没有圣西门那样的社会实践，连巴黎公社也还是后来的事情。但这个理论在批评圣西门主义的时候，就敢于说那个事实上失败的，事后追认的空想是空想，而自己尚未经过哪怕规模较小的社会实践认证的事情就是“科学”的，这是否科学，我以为很可以质疑。
其后，巴黎公社失败了，并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追求。显然，一次两次局部的失败，在提出这项理论和信奉这个道理的人那里，还不能作为将这样的理论视为“空想”的充分理由，否则那里还会有其后几乎遍及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九死不悔，依旧认定社会主义的道理不是空想呢？
毛泽东认定这个道理的时候，是十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初步站住脚，能不能顶住各种各样的压力，谁也还不知道。那时，来自世界思想界各种说法都有，流入中国的也不少，各种说法相互攻击，其中互相说对方是“空想”，是“乌托邦”的恐怕不少。为什么毛泽东选定的就一定是“空想”？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在初始阶段是成功是失败，那要非常严格的历史研究来认定，现在我们还在争论这些实验和事件，我们有什么充分的根据来判断那一定是因为“空想”而导致的失败呢？那样的失败因此就可以证明毛泽东所遵循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定是空想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实验中非常失败的例子－比如大跃进，但大跃进是因为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空想造成的呢，还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诠释不正确造成的呢？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却没有大跃进那样的失败，这能说毛泽东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空想吗？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如此用革命动员的手段来动员大众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是错误的。不过，这样的错误，与其说是空想造成的错误，莫如说是由于“狂想”造成的更为恰当。至于什么是狂想，它和空想之间的区别，容后再叙。
从历史后人的角度追认先人的一些思想是空想，这本没有什么可以过份指摘的地方。需要考虑的是：就算我们很有道理地认为那些是空想，我们是否也就真的有了理由出指摘那些空想主义者？要是没有他们的空想实践，我们怎么知道那些是空想，那些不是呢？而在当时，假如大家统统不想作任何“空想”，大家都非常识时务，我想我们固然不会有失败了的社会主义，但我们也几乎一定不会有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
二
空想和理想不过是换个说法而已吗？
理想之所以是理想而不大被称为空想，大概因为理想者，理性之想也。要是那样，我们于是就要争论一下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否则谁的什么想法提出来并且提出一套根据，都可以说是理想。在19世纪提出的各种辅之以各种理由的思想体系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曾经被非常多的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里面，非常各异的人群认作是“理性之想”。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那时的人们会如此热衷于所谓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理想。就算是在美国这个现在很多朋友都认定是真理之乡的国度里，亨利－米勒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曾大行其道。可见理性之想在时代背景的驱使下，并非那么简单地就可以和所谓“非理性之想”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的诠释当中，也提出过他的所谓“理性之想”方案，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也为中国相当多的人们认作是这样的“理性之想”，否则确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这件事情，我们除了得出“阴谋论”“权力斗争论”而外，就无法解释。但仅仅用阴谋论和权力斗争论，是否就真的能够解释何以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居然能够指挥解放军打败了装备和训练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我以为至少提出质疑应该是有道理和有根据的。
而假如毛泽东的思想之一部分在一段时间里，的确因为它的有效，所以被认为是“理性之想”，那么这样的理想之想何以事后被人称为“空想”，就非常值得质疑了。甚至我们的质疑应该延伸到这样的层面，那就是一时一地有效的“理性之想”放之于其他时空域中失效和无效，是否就构成我们把这样的“理性之想”笼而统之地排斥在“理想”范畴之外的理由？我们是否有理由因此称这样的思想为“空想”？
毛泽东“马上”得天下，得人心，现在有人以他动员的不过是流氓地痞乱民之说，我很怀疑。中国四万万人口中，居然有这么多的流氓无产者，这能解释得通吗？据称那些流氓无产者在农村一向不得人心，那么三大战役时大规模的支前运动何以解释？一种精致的理论肯定会包涵空想乃至阴谋的成份，但无论这样的空想和阴谋如何包装精致，它作为思想体系要影响大众，尤其是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大众，没有超乎阴谋和空想的实在成份，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的成份是否就可以认为是“理性之想”，它是否能够因为以这样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失败于是就可以笼而统之地被称为“空想”？
三
