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体效应为核心的“伪公共领域”浮出水面。自由主义变成了“有字主义”，左派思想家变成了“做派思想家”
当前中国思想生产领域的“斗鸡”现象
2012年7月6日，天空晴朗，微风轻抚，神州大地虽然没有红旗飘，但是却有战鼓敲。就在这一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以法国大革命的先烈姿态走到了北京朝阳公园南门口。他们聚集在一起，号召“人民”起来奋斗，就像正在号召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的围剿”的后果：两“排”公知，长期“微博”论战，终于意识到微博者，微小之搏斗也。“蜗牛角上争何事”?小小微博，载不下这伟岸的知识牧师们的身躯，于是，干脆走到前台挥拳相向。你一拳我一脚，这才是改造历史的真实力量的显现。
报道说，长期“微博”斗争，令双方都很不爽，于是约在7月6日于北京市朝阳公园南门口“较量”。结果，一对一的“约架”吸引了一堆人。在一阵“叫嚣”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在混乱中倒在地上，他事后指控对方“有组织地围殴我”，特别是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和某艺术家都参与殴打他，还称后续录像会记录这“文革式的一幕”。而一些讨厌“五毛党”的网民则认为，吴法天其实是假装摔倒。事后，周燕则以胜利者姿态在“微博”宣称：“转告同事们，鸡蛋两枚上脸，后背三腿，裆下三脚，软的，没检查出结果，场面太大，警察武警已到，我全身而退，毫发无损”。某艺术家称自己只是“去劝架”，后悔“心软没抽”吴法天。
有趣的是，韩寒没有参战，却比参战的人显示出更大的热情。他在“微博”上说，“一个男的在自己微博上公开侮辱女人，同意约架并欣然前往，这男的就欠抽，别扯什么公知、民主、法制、文革，也别反咬他人，谎说自己被围殴。满地打滚是碰瓷犯的特征。就两个字，欠抽。这事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是蒋经国，也得抽。”
没有比韩寒的这一段话更能解释这一场“历史大战”的内涵了：不要再借“民主”、“法制”这些崇高的大词做思想贫乏的遮羞布了，打架就是打架，找抽就是找抽。原来如此!这些打着各种民主自由或者公平正义旗号的人们，一旦血性激活，就露出了自己的底裤：公共知识牧师的思想斗争，“这事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也就还原了当前中国思想生产领域斗争的真实景象：斗鸡!何为“斗鸡”?内有三义，不可不知。其一曰姿态大于宗旨。斗鸡之双方，乃是为了打架而设置出来的。为何而战?为何而斗?种种答案不过是借口，打起来才是目的。
其二曰热闹代替深刻。所有斗鸡，最充沛的功能乃是“好看”。鸡毛乱飞、鸡飞狗跳，这才能有围观的效果。斗鸡不是鸡斗，前者旨在表演，后者旨在输赢。
其三曰激烈的消闲。没有比斗鸡更能让人感觉惨烈的同时，又令围观者大快人心的事情了。看起来你死我活，其实并不伤筋动骨;看起来金刚怒目，却不过是提供了一场反抗者互相抓破脸皮的快感。
简言之，“公知斗鸡”，所谓的知识分子为了正义而奋斗的幻觉，却不过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媒体围观事件，让思考者变成了明星，让思想变成了“八卦娱乐版”的谈资。
“斗鸡”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几个好大喜功或者有点泼皮气的文化斗士的一时兴起。在我看来，之所以中国公共领域的思想家们能够以“抽人”或者“被抽”为乐，归根到底乃是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丧失思想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当思想家们不匮乏拳脚相加的勇气，却缺少理解思想对手之社会内涵的想象力的时候，朝阳公园自然就变成了“中国牧师们”斯文扫地的斗鸡场了。
当思想的想象力远远小于身体的爆发力的时候，“斗鸡”就发生了。究其根源，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蜕变与思想退化，养育了“公知们”的各种奇形怪状。
一个健全的社会，至少应该具备这样三种相互维系又互相斗争的三种知识生产场域，相应也应该具有三种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
“普遍知识分子”主要承担回答一个社会的种种形而上问题的任务。康德肯定不会对某个记者的批评而放下仰望星空的姿态去热情论战，同样，看起来激烈的尼采，也不会因为“五毛党”而怒发冲冠。普遍知识分子的存在，保证了一个社会思想生产的基本质量，保证了一个民族不仅仅培养思想家，更培育思想的胸怀。
“专才知识分子”则坚定不移地叩问各种现实问题，执着地给社会和历史一种深度考察。他们也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终究启发人们发现崭新的生活领域和知识方向。自从有了弗洛伊德，谁还会相信“圣人”呢?而韦伯则让我们深深怀疑任何权威的合法性。专才知识分子旨在塑造着我们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
而自从人类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批判知识分子”就活跃在各种生活领域。“批判”之本义，不是指攻击、围观和群殴，而是“分析”、“归类”。所以，批判知识分子，又可以称之为“分析知识分子”。如果说普遍知识分子偏于“思维”、专才知识分子偏于“发现”，那么分析知识分子则偏于“阐释”。
而这个十年来，中国的三类知识分子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分裂”：学院知识分子埋头学问，追问着种种抽象真理，对于现实问题要么冷漠麻木，要么就干脆做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批判知识分子要么学院化、要么公知化，误以为“批判”就是攻瑕索垢、嗡嗡嘤嘤;而普遍知识分子更是本来就稀缺。
于是，思想生产领域的三种基本力量都在蜕化消解。这就自然让鼓吹公共领域思想空间的声音，变成了一个以媒体效应为核心的“伪公共领域”浮出水面。自由主义变成了“有字主义”，左派思想家变成了“做派思想家”。开口灵魂或者文明、闭口民主或者公平的牧师们，说着让大家激动的话语，占据着某些媒体的各大版面，却原来不过是制造“媒体围观”的策士。
简言之，热衷于媒体轰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充满思想泡沫的口水。思想的力量不仅仅体现为维护自己观念的能力，更体现为充分了解对手的非合理性的能力。阿多诺没有“约架”布莱希特，恼怒的马克思不曾偷偷在牛津大学门口伏击那位无聊的喜欢打假的教授。在这里，“宽容”并不是因为一个思想家的品格，而是因为思想的深度足以包容性地理解对手的缺陷。方舟子敏感于蒋方舟的“舟”字，韩寒会具有借“USB”骂人的“智慧”，但是，唯独缺少因为懂得而慈悲的思想想象力。
说白了，思想的匮乏和对思想的藐视，才会有力求把思想斗争变成媒体八卦的“斗鸡”事件发生。也正因如此，这一次“约架斗鸡”，已经完美实现了公知们的共同政治无意识，实现了他们嘴巴里不愿意承认、事实上却乐此不疲的“思想明星化”的总体战略目标。所以，不妨说，2012年7月6日下午，正是中国思想界笑语狂欢地埋葬自己的历史时刻。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