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人们最常提到的就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论。最近，我重读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对“差序格局”的理论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思考。“差序格局”是费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生动表述，在阐述中他结合了自己所观察的大量社会现象和人际交往中的亲身感受，是从他人生的实际体验中得出的观点。同时，他在提出这个社会结构模式时，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系，把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及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如果我们脱离了中西社会的比较，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差序格局”的本质含义。
■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团体格局”
费先生认为，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同一个团体中，每个人与这个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在团体成员之间，人际关系就像是“柴束”中那一根根并排平行束在一起的柴枝一样，平等而简明。“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组别或等级可被视为内部的“亚团体”，在每个组别或等级内部，成员们之间彼此仍然是平等的。
在“团体结构”中有两个边界清晰的团体单元：一个团体单元是“家庭”，指的是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父母对于成年子女，通常在经济上是没有必然的义务和责任的，他们一起外出吃饭，可能会各付各的钱；另一个团体单元是“国家”，费先生认为“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要？因为国家的行政边界即是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基本制度实施的地理领域，而正是这些基本制度使一个现代社会得以建构和运行，使公民的各项权利、责任和义务得到制度保障，所以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国家”是最重要的团体单元。
欧洲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它们通过近代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特别是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民族—国家”后，才逐渐发展出来当代的社会制度。虽然各国之间在制度的细节上也存在着差别，但就整体而言，西方现代社会确实在许多基本方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费先生认为，可以把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归纳为“团体格局”，同时又把它视为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
与“团体格局”相比，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形容为“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为了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西方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进行比较，我们来分析一下“家”和“国”这两个基本团体单元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中各自的特定含义。在“差序格局”的网络中，“家庭”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具有“伸缩能力”，甚至可以“伸缩自如”，“‘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一个小国”。掌握各类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私人网络中心的这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私人关系的紧密程度，甚至决定了他的“家”的边界。穷人往往“缺亲少故”，富贵人家则“亲友如云、高朋满座”。一个人如果发迹，不但他的亲友必然受惠，甚至会惠及这个家的其他所属生物，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体系是“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在这个次序中，波纹最深、与每个人最切身、而且最被看重的是每个人“己”的利益，其次是他的“家”，然后是他所在的更大一个范围的团体，这样一层一层推出去，最后到“国”和“天下”。
在西方社会，每个人对自我的评价所依据的是社会公众共同认可的制度和法律，有社会整体设置的客观标准，人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个别同事或邻居的说三道四；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某个人怎样”则是取决于他自己周围的“圈子”里人们的评价。于是，一个人的被承认，就取决于他是否妥善地处理了自己与周围人们的关系，而不是依据什么客观固定的标准。“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中国人根据他与别人的关系，根据那种使所有的人通过‘彼此互负义务的一套关系’而相互传递的‘道’，来明确表示他的‘自我’”。这“一套关系”，就是“差序格局”中人与人相处的规则，中国人就是在维系这个“差序格局”和遵循其所要求的“一套关系”中被认可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人们在相处时也依据这套规则而对彼此的行为有一个明确的期待。
费先生把“差序格局”形容为水面上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面的描述。如果我们把这个描述进一步延伸一下，想像有两个石头同时被丢到水里，这样就会出现两组波纹，这两组波纹各有一个中心，在水面上彼此的波纹相互交叉。位于甲组中第二波中的一个点，也许位于乙组中的第四波，如果我们把这个点看作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与位于甲组中心的那个人的关系比较近，而与位于乙组中心的另一个人的距离则比较远。这与“柴束”中平行束在一起的一根根柴枝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不同的。但是这里仍然是一个二维的平面空间。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引入“社会分层”结构作为空间变量，以每个人为中心，把“差序格局”中的一个个人都想像为三维空间中的一个个点，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空间中平行的距离，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分层”的距离，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相互交汇，而且还动态地移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缩”，这样的动态三维空间，也许可以更生动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的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平常，中国人的脑海里是没有国家观念的”。“家”和“国”这两个在西方社会非常重要的团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最最核心的是个体的利益。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心目中“国”的地位和意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
从一般的想法来看，封建王朝中的大臣们是应当绝对效忠于皇帝和皇朝的，因为皇帝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荣辱，皇朝为他们提供俸禄，如果把皇朝(国家)比喻为皮，官僚们就是附着在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般人都会这样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如果我们用“差序格局”的思路来理解这一现象，就很清楚了。在那些小官僚们的心目中，他们自己是中心，而决定自己升迁荣辱的是自己直接的上司，奉行“县官不如现管”的处世哲学，认为主管上司是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属于从“己”这个中心推出的“第一波”。皇帝固然重要，但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在小官僚们的“差序格局”里只居于一个边缘的位置，既然如此，他凭什么要替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利益考虑那么多！等到他们到了尚书或宰相的地位之后，直接上司是皇帝了，这时他们才会认真地把皇帝放在日常的议事思考范围中。用“差序格局”的框架来解读传统社会里大小官僚的行为模式，可说是一针见血。
正因为传统社会中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因此他们才会不断地提醒基层的小官僚们，要他们关注皇朝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提倡“忠君”，表彰历史上对皇帝特别效忠的人物。这实质上是皇帝要求天下人都以他为“中心”，用以皇帝为中心的、单一的大“差序格局”来取代天下人心中千千万万个各自独立的小“差序格局”，这真是谈何容易。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皇帝，不但需要有绝对的权势，还必须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个人威望，这样才能够使天下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小“差序格局”抛在脑后。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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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
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差序格局”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这一概念十分契合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揭示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自我主义。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
●特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某种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人治社会。所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