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农村社会搞不好如同瞎子摸象，摸到了大象的一条尾巴，就以为了解了大象，并宣称大象就如同一根绳子。我有农村生活经历，后又搞农村问题研究，曾自以为了解农村；读了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的《农民、政治与革命》，方知自己还很肤浅。真正比较全面了解传统农村社会的是米格代尔这位政治学家，虽然他并没有长期生活在不发达农村，而生活在发达的美国社会。这就是理论的魅力；好的理论总是超过具体的生活经验。
理解农民的保守、农村的封闭
早有经济学家说，一切人都是经济人，都是利己的，也是理性的。但具体到了农村社会，特别是传统农村社会（米格代尔称为内向型农村社会），这一判断似乎不对了。似乎有那幺多的证据能证明农民是保守的、非理性的和不思进取的。读了米格代尔的著作后你会感觉到，认为农民保守和非理性，一定是我们的观察力存在问题。
所谓农民的“保守”，不过是农民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米格代尔的研究发现，外部世界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不安全的、存在巨大风险的世界。反复发生的官吏的掠夺、商人的盘剥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大社会奉行对农民不公平的制度，而旧制度对农民提供了更多的保护。”
我们曾苛责农民的平均主义，但平均主义制度对农民提供了保护。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如果有人突然富了起来，一定是这个人与外部世界有了联络，而这种联络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威胁。于是，一定要让富起来的人破财，破财的办法之一是举行名目繁多的节日庆典，把多余的财富挥霍掉。“破费财富是在社区里获得声望的一种手段。只有在自然条件很差、农民日子很穷的情况下，农民才是节俭的。相互间请客送礼也是维持内部团结的方法。如果有人胆敢违反这些行为规则，农民就要制裁。嘲笑、恶语中伤以及拒绝合作劳动，是通常的制裁办法。
农民也是很理性的。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常常作效益和风险分析，也在政治上不断算计。农民可以接受很少几盒香烟或一些浴巾和几块肥皂，作为对县议员候选人投票的交换条件，因为农民认为不论谁当选与自己关系不大。
多数社会“改革家”都想使内向型传统农村社会尽快转变为外向型的现代农村社会，而对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真正能够理解的又有几人？米格代尔认为，关于转变的条件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首先一个条件，是任何一个传统农村社会总会有一个或几个人拥有足够资源和愿望向外部社会扩张，他们不在乎或者能够抵御来自乡民的“制裁”。但是，少数几个人跨入开放性的主流社会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的转变，关键是大部分村民怎幺样走出内向型的传统农村社会。
大部分村民是在持续的外部压力之下被迫进入外部社会的，这些压力主要是：1·人口增长。农民本来有调节家庭规模的机制，但死亡率下降得太快，社会机制来不及进行调整和适应。2·政府税收和中间商的盘剥，迫使农民进入市场，变卖农产品换现金。3·工业品与专业性服务进入农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手工业者的收入。4·一些农村领袖在外部社会取得成功以后，不再愿意承担保护社区农民的义务，社区内部规则和组织受到破坏，农民在社区内部不再能得到安全。在这些压力之下，一般农民家庭出现家庭预算危机，农民不得不寻求克服危机的办法。
克服危机的办法有传统的，如开垦荒地、家族械斗以及宗教教派之间的残杀。但这些办法最终不是克服危机的出路。长期或短期移居（打工），面向市场组织生产，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寻找新的资源等一切扩大对外界参与的途径，才是解决家庭预算危机的真正途径，也只有通过这个途径，农民的转变才能“终成正果”。然而，这个转变之路却是布满荆棘、充满血泪的道路。
农村转变的障碍：
腐败、垄断和社会结构不完善
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高兴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关于现代化的辛酸故事。“农民没有完全进入大的社会制度，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许许多多社会条件的限制。”“（在对外联系扩大后）外界社会制度的不安全感仍继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折磨着农民，并对农村社会制度的性质产生巨大影响。农民发现，由于他们缺乏某些重要的资源和技术，大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惯例经常不能保证他们拥有完全操作这些组织和惯例的权力。”
米格代尔认为，引起农民不安全感的是腐败、垄断和社会结构不完善这三大因素。“贿赂最终提高了种植商品作物的成本。”“农民经常要面对一个贪婪、需要高额赋税养活的剥削性的政府组织。有时，他们还得给地方军阀和其它有势力的人纳贡。这些情形阻碍了农民进行经济革新，阻碍农民积极参与市场。”其中最可怕的是政府的税收。“在一个内向型农村，假使农民仅仅能够保持低水平的预算平衡，那幺任何一种税收的增加，都将导致农民陷入绝境。”更有道路不畅、市场渠道阻塞、仓储能力不足、信用机构的歧视、荒唐离奇的政府干预等种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方面的不完善，使农民无法摆脱生存型农业。
“当国家渐趋安宁，政府的压迫减轻，市场逐渐安全时，农民就会慢慢地扩大对外界的参与。”这正是政治家们所喜欢的社会改良过程。
革命还是反革命？
一方面是压力，又一方面是拒绝，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给农民留下多大的生存空间！
农民会因生存空间的挤压而去诉诸社会、诉诸政府吗？不，“在多数情况下，农民对外界组织的重大决策只有很小影响力。农民对下层官僚的影响很小，更不用说对制定重大决策的官僚的影响了。”“因为与其它阶级相比，农民的组织能力很低，农民所掌握的资源较少，缺乏建立组织所需要的知识。”只要农民是分散的，不论农民的数量有多大，在社会上他们都不会获得平等的对话能力。
但是，农民还是有可能发难，有可能“革命”。农民是否参与革命运动，取决于三个因素：1·农民因家庭经济危机而被迫不断扩大市场参与。2·政府不能创造秩序井然、切实可行的制度；农民的市场参与充满了由腐败、垄断以及结构不完善引起的危险和损失。3·能吸引农民的革命领导人和革命组织的出现。“在不存在这三个条件的地区，农民哪怕是再贫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不会去造反。”
农民还有反革命的一面！“本世纪农民政治行为基本上分为两类，反革命的和激进革命的。墨西哥农民曾经支持过……残酷镇压革命的政权。”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法国革命时期农民就一度站在了反革命的立场上，恩格斯曾给予评论。遗憾的是米格代尔没有就此展开讨论，而笔者虽以为此论甚为重要，但这里也不便多说什幺，只想说，除非你是政治家，否则你不要轻易向大众喝采，更不要轻易向农民喝采。 经济学家与人文主义者谁更尴尬？
米格代尔批评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以为，那些有足够资金投入的人导致了变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把社会转型看成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像舒尔茨这样的制度经济学家也“只把注意焦点放在个人，而没有考虑个人所面临的社区和阶级的限制。”经济学家更爱谈市场，但是，市场上谁在交易？谁有什幺权利？权利结构如何发生变化？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就视而不见了。所以，经济学家常常不能预测重大社会变化。这是经济学的尴尬。当然，经济学正在改变自己，但改变得还远远不够。 国内近年有所谓“人文主义者”也在批评经济学家，但这种批评好象《共产党宣言》里所讲得封建主义者批评资产阶级一样，也让人尴尬。我在米格代尔的书里看不出他在关怀农民，看不出他有什幺爱，而只看见他絮絮叨叨地在解释着什幺。也许他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实实在在地关怀着农民，但我们看不到。他大概知道一个人如果始终把自己的价值观捧在手上，解剖社会的手术刀就拿不起来了。科学工作者不是传教士，他不应该劝告人们如何去做，或者劝告也没用；而应该告诉人们事实和事实的原因，尽管这样做不能赢得大众喝采。 《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次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J·米格代尔着，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