无论空想还是理想，在我们的论域中，还是指得相对系统，有相对完整论述的想法。这也是它们区别于“狂想”的地方。
毛泽东的所谓“大手笔”，折服过许多人，也造成过极大的灾难。这样的大手笔，是否是他那些相对完整，相对有完整论述的思想造成的，我以为我们要认真研究，有充分的根据才能判断。
我倒是倾向认为毛泽东在他相对完整理性之想之外，往往会突发奇想狂想。这样的奇想狂想，也往往和他的所谓理性之想相对有效，人们因之附庸有关。为什么他在指导所谓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不大见得到他的所谓“诗人气质”大手笔呢？尽管1945年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非常巩固了，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也喊了出来。我以为那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作为本质上的经验论者，还没有最终看到他相对比较系统的理性之想的充分成功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在朝鲜战争是否参战问题上，毛的经验论体系也还让他必须从料胜与料败的两个方面，反复推算利钝得失，所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他所谓“诗人气质”影响到他的时政原则。尽管那时按照苏联肃反的经验实行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意识形态非常强的运动已经事实造成巨大的社会伤害。
毛泽东之发狂想，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它始于大跃进。但大跃进是他“大手笔”诗人狂想的典型例证之一，我想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争论。那么是不是这样的狂想和毛泽东当时所谓自己理性之想在他的意义上有效有关？和因而引起进一步狂热的社会与党内认同有关？他在那之前不久已经听不进去所谓“右派”的意见，必须要用更大的经验论成功来证明自己理性之想的有效，否则就可能面对社会与党内对他的“理性之想”是否是“空想”乃至是“妄想”的质疑，这是否和他真正认同自己的“理性之想”有关？理性主义的要命之处是：任何理性体系都不能容许出现大的原则上的出尔反尔，否则理性主义系统就要走向自我否定。毛泽东的所谓经验论理性系统如何能够例外？
在这样不能例外的背景下，再来看他的所谓“诗人气质”，“霸主风范”，我以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想：一个理性主义者认定自己的理性是唯一正确和行之有效之后，这样的理性之上会不会充分作用于理性主义者的非理性和感情层面上来？进而会发自内心地认为凭籍如实理性与“气概”，改天换地不过是指日可待的“内圣外王”之举？
四
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往往会非常有道理地指出他实行专制的一面。那么实行专制是否也是理性之想的结果呢？
从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理性出发，我以为可以这样认为。但从理性必须首先是人的理性，是在尊重人的基础上的理性出发，我以为专制之所以不得人心，那是因为它的人文理性不充分造成的，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实行的专制如此，斯大林的专制也不例外。不仅所谓极左的专制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右专制也不能例外。
不尊重人文基本价值，这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里只说和专制者个人有关的一面。所谓妄想的一面。
妄想之所以区别于狂想，是因为狂想者面对的毕竟还是现实，不过是对现实不同的，全然来自主观臆测的，充满感情色彩的想法。而从心理学意义上看，妄想者则已经是在臆造事实，离开乃至扭曲事实，并在这样被臆造和扭曲事实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必定是臆造和扭曲的“理性之想”。所谓“迫害狂妄想群”就是典型这样的“妄想”。
诚然，我们不能认为世界上的专制者都是在心理上彻底有了毛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专制者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需要对事实的臆造和扭曲，都不能离开这样的臆造和扭曲于长远。这里不争论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人文态度来看待如此“妄想”，只希望试图描述妄想本身：我以为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写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已哀叹自己的所谓被“架空”，已经急需比如畅游长江这样的媒体可以大规模宣示于中的表演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长寿”，已经不但表面上，而且事实上接受了“万寿无疆”的虚妄祝福，这些是否能够作为根据，用来分析毛泽东晚年心理图中是否存在“生命焦虑”，由这样的生命焦虑产生一定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妄想症候”，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起码从我们观察人的生命历程对晚年心理影响的诸多例证里，可以找到充分可以类比的证据。
五
最后，无论是什么想，毛泽东是一个以思想为生命的人，这是他不同于许多不论人们怎样臧否的伟人或枭雄的地方。从伟人的角度上，赞同华盛顿的美国人把毛泽东排在影响世界的重大人物表上华盛顿的前面，是否有这样的考虑？从枭雄的角度上看，秦始皇帝晚年要赵高给他“指鹿为马”，毛泽东到了晚年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迄今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普遍接受，这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