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多半个世纪以来，总体上可以把几亿农民生命的历程概括为：抽血、贫血、补血、造血。这8个字既反映出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的特点，又描绘出农民生活艰辛的历程，更重要的还在于进一步寻找解放农民的根本出路。
一、新中国农民总体上是幸运的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高低的一项综合指标。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75 岁，发展中国家为 63 岁。截止到2001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71.8 岁，而在解放以前仅有35 岁，55年间延长了一倍多。这完全得益于中国长期的和平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的日益改善，才使得13亿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人均预期寿命超过 70 岁的国家为长寿人口国家，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岁，比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高出7岁，已经跨入了长寿国家之列。中国人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也变成了现实。不过，对于中国几亿农民来说，他们在生理上发生的巨大进步不能代替精神上所受到种种的社会歧视。现在每当人们谈起农民时，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等级、个人身份、生存状态、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心理结构。可以说农民的精神负担并不轻松。
二、新中国农民的命运又是极其坎坷的
新中国成立55年来，亿万农民既有土改分田时喜悦的心情，也有“谁先参加合作社谁光荣”的政治盲从，还有人民公社带给他们许多的憧憬、理想、苦难和失望。直到1978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明确提出对待农民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即在经济上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要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才真正使农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土地“大包干”使农业生产连续几年大丰收，基本上解决了几亿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乡镇企业和“民工潮”又使农民拓展了新的就业和致富门路，村民自治还使9亿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以正常行使，农村“费改税”有望使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来的“皇粮国税”……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长期困扰“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还远远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几亿农民走过了55年的诸多坎坷和苦难。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相差6岁左右（其中城市居民为75.2岁，农村居民为69.5岁）。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1：1，若按市民实际的消费水平计算则为6：1。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般为1.5：1。可见中国城乡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极其危险的地步。鉴于现实的复杂国情，我国城乡差距在未来10年内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究其原因就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几亿农民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削弱了农民自我积累的基础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1.农民失血过多。新中国成立至今，几亿农民一直处于失血状态。一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农民失血。1952年至1990年，农民为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的绝对额为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接近300亿元，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1.7%来自于银行储蓄。这说明，我国执行长达4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是农业剩余净流出的主渠道。1998年至今，国家商业银行相继撤并农村金融网点达3万余个，对农民实行“宽进严出”的存贷差别待遇，致使农户贷款无门。即使农村基层信用社也出现了存贷差资金外流的反常现象，譬如2002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为19875亿元，贷款余额为13937亿元，存款大于贷款5938亿元，全部倒流城镇工商业用户。此外还有一个只许存款而不管贷款的“抽血机”——邮政储蓄所，全国每年通过3.2万个营业网点，使县域内资金流出接近5000亿元左右。据估计，每年从农村流出的资金规模高达6000亿元以上，平均每个县在3亿元左右。现在不管是农民种田挣钱、外出打工挣钱还是办乡镇企业挣钱，大部分剩余资金被国家金融机构抽走、掏空。二是由于国家征用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农民失血。建国初期农民几乎占有全部耕地资源，1952年底国营农场拥有土地面积仅为2000万亩。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突然改变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而转向实行三级集体土地所有制，由此造成农地产权只能单项转移为国家所有，造成农业用地总量减少和土地收益流失。根据1996年全国土地资源普查的数据，国有土地占总面积53.17% ，农村集体土地占46.18% ，尚未确定权属的土地占0.65%。特别是从1987年至今，各地愈演愈烈的“圈地热”造成非法占用耕地3689.4万亩，地方政府部门获取土地差价的净收益估计在14204亿元至30991亿元之间，造成4000万人以上的“三无”农民（指失地、失业、失保）。若按现在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今后30年间国家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到那时失地农民将会超过78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的总和。三是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脱节所造成的农民失血。改革开放26年来，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1994年至2000年实行地方财政“大包干”，使县乡财政供养人员由2251万人猛增到2959万人，净增加了708万人，每年仅增加人头费一项高达上千亿元。此外，乡镇“七所八站”的准行政人员还有几百万人，也需要一个相当数目的开支。再加上村组“半脱产”的农民干部大约1400万人到1500万人，都需要向农民摊派。全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大约700万人的经费支出，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镇财政占78%。这些支出项目最终都会落到农民的头上。除此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集资、收费和摊派等负担，像无数个“吸血虫”一样爬满了农民全身，千方百计地榨取油水。据有关专家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以承包集体土地要交纳“税、租、费”等名义，被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强行拿走的资金大约有15000亿元至20000亿元之多。四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农民经常性失血。即在中国，城乡居民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投资制度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使农民时刻受到工商业资本隐性的盘剥。譬如，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经出台，立即引起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冲销了政府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好处。而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日常生活消费包括衣、食、住、行、用的一切商品，工商业经营者决不会做亏本买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头到尾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农民只能采取在家种田“倒贴钱”或外出打工从事最差的工种、拿着最低的报酬、忍受着种种的歧视。
