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沿海发生的几起“聚众滋事”已大致平息。背后，既有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积怨，也有官民之间的矛盾。此类事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已是中国的老问题。问题已老，各地的解决方案如果还是大事化小，逡巡不前，才是最要忧心之处。
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独有。几年前巴黎的非洲移民二代找不到工作，反抗社会排斥，使该城火光冲天，无数汽车被砸，令人印象深刻。但在中国，情况显然更严重。不仅因为这涉及到2亿以上的庞大流动人口，更因为中国的“新移民”们，还处于候鸟状态，连最基本的教育、福利与政治权利，也远未得到保障。由于无法分享这些权利，他们只能处于工具性的生存状态，很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以千万计的外来者在新城新村工作了一二十年，却依然是典型的异乡客。
危险正在显性化。重返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可能。蓄水池能蓄的，只是已经快被榨干了的第一代农民工。年轻人想平等地做个城市人，进入本地的主流与中坚阶层，却处处碰壁，遭受歧视。在这个民智早已开启，启蒙基本完成的时代，这绝非长久之计，被体制隔离者必然要冲破隔离体制。大坝筑得越高，冲决的力量就将越强。
早在几年前，讨论这种城乡隔离体制隐藏的危险时，“恐惧”、“城乡内战”这类强烈刺激情绪的语汇，已被媒体与学者屡次使用。词语只是工具，支撑者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权利与福利落差带来的结构性怨恨。
如果有最基本的城乡权利公正，这种怨恨，本不应形成。譬如，在沿海某村，本地人只有7000，外地人却有八万。本地人有土地、有厂房、有资金，外地人有劳力，他们一起创造了巨额财富。自由市场下，大家各有所得，经济景气时，多赚点，经济不景时，各自承担不同的风险。老板固然赚得多，但也可能赔得倾家荡产。工人少挣点，却也不至于没了身家。只要规则公平，或赔或赚，各凭运气与本事，都不应心生怨气。
现实却往往是，劳资出现了纠纷该如何解决，可以在哪里摆摊，买个摩托车在村里跑要不要交钱，交多少钱，这些规则都由城里人、本地人来定，乡下人、外地人没有话语权。
规则既严苛又不公，治安队中的烂仔们执行起规则来，更是无所顾忌，外地人受欺负，便在所难免。日积月累，权利不平等导致规则不公，最后内化和固化为身份认同的巨大差别：我们是外地人，是穷人，他们是本地人，是富人。我们是打工的，他们是老板——他们欺负我们！
此种认知一旦形成，社会便分裂为壁垒分明的不同群体，阶级意识、地域意识、族群意识重叠加强，相互激荡，一点火星，便可能引爆剧烈冲突。无论壁垒这边的“我们”，还是壁垒那边的“他们”，都不免身不由己地卷入爆炸式的冲突，所有人的安全、自由、梦想、财富，便一起处于危险之中。
怨恨不生，和平方起。拆除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间的种种壁垒，怨恨才无所附着，让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公正的政治制度与法律规则之下，休戚与共。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序地安排行动步骤，一步一步地达成让每个能在当地找到工作的人，享受同等的基本权利。即，让城乡的孩子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劳资发生冲突时，老板与工人，得到公正的行政或法律裁决；地方政府发红包时，新移民也应有一份；一个村子一个社区如何管理，让打工者们也有发言权……这是一场深刻的平权运动。
这场城乡平权运动已经启动，但是几个重大关节尚未打通。新选举法将城乡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从4∶1调整为1∶1，纸面上，城乡选举已经平权。关节之一，这些“新移民”的选举权，还远远没有落实在工作所在地，他们不得不回原籍参选。即便人大选举有实质进展，这数以亿计的选票背后的巨大政治能量，也很难在工作所在地体现。后面的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权利的平等改革，也就无法随之展开。关节之二，便是选举权的真正落实，还需要政府给出更大空间，更有赖于参选者与选民们的艰苦努力。选举权更好地落地与城乡的权利平等，理当齐头并进。
形势已经很严峻。大手笔放开户籍限制，实行居住地制度，让这些新移民平等地参加选举，才是改变城乡隔离的根本途径。惟有平等接纳他们，对抗才会被消融。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奠基于一场伟大的平权运动。
