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先生已经在文章中声明了，他并不支持这种“不腐败才要亡党”的理论观点，只是揭示了这种理论观点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我就来向同意并支持，甚至是“采纳”和“执行”这种理论观点的人士指明这种理论观点错误的“要害”！
总结方绍伟先生“不腐败才要亡党”的要点就是：集权管理对官员“忠诚”的依赖和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廉洁”的依赖和重要性。但是从本质上说，腐败本来就是“不忠”的表现，忠诚和腐败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忠诚的本质是“唯上”，而腐败的本质是“为私”，二者从根本上不可调和。所以，方绍伟先生的文章中还没有点明的“不腐败就要亡党”中“腐败”的重要性，不是“忠诚”，而是“控制”！！历代的帝皇为什么喜欢用“贪官”，就因为抓住了贪官的腐败把柄，就可以绝对地控制你。而相对来说，廉洁的官员如果追求的不是金钱和权位，往往就具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性，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道统”！他们往往会以“帝皇师”的“儒生”身份来对帝皇指手画脚，这对于一些非“明君”的皇帝来说无法容忍。这就是几千年来集权统治下“贪官”的生存空间。
但是，可能方绍伟先生还不明白，为什么希腊的直接民主会被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统治所替代，而直到19-20世纪诞生才诞生了相对完善民主制度？这种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不能从希腊民主中直接诞生？或者是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诞生。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吗？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阶级主导并强加给人类的吗？
我们应该认清一个历史事实：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和普及，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工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因为工业化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为前提和必要条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就必然伴随着市场交换，而市场交换的本质特性就必然要求公平竞争和交易双方的自由、自愿和自主，这就客观上使民主政治制度成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必然的、必需的制度保障。所有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规律性结果。
如果我们认清了民主政治制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结果，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明白，“不腐败就要亡党”的理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生存的空间，但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它和集权制度一样，已经身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在这里关键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贪官的腐败已经无法“控制”，一旦民主的制度性缺位，为腐败开了制度上的方便之门，市场经济就必然为腐败的失控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上的便利。这种腐败的便利几乎可以说是存在着失控的必然性。这也是为什么在自然经济社会中腐败都是小打小闹，能够影响皇族统治的大贪，多数都是全国性的、在帝皇本人支持下极个别人物，如严嵩和何申等。而综观当代中国，一个小小的科级贪官就可以贪上几个亿。难道当今中国的腐败和反腐败的实践还不能证明和检验一个真理——在中国现实的集权体制中，腐败正在走向失控，甚至可以说已经失控！
所以，我希望那些崇尚“不腐败才要亡党”的理论观点的人士，尤其是具有决策权的人士，应该清醒了，应该趁早认清民主政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一样，集权管理者同样也必然地失去对贪官的控制能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控制和利用贪官是集权统治的常用伎俩，而恰恰是贪官腐败的不可控制，客观上已经反复地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集权制度更替和灭亡的导火线。
2011年7月19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