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巴塔耶说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文学创作”这句话时，就把我逼上了绝路：要么我不是人，要么我是个死人，无法行动。既然我是人，又是一个还能行动的活生生的人，我怎么能不写小说？我没得选择。
最近读到一个叫刘亮程的人写的小说，全是最地道的农村的事情，狗啦，牛啦，猪啦，老农民啦。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右派，被发到农村去，天苍苍，野茫茫，心中无限感慨，所以想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后来听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里娃，不禁肃然起敬。他最符合过去为作者设的一个标准：要体验生活。其实他根本不用体验，在村里扛把铁锨挖地，那就是他的生活。体验生活是知识分子作家的事，因为按照某种教条，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才需要去别处体验生活。
这种说法跟巴塔耶的说法可真是南辕北辙。按照巴塔耶的逻辑，写作才是生活，做一般的事情，吃喝拉撒睡倒不算生活，至少不算重要的生活。不但知识分子的生活不算生活，老农民的生活也不算生活。只有写小说的生活才是生活。这个说法我喜欢，那现在全世界总共也就那么几万人在生活，其他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这也是我不得不写的一个原因，我可不愿意被巴塔耶打成行尸走肉。
二
遗憾的是，我的生活实在乏善可陈。没有冒险，没有牺牲，没有严刑拷打，没有英勇不屈。比起父母一代，我的生活实在不值得一写。
那天，我最好的朋友、闺中密友对我说：我妈妈受过刑呢。我马上开始嫉妒她，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也是在20岁的时候就去了延安，但是他们一直在正面战场，跟大部队，从来没有去过敌后，所以也就没有机会被捕受刑。
妈妈那天跟我说，她也差一点被派到敌后做地下工作，如果那样，她的一生就会远比现在惊险，而且没准儿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我了——因为她可能在1945至1949年间被捕牺牲，而我是1952年出生的。
妈妈和她的一帮朋友去聚会了，缅怀他们的一个朋友，叫张露萍。他们曾经在一起受训，因为张露萍是四川人，在重庆有亲戚，所以被派往重庆做地工，后来果然被捕牺牲。而我妈妈如果不是河南人，完全有可能被选中，那牺牲的就不是张阿姨，而是我妈妈了。
那天我们去参观贵州深山里的息烽集中营，我见到张露萍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展馆里，心里一激灵，马上仔细去看，看到她住过的牢房，看到她英勇就义处，不禁暗暗心惊。在里面左弯右绕，走到一个高树森森的院落，迎面是一面爬满青藤的峭壁，有一条石头台阶蜿蜒伸向地下一个石头山洞，里面是各种刑具。导游说，这就是当年革命者受刑的地方。有一种残酷的刑罚是用纱布裹在受刑者血迹斑斑的身体上，审问时，往下撕扯纱布，人马上就变成血葫芦了，有时审讯完人已奄奄一息。我没敢多看，赶紧走掉了。
我有时会暗自思量，如果我受刑，会不会叛变。我不愿意往下想，因为我不知道答案，也许会，也许不会，多半会。于是，我开始进一步思量，如果生在妈妈的年代，我会不会选择参加革命，也许会，也许不会，多半不会，因为我远没有妈妈他们那代人那么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虽然我也向往浪漫主义，但是仅限于谈恋爱，对于改造社会，我的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
三
东东（我那闺中密友）对我说：我一直渴望为某件事献身，可是找不到这件值得为它献身的事情。这话可真是经典，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声。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献身。我们有满腔热血无处挥洒。更让人气闷的是，青春期时没赶上正牌的革命，赶上的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文化革命。最天真的人在这个革命中挥洒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却带着心灵的创伤匆匆走完一生的长途，不知所终。剩下的，像我这样比较狡猾的，早早回到自己的平淡生活中，混吃等死。