2.农民普遍贫血。多半个世纪以来，农民总体上处于失血过多的状态，造成农民普遍的贫血。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仅为2.9%，平均每年每人增加不到3块钱，而1978年至今的26年间，农民每年也只增加不足100元。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79.8%的农民家庭消费支出不足2000元，多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和1500～1999元，仅有20.91%的农户年消费支出在2000元以上，其中在5000元以上的只占2.44%。特别是在“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3000万人左右，还有3300万人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地区仍有2.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占当时的农民总人数30.7%。目前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900万人，若加上最低收入的6000万人，中国至少有9000万人是属于联合国确定的极度贫困人口。更让人担忧的是，农民的“贫血症”至今还得不到及时治疗。据1998年底的统计结果，全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9300万人，参加社会保障的只有2.4%。农民有病而无钱诊治的人数大约在40%～60%之间。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542.5元，而农民仅增加了385.5元，还达不到市民一年增加508.5元的水平。1978年至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由267元扩大到5713元，而占13亿人口中的5%少数富人，又拥有全国银行存款总金额的一半以上。事实上早在1996年，中国积压商品和物资总价值就已经达到5000多亿元，1997年为3万个亿元，1998年高达4.6万个亿元。如果农村居民能够达到市民现在的消费水平，那么每年可以新增加5.3867万个亿元的购买力，完全能够消化掉所有的库存商品。因此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富人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的恶性循环。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同志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如果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就会激化，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其实我国中西部地区在“费改税”之前，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农民交不起各种税费了，被迫拿出的“上缴款”也是子女们外出打工挣的钱。可以说9亿农民早已经被政府掏空了。
3.国家给贫困农民集中补血的成本太高。1978年至2000年的25年间，中国政府在减缓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看，全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900万人，贫困面由30.7%缩小到3.1%。但是，我国从1986年开始至今，对“老、少、边”地区（18大片、698个贫困县）的贫困农民集中输血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而又沉重的。一是在1986年至1993年的8年间，国家对贫困地区投放资金的规模大、管理松，采取的是“撒胡椒面”式的官方救助方式，多数财政贴息扶贫资金和银行低息贷款变成了死滞资金，这给国家和贫困户都造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二是在1994年至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阶段，国家对贫困县集中投放扶贫资金与实行县乡财政“大包干”发生冲突，原本用于给农民输血的“救命钱”却变成地方政府用于培植自身财力所谓的“工业启动资金”，有的甚至直接用扶贫资金来弥补县乡财政缺口，真正用于贫困户、特困户很少。在不少农业大区，国家扶贫资金中有90%左右用来“吃饭”，而用来给农民“做事”的钱最多不超过10%。三是长期以来，国家财政用于支农资金的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且管理环节多、漏洞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表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有70%左右用于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仅以２０００年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直接有关的仅为２００亿元左右，约占１０％左右；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４６０亿元左右，占整个资金投入的２３％左右；属于以间接方式支持农业、农民、农村的资金大约在１４２０亿元左右，这包括对大型水利、生态、气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大部分支出以及农产品流通补贴等约占整个资金投入的６７％左右。再如，2004年中央出台所谓的“高含金量”一号文件，国家财政拿出支农资金达到１５００亿元，也是建国以来最高的。不过这笔资金中直接补贴农民的不足400亿元，可谓毛毛细雨。的确，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但是，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仅靠国家拨款是十分有限的，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总之“解铃还须系铃人”，造成农民普遍穷困的根在哪儿，我们就应该从那里着手解决。
4.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自身造血。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在高深的理论问题上兜圈子，其实大量的历史事实胜于雄辩。我国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前期，赋予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和人身自由，这很快使战后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起来，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5.8%。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国家给农民下放一点“保命田”（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5%），这又很快使农民度过了难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容忍农民自发搞起土地“大包干”试验，这使农村贫困人口一下子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总体上下降了一半。1978年至1984年的8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7.7%，这是建国以后的30年中增长最快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小城镇也迅猛崛起，这使9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断扩展，整体上结束了几千年“土里刨食”的历史。当然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德尔博格所言：“给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们又会把绿洲变成沙漠。”这表明农民对土地制度安排有着理性的反应和明确的要求。同时，若能够放活农村土地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政府放松对农民的户籍管制，给农民自我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我相信9亿农民的可塑性或叫做首创精神肯定会释放出来。一言以蔽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今后的农民根本出路在于自身造血。
回顾并检讨新中国农民生命的历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已经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多予、少取、放活”解决农民问题的大思路。2004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又把“增加农民收入”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工作重点和突破口来抓。那么，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条件和任务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对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方式和方法是否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呢？因此，我建议2005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或即将出台的重大决策，要把“放活”二字放在重中之重。中国下一步的农村改革，一定要着眼于长远考虑，积极地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治本之策，真正建立起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使9亿农民走上奔小康的发展轨道，也才能够使农村各项改革迈开坚实的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