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党代会上谈如何建设幸福广东时，提出要破除“党恩论”，汪洋这样说：“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舆论普遍为此喝彩，认为这厘清了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对祛除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大有裨益。
汪洋论述的，事关政治伦理，却让我想到在生活政治的层面，或许同样需要一场关系革命。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召唤的是摆脱“旧文化”与“旧家庭”的个体主义革命，时至今日，个体化的进程多了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特质，却是一场未完成的关系革命，并由此铺陈着新的可能性。
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于1948年的经典之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曾经深入考察中国人的关系格局，作出富于洞见的归纳，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也就是说，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党恩到祖荫之恩，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人的报恩文化尤为凸显，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或集体的利益。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话来说，则是“为他人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而在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眼里，家庭关系的变革取决于社会保障的提升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只有当人们不再依赖“养儿防老”的时候，家庭关系才能由以经济纽带为主转向以情感纽带为核心。
1948年的许烺光洞察了把握中国人关系文化的密码——祖荫下的生活方式，放到今天来看，仍是发人深省的。比如这样的一条：“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这是通过文化比较才能发现的幽微之处。西方人早在育儿的学问里习得的知识与习惯，像“与孩子对话，应当蹲下来平视”这样的育儿常识，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仍在大惊小怪或泛政治化。而“泛政治化”恰恰犯了“把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之弊，我们也由此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缺乏天真秉性、过度世故的中庸中国人。
当然，社会的变迁已使祖荫下的庇护形式有所不同，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之间有了新的关系模式。不过，蕴含于其间的基本文化人格及其养成的脉络，未必见得完全瓦解，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正在呈现，甚至在某些节点凝固僵化了。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体制承担的诸多社会保障功能反而转移到家庭，强化着家庭作为经济联合体的功能。诸如，不分房子了，不代表人们的价值观变革到愿意租房生活了，而是转嫁给了父辈。这不仅可能透支着上一辈的养老钱，也窒息着年轻人个人生活逻辑的舒展。但这一问题始终困扰几代人而无解，罕见年轻人或他们的父辈能够真正跳出“家=房子”的价值设计。
再比如性别关系的革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取消了，三从四德是过时了，但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之下，在家庭延续着落后的女孩养育方式的影响下，女性被新的“三从四德”裹挟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的地位从过去的人身依附到现在的经济依附或精神依附，依然处于“被统治”、“被宠物”的物化位置。甚至在公共场合，排斥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言论理直气壮、横行无忌。
虽然同样被描述为个体化进程，贝克及其夫人伊丽莎白笔下的欧洲社会的个体化，与中国式的个体化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当欧洲社会在讨论后家庭时代的家庭，讨论阶段式婚姻，讨论从“需求共同体”到“选择性亲密关系”的两性关系；中国人在讨论宝马上哭泣还是单车上欢笑，讨论丈母娘与房子的关系，讨论女人27岁后就“报废”。诸如此类价值观上的不对称，不仅仅是民主国家与转型中的威权国家的差异，更为深刻的，恐怕仍然有着强大的文化基因——价值观的变革远未来临。
从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可以看到，个体与家庭及两性关系依然紧张而混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虽然经历了去体制化的过程，虽然大锅饭不再，就业分配不再，但个体仍然是紧紧依附于组织和单位的。谁一旦宣告脱离组织而生存，依然被视为异类，热衷于谋求组织庇护，从大学生的考公务员热可见一斑。
由于公共生活的单一，个体所能归属的小共同体资源极为有限，这也导致了个人容易将“单位”拟人化，成了荫庇个人的另外一个“家”的延续和所在。人们喜欢把供职过的单位称为“老东家”，宣称“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推崇个人对组织的皈依与崇拜，并不鼓励人格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和意见表态，“圈子文化”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呈现。
“圈子文化”的极致则是各种利益共同体的站队、意识形态化的左右对立，殊不知，所谓左右，可以有“政右经左”、“政左经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等等交叉和精致的细分，以左右作为切割显得粗暴而蒙蔽是非，只为立场和圈子而急于“卡位”。
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到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中国社会可能正在孕育着新的个体主义和关系革命。这需要重新认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独自设计个体生命的逻辑，重新建构你的社会关系，而价值观的破茧革新只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