东东去了海外，成为一位著名的左派学者，每天为中国的现状痛心疾首，痛不欲生。那天我去伦敦开会住在她家，我们聊到凌晨4点。她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现在的政策不但比不上工党，连保守党都比不上，保守党都不敢那样剥削工人。可是不论他们在海外说什么，这边只是充耳不闻，该怎样怎样，令他们感到无奈和失落，眼看着他们热爱的国家像一架无人驾驶的马车，轰轰隆隆地向前狂奔，不是在绝壁上撞得粉身碎骨，就是一家伙冲下悬崖，同样躲不开粉身碎骨的命运。
更让她气闷的是，这架马车非但没有粉身碎骨，反而以一种不慌不忙漫不经心的步调往前走着，虽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倒也四平八稳，甚至带着一种呆呆板板、木木痴痴的表情。而我们还生活在这架马车上的人全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吃喝拉撒睡，做爱，养孩子，生病，死去，波澜不惊。
四
每天早上，我在我远郊区的房子里醒来，一般都是被叽叽喳喳的麻雀的絮语吵醒的，偶尔是被一种叫不上名的鸟儿叫醒，它的叫声婉转动听，使人感到意外的惊喜，我勉强爬起身，站在窗前，在那棵挂满青枣的树上找，想看个究竟，看是什么鸟能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可惜，天太黑，才四点半。找了半天没找到，只好放弃。还有一天，也是四点半，又被鸟儿叫醒，这回是布谷，没错儿，我知道它的叫声，我也不用起来看它长什么样，因为我知道它的样子。原来听到这么悦耳的叫声，想象中的它应当羽毛靓丽，个头也大些，没想到就是普通的小鸟样子，跟麻雀燕子差不多，令人相当失望。
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今天又碰上老严。他六十开外，退休前在情报部门工作。他家的房子有看头。
这院里每家房前都有一小片空地，各家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院子捯饬得五彩缤纷，争奇斗艳。风格迥然不同。看这家，整齐的草坪，防腐木盖的小凉亭，白果树和雪松，或者法国梧桐，没有一样能吃的植物。就连葡萄架上爬的都不是葡萄，而是一种只长叶子不开花的藤萝。草地里的夜灯常亮不熄，弹拨式洒水器的喷头不时喷洒，在落日阳光的照耀下映出一道小小彩虹。再看那家，小小庭院见缝插针种了西红柿、茄子、豆角、辣椒，红红绿绿，果实累累。菜畦边上，还种了几棵老玉米，鹤立鸡群似地戳在那里，几个玉米棒子正在吐穗，紫红紫红的。没多大地儿，能结十个老玉米棒子？
所有的风格中，数老严家的风格怪异。跟大多数人家只有一圈一人高的栅栏——有位外籍住户干脆就没有围栏，种了一圈冬青权当围栏——不同，老严家修建了三米高的水泥围墙，墙头还有一圈难看死人的铁丝网，严严实实的大铁门，门的右上方有探头，沿墙有视域相连的一圈监视器，到夜里，报警灯一明一暗，一派阴森气象。知道的这是一户普通住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座监狱，就差角楼和岗亭了。老严还养了一条大黑贝，黑贝是狗中智商最高的，专用军犬警犬都出自黑贝。多年积习，老严的床下从来都放着棒球棍，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他家是地工世家，在战争年代，躲哪儿都不安全，随时有被捕毙命的可能。老严小时候跟着父母过着东躲西藏不见天日的生活，早就变了惊弓之鸟，积习难改啊。其实老严人极随和，见人话不多，态度谦和，是一位谦谦君子。只不过在这和平年代，除了几个小毛贼，治安情况不错，如此如临大敌的设计，让人看了哑然失笑。除此之外，灰色高墙隐隐传来战争年代的残酷非人生活的气息，在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怪异之中，突兀地传递出老一代人的生活遗迹：那曾经是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一心要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
五
早上八点，我准时打开电脑，打开一个叫“小说”的文件。我绞尽脑汁，思前想后。直到晚上八点，我还是只写了五个字的标题“平庸的生活”。我的生活如此平庸，实在没啥可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