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中国社会怪诞事太多，随手一抓几乎都是电影情节、小说素材。在这里生活，活脱脱像生活在大剧院。
医生替产妇接生后，以婴孩畸形为幌子卖掉别人的宝宝，医生干得出这种缺德事，新生婴孩的父母竟也相信。被骗上当的夫妇还不只一对，可以想象买卖婴孩的犯罪行为涉及的是一个多长的利益链条。
某军旅歌唱家的小孩涉嫌强奸女子，被告现在反告别人卖淫、敲诈勒索，指控对方抚摸他的下体挑逗，受害者与被害者身份一下翻转，情节与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十足雷同。
还有那群上海法官，什么地方不好去，竟上夜总会集体嫖妓，肆无忌惮搂着小姐走来走去，最后被人剥光道貌岸然的外衣，原形毕露。如果连一线城市的法官都如此不检点，在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情况又如何？
法官玩女人，加之玩法律及贪腐之嫌，在失序的社会里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要说怪诞，最怪的还是那位网络爆料者的“非典型式复仇记”与“侦探式反腐”的行径。
他花一年的时间跟踪法官出入风月场所，整个偷拍和跟踪过程前天经搜狐网站采访曝光，使用设备之齐全、计划之完整、逻辑之严密，套用中国时下网络流行语，实在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该篇题为《法官的地下世界》的报道呈现镜中人与掌镜人共筑的“无间道”怪诞世界。两方角色对调，没有执法权的人当起了执法人员，掌握司法权的公职人员却反倒成了被检举对象。
在文章的描述中，爆料人“老陈”很像是混过江湖的大老板，他自称资产上亿（人民币，约2000万新元），名下轿车有4辆，且每辆车配不同司机，轮流接送，但一起案件败诉却让他从大老板沦为上访民众。
因为怀疑法官赵明华干预案件审理、影响裁决，他决定以个人的方式复仇，“打官司我栽了，他们这一拳打得我晕头转向，但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狠踢一脚，一脚把他踢死！”
于是，被逼到死角的的老陈当起了调查记者或私家侦探。他定时监控赵明华，每逢赵明华驾车外出，他就尾随其后，为了不让赵起疑心，他隔三差五换辆车，有次甚至还租了摩托车，“跟丢了我就回家，我不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我有的是耐心，慢慢和他耗”。
在长期的跟踪之下，他渐渐看清一个法官的地下世界：每天5点半下班、频繁出入夜总会、歌舞厅以及各类男子会所、有四处房产、包二奶。赵明华参加岳父追悼会，老陈还深入虎穴，在马路对面买了一个花圈就进去，并站在赵明华身后5米处。
他向媒体炫耀他的偷拍装置，隐蔽的摄像头就藏在棕色镜架边框上，带上眼镜，所见画面便可秘密摄录。他说： “我将来要别的干不了了，我马上开个私人侦探公司。”
真没想到，爆料这个工作还可神奇般地搞出产业链，实地深入敌方的爆料者日后都可考虑转行当私人侦探、司机、保安人员、摄影员、摄像员、演员甚至是记者，也可考虑组织提供全套的“一条龙”服务。
在约5000字的长文中，老陈有两句话很具震撼力。他说：“他们妄用法律坑我钱财，我就用纪律把他干掉，我是干了纪委该干的活”。他又说：“我完成了一个人的复仇，以我自己的方式”。更让人惊呆的是，中国网络舆论几乎一面倒支持爆料者用一切手段去复仇、去讨个说法。
以黑制黑的社会肯定不正常，若人人都用自己的一套执法手段去维权，社会等于出现一个个小型的个体黑社会，即便这一个个黑社会的“黑”都带着些许无奈，它还是黑的。不过，老陈像基督山伯爵那样自行报复的行为却普遍获中国网络舆论赞扬，没有多少人探究他偷拍取证的行为是否触法，法律法治被蔑视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凯泽尔在《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说，怪诞是由滑稽和恐怖两种成分共同构成的，“意外和惊奇”是怪诞感的基本要素，怪诞既使读者觉得滑稽可笑，又使读者感到害怕恐惧，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矛盾心理。
滑稽和恐怖，确实就是“怪诞中国” 给人的感觉，它颠覆你的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当正常的法治社会生态无法建立，弱者、被剥夺者没有公平顺畅的申诉渠道，官方的监督与纪检体制又失效时，个人复仇行为即使触法也被舆论视作为社会除害的英勇行为，这是多么滑稽又恐怖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